在现代作家中, 满族作家老舍与回民关系最为密切，友谊最为深厚。他生长在北京，自幼“与回教徒为邻,同学,交朋友”，后任教于青岛山东大学和济南齐鲁大学，又结识不少山东回民朋友。他曾自豪地说:“在青岛、在济南，我都有回教的拳师教我练拳，其中的一位还作过塾师”。抗战期间，老舍串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 为团结各民族爱国文化人士共同抗战，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联系紧密，又与复旦大学教授马宗融等众多回族文化人士交往频繁，友谊深挚，亲密如同手足。

老舍重友情，对朋友真诚、热情、豪爽,至死不渝。他与回族友人的相识、相交莫不如此。尤其与著名回族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亲密交往, 至今为人们所景仰称道。老舍是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对戏剧艺术颇有研究,见解独道精深,常常坦诚至真、推心置腹地与马连良先生探讨戏剧。据老舍夫人胡青先生回忆，直至解放后，马连良先生每次到王府井北口的清华园浴池淋浴后，必到老舍先生家品茶聊聊天，切磋戏剧艺术，每句台词，每句唱腔，都要字斟句酌，决不马虎，生怕有疏漏之处。两人的友谊数十年来从未间断。196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老舍亲笔为之写序，指出马派京剧在唱、做、念、打等方面的艺术独创性，对马连良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执着于京剧艺术创新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北京回民传统麻酱烧饼

老舍不仅广交回族朋友,而且还关心回族教育,曾身体力行, 帮助发展回族教育。 在北京马甸回民聚居地, 至今流传着老舍支持创办马甸回民公立学校的事迹。在旧中国,回族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五四”运动以前,回民子弟大多仅在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很少有机会学习汉文及新科学新知识。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期,一些回族有识之士,对土耳其等一些伊斯兰国家作了考察,痛感“世界大势非重教育,不足以图存”, 于是奋而提倡 “经汉兼读”,致力于发腰回族教育,提高回民素质。为此,1921年,马甸清真寺向京师学务局提出申请, 要求在马甸建立一所公立回民学校 (国民学校)。是时,正值老舍担任京师学务局社区管理工作。 老舍对马甸回民的办学要求,给予积极支持,鼎力相助。 他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在多次深人马甸作调查之后, 连续撰写三个报告,呈请京师学务局审査批准。在老舍的忙碌奔波下, 这所回族民众盼望已久的公立学校终于宣告正式成立。马甸公立回民学校的创办, 凝结着老舍的心血汗水。抗日战争爆发后,索以爱护国家、捍卫国土为信德的广大回民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号召下，纷纷走上抗日战场,打击日寇。 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广大省区,回民支队, 回民骑兵师等抗日武装多达几十支, 他们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道,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解放,同敌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付出了巨大牺牲。 为表扬回族人忠贞爱国,奋勇抗敌,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为“引起国人对回民生活和回教文化的注意”,以消除民族偏见, 促进各民族进一步团结,共同肩负起拯敦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特谢老舍写一部宣传剧。 老舍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紧迫,遂邀请剧作家宋之的一道,两人合力创作,剧名叫《国家至上》。

老舍、宋之的均为北方人，从小对北方回民的生活习惯及传统美德较为熟悉,而此时.老舍又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刚从西北访问归来,途中接触了不少投身抗战的回族爱国人士, 耳濡目染其抗日热情及斗争事迹。这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依据和现成素材。“不必临时去找材料"(老舍语)。 加之,两位剧作家在创作中严肃、认真,慎之又慎,剧本写成后.又勤加修正。井拿到中国回民教国协会朗读,征求回族人士的意见。凡"情节不妥当的地方,不舍回教生活习惯的用语",均“一一改正”，这就使得该剧的创作, 获得了巨大成功。 作品艺术而真实地表现了回汉两族人民面对日寇人侵，经历了血与火的洗 礼，消除隔闽，团结抗战的革命斗争生活。

剧作重在宣传团结抗日,但却攫脱丁当时流行的一般抗日宜传剧模式。 没有说教，没有空洞的呐喊,全剧着力表现的是大敌当前,回、汉人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除了累积多年的成见而复归于好",共同对付凶恶的敌人的美好心灵品质。主题深刻，情节感人，人物性格生动真实，令人信服。

