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孟杨、刘髯公、刘霁岚三位报界老前辈，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津门著名报人，有津门报界“三刘”之美誉。人们都听过民国报界三刘，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三人其实都是西赵河命兰祖的后裔，永乐二年天锡祖夫人张氏带领三子来到沧州定居。长子命远落户到南皮黑龙村，次子命长落户到牛进庄，三子明兰落户在西赵河。命兰祖有十个孙子俗称十门。刘髯公是六门17世。刘霁岚是八门18世，刘孟扬是十门17世。

民国时期津门报界“三刘”之刘髯公

刘髯公先生（1893年-1938年），字仲儒，回族，杨村人，刘髯公家是武科世家，祖父是举人，曾随回族将领左宝贵赴朝鲜抗日担任武官。刘髯公父亲曾有货运船只运输。刘髯公读过几年私塾，于18岁离家，搭一条客船从杨村沿运河赴北京，想自谋生路。一连几天流落在街头。一天在车站偶然拾到一个公文包。他不爱财，竟到处寻找失主，可巧是法国使馆一位武官丢失的，物归原主，武官很感激他。武官问起他的身世，知道他通晓文墨，便把他留在使馆当一名“录事”，后又派他到天津任法国公使驻津办事处的调查长。刘髯公性情洒脱、诚挚，广交朋友，渐渐在法租界有了较高声望。此后刘髯公娶妻生子，又开了一个明星自行车行。

在列强瓜分租界地的天津，刘髯公深感民不聊生的痛苦，决心创办一份平民化的报纸，替老百姓说话，畅所欲言，大抒中国人民的志气。1924年9月，刘髯公与好友段松坡、薛月楼三人凑10000元基金，合伙创办了《新天津报》，刘髯公任社长，段松波任副经理，薛月楼(擅绘画、书法，亦粗通外文)任协理兼报纸主笔。《新天津报》报社地址在今长春道与河南路交口处（法租界内），1932年迁入大马路（意租界内）。

刘髯公出身寒微，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多，他创办报纸，虽然既没有势力强大的政治后台，又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是他熟悉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偏重实际与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报纸的发行对象锁定在平民百姓阶层，并在《新天津报》的报头旁另印一行副标题：“平民化的报纸”，把该报的宗旨明显地昭示给社会大众。
《新天津报》初期为四开小报，日发行量仅500份。《新天津报》面向平民大众为主，不登桃色新闻，大量刊登老百姓所关心的某些社会弊端的评论文章和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突出真实性与通俗性。

刘髯公还派人到书场里，记录诸如蒋轸庭等著名评书艺人所说的《雍正剑侠图》等长篇评书，经过编辑文字加工后，在《新天津报》上连载。这种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色的办报方针，受到为数众多的天津市民欢迎。后来，刘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陆续发行了《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晓报》、《新天津画报》、《新月刊》等六种报刊。同时扩充报社，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

几年后，《新天津报》日销量最高峰时达到五万份，这个发行量在当年的天津报业实属罕见，《新天津报》一跃成为天津的名牌报纸之一，在全国报刊界很有影响。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每当黄昏时候，天津的街头巷尾随处可闻卖报人那“看报看报，新天津晚报”的叫卖声，它几乎成为当时天津街景市声的一种特色。

刘髯公为人豪爽仗义，性格倔强直率。还是他在法租界工部局任调查长的时候，就深刻体验到在外国人手下做事的艰难，他一心谋划着有朝一日自己在社会上独立创业。他创办了《新天津报》后，自身的机警干练得到充分施展。他对报馆内部的人事安排是量才用人，使每位同仁都能各尽所能、尽职尽责地为报纸效力。他主持报馆工作，既严肃又轻松，他为《新天津报》制定的训词是：“大公对外，忠实服务，倘有陨越，上帝临汝”。他把训词制成镜框，悬于报馆墙上，每逢节日，他还要对全体员工训示一遍。在刘髯公领导下的《新天津报》同仁们，上下齐心协力配合，把报纸办得生机勃勃。

刘髯公在对外交际方面颇具人情味，善于结交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诸如刘春霖、严范孙、华世奎、赵幼梅等文化界元老、名流；石友三、刘镇华、陈光远等在天津做寓公的失意军阀、政客；高星桥、卞白眉、李魁元等金融、商界巨擘；金少山、小达子、刘叔度、近云馆主等戏曲大家、名票，乃至三教九流中人，无不与刘髯公有密切往来。这些人物对于《新天津报》，都曾从不同角度给予过支持。

刘髯公爱好京剧艺术，攻老生唱腔，演唱水平出众。曾多次与京剧名角章遏云等在法租界的“春和大戏院”(今工人剧场)同台演出，被誉为津门名票。刘髯公经常同一些京剧爱好者同出同进天津各戏园，看戏、吃喝等所有花销概由他一人掏腰包。

刘髯公乐于助人，同乡、同学、亲戚、属下凡来求他帮助者，他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

他关心家乡教育，对杨村各学校，尤其七街回民家境贫寒儿童多有资助，或减兔学杂费。他还出资举办杨村全镇学生演讲比赛会，奖励优秀学生，并与其合影留念。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刘髯公在杨村七街庆德胡同内的自己宅院兴办了杨村回民小学。
刘髯公还疏财仗义，周济贫困乡民，兴办公益事业。当年，刘髯公的家乡村民耕种的田地有很多在夹道洼里，几乎年年沥涝成灾，水排不出去，刘髯公出资及募捐六万现大洋在夹道村南北运河大堤上修涵洞一座，让洼淀里的积水能及时排出。

1935年，杨村清真寺遭雷击后殿烧毁，刘髯公同七街回民官绅穆文善团长领头出巨资，并向全国和杨村回汉乡亲募捐集资，使清真大寺修复如初。

刘髯公以敢骂权贵而闻名。自《新天津报》创刊时起，刘髯公不断地以髯公作笔名，亲撰社论，痛骂贪官污吏和无德的军阀党棍。他所写文章，敢于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痛快淋漓地说真话，而且文通理顺，浅显明白，很容易引起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感情共鸣。刘髯公因此成为当时天津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有他，《新天津报》也备受读者青睐。
刘髯公因为常在报纸上痛骂实权在握的大人物，也给自己招来不少的麻烦。诸如直隶省长李景林，天津督办褚玉璞，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盗窃东陵宝物的军阀孙殿英等人，因为挨过刘髯公的骂，而对他恨之入骨。由于在直奉二次交战时，《新天津报》明确表示拥护直系反对奉系的缘故，奉系首领张作霖之子张学铭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时，有人鼓动他勒令《新天津报》停刊。所幸恰于此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刘髯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借口到处游说，才避免了《新天津报》被封的厄运。

刘髯公是意志坚定的爱国者。1931年9月18日，日寇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了东北三省，刘髯公闻讯后义愤填膺，他通过《新天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抢先报道抗日英雄马占山、冯占海、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铠。蒋光鼐等抗战事迹，痛斥不抵抗主义，深得民众欢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刘髯公为避免《新天津报》遭受日寇挟制、利用，决定停刊。《新天津报》发出号外，向天津父老告别。日寇有意利用《新天津报》为其服务，因此对《新天津报》停刊一事甚为恼火。日寇对刘髯公采取利诱和威胁的手段，让《新大津报》复刊。日伪政府也想利用刘髯公在社会上的声望，请他参加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遭到刘髯公断然拒绝。日寇想向刘髯公实施武力，由于刘髯公居住在意租界，而不便下手。