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创作, 其意义也为一般宣传剧所不可比拟。 在历史上,回汉民族由于信仰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互有误解,加之历代反动统治者居心叵测的挑拨, 造成了根深蒂圊的互相轻蔑的偏见, 甚而发生过流血冲奕。在现代,自大革命失败以后, 国民党反动派又公然背弃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革命主张,他们在民族问题上, 承袭了历代统治者对回民的歧视和 "消灭政策",不承认回回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就连“回民"二字都不准用"。直至抗战时期, 在国民党官方文件以及蒋介石的“训令”中,都把回族称为“回教徒”, 或 “具有特殊生活习惯之国民"。“国民党的选举法,没有回族参加的选举资格“,“政府所召开的主要会议与国民党参议会, 不准有回民的代表参加",“甚而在回族聚居的村、镇,回民也没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据此在河南、河北以及陕甘宁等回民众多的地区,挑拨离间回民与汉民族的关系,妄图破坏民族团结, 以达到 “以华制华”之罪恶目的。话剧《国家至上》的创作、演出,对于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走狗的反动宣传, 粉碎其分裂中华民族的罪恶阴谋, 对促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团结抗战, 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该剧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呼声, 剧作在重庆上演后,轰动了山城,引起了各民族各界的强烈反响。 继之,又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乃至西康演出,深受各族民众的欢迎,影响遍及香港及整个国统区乃至敌占区。 广大回民同胞更为剧作的演出欢欣鼓舞。在重庆上演时,剧中女主角张孝英系由著名女演员张瑞芳扮演,回族人士亲密地称之为“我们的张瑞芳”。1941年夏天老舍到大理时，回族人士争先恐后前往迎送。有ー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定要看看这位《国家至上》的作者,并请老舍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可见此剧在祖国边陲早已家喻户晓, 更可见回族人民对老舍的感激之情。 老舍也因此而兴奋地说,“因写这剧本,我结识了许多回教的朋友”。

老舍对回民的深厚情感, 在他写于六十年代初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也有着鲜明、突出的表现。清代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其中,对回民的仇视、压迫尤甚。满清反动统治者历来将富于反抗精神的回族人民视为眼中钉,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一次又一次组织了对回族人民的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北京的回民,幸有康熙皇帝的“圣谕”庇护,悬挂在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圣旨匾额就明白告示:“恩准”回民“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官民”不得“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 如有违者,“职司官先斩后奏”。但满清统治者对北京回民的仇视和政治压迫并未松懈, 仍心存戒备,百般猜忌,严加防范。

老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正红旗下》,通过对回族朋友金四把叔叔遭际命运的描写, 真实地反映了清朝末期满清统治者对回民的仇视和残酷的政治压迫。金四把叔叔勤劳、能干、“爱清洁”,“严守教规”, 人格高尚,“是个真正的好回回”。在他身上,充满着伊斯兰传统美德的光辉。其超群的武功,更令人赞叹、敬佩:“近距离摔跤,中距离拳打,远距离脚踢”,“十个八个小伙子甭想靠近他的身子”。在人们看来,“应当起码做个武状元”。然而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金四把叔叔终不得志,只得在街头摆摊做小买卖, 聊以维持生计。 作者深感愤慨,为他的遭遇,为所有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压迫回民的悲惨命运鸣不平。 他沉痛地写道:“在北京,...受满族统治者压迫最深的是回民”,“在北京的回民们只能买卖羊肉,烙烧饼,作小买卖,至多不过是开个小清真饭馆。”进而,对制造“民族牢狱”的罪魁祸首满清最高统治者作了强烈谴贵:“我就不能明白, 为什么皇上们那么和回民过不去!”。 金四把叔叔的遭际命运,是满清时代, 无数个惨遭压抑迫害的回民子弟悲剧命运的缩影。 在他身上,寄寓了作者对回族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尊重与同情。

“创作之根总归于爱”(鲁迅语)。作品叙述了作者一家与回族朋友金四把叔叔的深厚情谊,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清真古教”、对回民的人格情操的深情赞美。 书中写道:“我至今仍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人民的庆祝的。”这正道出了作者的情感之源。只可恨,六十年代初“左”的干扰,扼杀了作家的创作生命,使这部拟以作者的经历,从ー个侧面展现清朝末期社会风云,揭示在人民的反抗下,腐朽、反动的满清王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巨著,仅写出十一章,作家就不得不搁笔。继之,“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揪斗, 又将老舍逼死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太平湖上,留下千古遗憾。

“斯人已去,伟绩长存。”老舍与回民的珍贵友谊和对回民的深情关怀，永远铭刻在广大回族人民的心中，激励着回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团结一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