1937年8月3日上午，刘髯公为了与住在英租界地的爱国人士雍剑秋共商救济难民事宜，乘汽车外出。当刘髯公乘汽车行至万国桥(今解放桥)时，遭到日本特务逮捕。
刘髯公落入日寇魔掌后，在刑讯室他以训斥和咒骂回答日本鬼子的审问，用悲壮高亢的京剧唱腔倾诉他一腔怒火，日本鬼子残忍地摔他。打他，他强忍着疼痛不停地叫、骂、唱。第二天日本鬼子还假惺惺地请他到客厅吃茶、谈话，劝他与日本鬼子合作，继续出版《新天津报》，以示“中日一家，共存共荣”，刘髯公根本不吃这一套，谈话过程中，或是一言不发，或是破口大骂。日本鬼子见“软”的不行，就将刘髯公丢进水牢，用污水泡他，让蚊虫叮咬他。日本鬼子再次审问刘髯公时，他仍痛斥敌人不讲天理人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在牢里高唱《宁武关》、《骂毛延寿》等唱段以及随意编唱的戏词儿，有时还小声哼唱“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也落个青史名标万古美名传”。

日本鬼子两天一提审，三天一谈话，由于他身体非常虚弱，形若瘫痪，已失去活动能力，每次提审与谈话都是不欢而散。拘押一个多月，刘髯公已然进入昏迷状态。日本鬼子又派人向刘髯公家属传达：“刘社长命不保，要想他活着出来，唯一方法是赶快答应日本人要求，报纸复刊。你们家里人去说服他，去见个面，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结果他的弟弟刘渤海、儿子刘承年去了日本宪兵队。只见刘髯公怒容满面，一直骂不绝口，谁还敢提出附逆复刊的事，只得安慰了一番，匆匆退出。

为了救人，家人亲友不顾一切地到处取保，由回民代表随同去宪兵队接人，家属背着刘髯公答应《新天津报》复刊后，才把他接回家中。刘髯公回家后的第三天，召集《新天津报》的主要编访人员到他的病榻前。他有气无力地说：“大家为我担心了，说着掉下了眼泪。大家安慰他，请他安心养伤。他说了不足十几句话，一是：“《新天津报》不再出版了，大家都是榜上有名的，要各自小心，另觅生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相信中国的抗战必然胜利，日本最终是必败无疑!”第二是嘱咐家人“千万不要把《新天津报》拱手送给日本人，咱们有十几部小说底版，可以生活无虞，不要附逆、复刊!”虽然话不多，但道出了一个爱国报人的心声。

刘髯公伤病沉重，虽经多方医治，已然回天无术，于1938年10月26日，含愤以殁，时年46岁。


刘髯公旧居

民国时期津门报界“三刘”之刘孟扬


刘孟扬（1877—1943）字伯年，回族，天津人，祖籍沧州孟村西赵河，清末秀才。天津著名女社会活动家刘清扬之兄。1902年，刘孟扬应英敛之聘为《大公报》主笔，曾因抨击袁世凯被捕。然而，袁世凯竟然生起惜才之心，对刘孟扬非但未予迫害，反而将其引入官场。刘孟扬曾任直隶稽征局局长、天津警察厅工巡捐务处处长、天津警察厅勤务督察长、直隶省磁县、永年和天津等县知事。革命军北伐后，刘孟扬历任天津市自治监理处处长、天津市政府市政传习所讲师、天津贫民救济院院长等职。刘孟扬置身官场仍矢志办报，自1905年起，着手创办了《商报》、《民兴报》、《群益报》；1912年，刘孟扬在南市东兴大街创办了“白话报馆”（史称午报社，该报馆后来迁至意租界金汤大马路），聘白幼卿任报社经理、董秋圃任总编辑，并于同年4月和10月先后推出《白话晚报》、《白话晨报》。此后，“白话报馆”又于1916年推出内容更加丰富的《白话午报》。至此，“白话报馆”成为津门首屈一指的“全天候”（晨、午、晚）综合性报馆，“白话报馆”遂有“午报馆”之称。“午报馆”的这三种报纸，因其文章风格通俗浅显、几近口语（白话），故以“白话”冠名。也正是由于这三种报纸尽是大“白话”，因此更加能够比其他文言或文白夹用的报纸赢得普通读者（当时识字者不多）的青睐。到了上世纪30年代前后，采用白话办报已成主流，于是“午报馆”的这三种报纸陆续更名为《天津晨报》、《天津午报》、《天津晚报》。

《晨报》、《午报》、《晚报》均为4开报纸，其中《晨报》、《晚报》每天一张；《午报》每天两张，每星期二还增出一张由高龙生主编的《星期二画报》。《晨报》、《午报》、《晚报》均设有社论栏目，名称分别为“晨钟”、“午炮”、“暮鼓”，使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针砭时弊，使报纸更加贴近平民大众。

“午报馆”的报纸不但以副刊见长，例如设有“家常便饭”、“歌场午榭”、“小游艺园”、“余兴”、“茶花”等文艺、戏剧栏目；还以刊登通俗小说见长，例如以天津实事为素材的《南皮双烈女》、《杨三姐告状》；以揭示津门“混混儿”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沽上英雄谱》、《秋雨消魂录》、《危机四伏》、《同室操戈》等连载小说；此外，由于“午报馆”的报纸非常畅销，也吸引了一些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的作者在“午报馆”的报纸上发表他们的新作品。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与天津相继落入日寇魔掌。津门报界多数报纸宣告自行停刊，“午报馆”的《晚报》、《午报》也在停刊之列。唯《晨报》由编辑部接办，勉强支应至1939年停刊。1943年，刘孟杨去世，终年66岁。

抗战争胜利后，刘孟杨的侄子刘钟望曾一度续办“午报馆”的《星期二画报》，画报的新社址是天津第一区嫩江路29号。1946年9月3日，该画报得以复刊，定名为《星期二午报画刊》，由刘孟杨的兄长刘铁庵任主编，郑重、张金良、刘钟惺等任记者、编辑。画报为周刊，逢周二出版，长条型8开本，普通报纸，四版。画报头版保留的“时事投影”栏目由陈人、陈乃勇等先后负责，画面生动，内容丰富，通常将四五件事集中在一张漫画上，反映了当时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和天津市面的动荡纷乱；二版为文摘性质的“剪子活”，摘要本地《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的时事新闻，另有一幅著名书画家的画作和作者简介；三版为中外历史故事，有专门记录抗战期间潜伏在沦陷区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简历、图片的《地下英雄谱》，还结合时局连载了《马歇尔日记》，“生活图案”栏目刊登的是吕人撰写的《第二代的幸福》和崔琳辑录的《日伪时期大事记》；四版是画报编辑郑重的长篇小说《阿O歪传》和骆桃花的《老妓回忆录》，“课室外”专栏刊登的是全国各学校教学、体育方面的消息，汪子美、陈人的漫画也常在这一版出现，陈乃勇在这版面上开设了“赵大个”个人漫画专栏。刘钟望虽有志于中兴“午报”事业，但无回天之力，至1947年1月，画报出版到22期就戛然而止了。民国时期名闻津门的“晨、午、晚”三报，从此成为历史的回忆。

“午报馆”的创办者刘孟杨先生虽置身贪腐之风盛行的官场，但能恪守清正做人的本份，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为了提倡廉洁，他曾先后撰写发表两篇《戒贪铭》，以告诫自己、警示他人。

第一篇是90字的《戒贪铭》，属于刘孟杨居官早期之作。现全文照录如下：

“财富人所羡，但须问来源。来源果正当，虽多不为贪。来源不正当，清夜当自惭。人皆笑我痴，虽痴亦自适。不痴何所得，痴又何所失。居官本为民，贪求非吾志。钱多终非福，人格足矜持。富贵等浮云，虚荣能几日。人生数十年，所争在末世。”（后四句由民初相继任北洋政府肃政史、审计院院长、代理平政院院长的庄蕴宽补充。）

第二篇是64字的《戒贪铭》，撰写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据1932年2月24日《益世报》载，此为天津市自治监理处处长刘孟扬为“儆告一般官吏，俾得稍戢贪风”，近撰就《戒贪铭》一文，呈请市长周龙光分发各机关及各县县长。该铭曰：

“非法取财，藉饱私囊。不正利得，是为盗赃。贪官强盗，厥罪维均。官邪政乱，难服己心。国事败坏，外侮斯乘。欲延国命，须正吏风。政界同仁，各宜自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同时，刘孟杨借发表第二篇《戒贪铭》之机，揭露官场的贪腐之风：

“贪黩之风，实觉充满大地。官吏无问大小，以怀抱‘抢钱主义者’为多。文官利用苛捐杂税，朘削人民脂膏，或更假公济私，秘密攫得巨款；武官各图占据地盘，擅行截留国税，或更妄立名目，任意搜刮地方。盖皆以‘抢钱主义’为前提，至国事如何败坏，则概置不问，驯至演成全国内乱外侮之现象，几不可救。胥于此，阶之厉也”。

刘孟扬认为，国难当头之际，“纠正已坏之吏风”与武力抗敌同样重要。他表示：

“怵于国难，惄焉心忧，以为救国之道，固必须以武力与敌人相周旋，而根本要图，尤在纠正已坏之吏风，庶几全国政治，涤旧染而焕新犹，国家前途乃可有复兴之望，此戒贪铭之所由作也”。

虽然刘孟杨这两篇《戒贪铭》并不可能起到改变旧官场“已坏之吏风”的作用，但是他置身于官场而能时时以“戒贪”警示自己，其高风亮节，令人敬仰。

刘孟杨先生还著有《天津拳匪变乱纪事》、《注音字母之商榷》、《梦影录》等作品。

此外，刘孟杨先生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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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津门报界“三刘”之刘霁岚

刘霁岚先生（1895年-1977年），名云岫，字霁岚，回族，直隶（今河北省）沧县孟村镇人。其父刘秉彝经营药业。刘霁岚在其父刘秉彝熏陶下，自幼学习制药本领，及至成年协助父亲刘秉彝经营药厂。刘霁岚年轻时还曾谋职于警界，在天津特二区担任过警官；刘霁岚对印刷行业和报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付诸实践，先是投资开办了印刷厂，然后着手筹办报社。1923年，刘霁岚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創办了评报社（后来，《评报社》迁至法租界），自任社长。刘霁岚在制药经营的同时十分注重企业形象宣传，他办《评报》的初衷就是：宣传自家的药厂，尤其是在他接替父亲执掌刘氏企业集团之后，他在宣传企业形象方面更是加大了力度。企业自办报纸，在面向社会传播新闻、刊发文章的同时提高本企业的知名度，这在当时是很有创意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寇轻而易举地侵占了东北三省，使得刘霁岚义愤填膺。此后，《评报》开始发表痛斥日寇和对当局不满的评论文章。1934年因刊载《蒋中正中而不正，不能扶正》一文，遭到国国民党军警查封。后来，经过疏通才得以复刊，但已不能再用原报名。于是将《评报》改为《平报》。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刘霁岚绝不为日寇充当喉舌，《评报》自行停刊。

此后，刘霁岚专心父业，继续办药厂，又于1940年开设了育仁堂药店。当时，刘氏药业独家研制开发“坤中第一丸”、“保赤一粒金”等早已是享誉海内外的药品。

刘霁岚还与赵彩章开办了泰兴银号（在今滨江道杨福荫路）。刘霁岚酷爱戏曲艺术，因此还接办了东天仙戏院（即民主戏院）和美琪戏院（即人民剧场）。1956年，刘霁岚带着这些产业加入了公私合营的行列。1958年，刘霁岚退休后曾参加天津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1977年，刘霁岚病逝，终年82岁。

刘霁岚一生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为人豪爽、交游广泛。刘霁岚酷爱酷爱戏曲艺术，并结识许多戏剧名流，与马连良、谭富英、尚小云等过从较密。李少春、裘盛戎、毛世来、小蘑菇等拜其为义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