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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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早在王昌龄写出这宿命般的诗句之前,青海早就与长云紧紧联系在一起。云水一天,天地混沌,从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高天厚土到青海骢的横空出世,总有一团无边无际的黑云像面纱般裹护着这一片神秘的土地,使其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成为中华文明源源不断的休整与补给地。在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因为是三江源,因为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巨大舞台,青海堪当中华文化的生态屏障,中华精神永远的坚强堤坝。
这是201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青海电视台在拍摄以青海骑兵中原抗日为素材的纪录片《烽烟铁骑》时,我写在案头并一直吟咏了许久的一段话。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摄制组兵分两路,通过查阅档案和民间走访,从三江源头到中原大地,从西北民间到全国各界,访问了近百人。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那么多人竞依然钦佩于青海近万人骑兵师的事迹,还清晰地记得带着这一支装备简陋而不惜牺牲的骑兵师以及他们的师长马彪。
说起马彪,他们眉飞色舞,宛然亲见。有那么多关的传奇故事,通过上一代人的完整讲述,已经成为下一代人以及他们当地民间记忆中的珠宝。第一摄制组路过西安,沿着暂编第一师走过的路子在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家乡采访时,他们遇到了当年配合马彪消灭地方土匪的一名长官的后人,他不习惯于直呼其名,而是一口一个马师长,让我们的摄制组从他的眼神和口气中感到的是一方民众依然坚守着的一份尊敬。在安徽采访时,宿州白老汉说,虽然马彪的脚步没有留在宿州,但我们的亲戚与朋友谈起马彪驻守安徽的那几年,依然是赞不绝口,关于军纪,关于亲民,总有那么多的话题。在河南多地采访时,一说起马彪,不论亲见还是听说,人们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路,来到采访现场,甚至把记者请到家里乐于讲述。他们说,我们真是等到了这一天,你们再不来,我们再不说,那么多鲜活的故事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与这样的热情相对应的是,青海的冷漠。能怪谁呢?谁都不能怪。要怪还是怪他命运不好。这是因为马彪的军事生涯中,有一页围堵西路军的罪恶,这使他曾经的彪子三撇大打折扣,以致被青海长云遮蔽几十年,渐至连西宁仅存的女儿怕惹麻烦而都不愿接受采访。从几次采访中,我粗略得知,他的已经成人的两个儿子是牺牲在抗日前线上的,一个缘于中暑,一个缘于擦枪走火。在玉树的三个儿子中,长子巴羊,早年也是擦枪走火而亡;二儿子马步英生有三男一女,老大就是两次接受我采访的马伊沙;三儿子在兰州上学、成家、工作,并于1986年去世。我不知在河州或其它地区还有没有后人。从孙子马伊沙1995年关于请求落实西宁索麻巷住宅的申请看,他们连马彪师长的死期都不知其详了。这,怪不得时代荒诞里逃命般长大的他们。因为皇皇巨著《青海百科大辞典》都是言之凿凿地写:“后在西宁去世”的。而他们远在玉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哪里还顾得上爷爷的历史细节?我告诉马伊沙、马伊斯哈格兄弟,樊前锋《马步芳传》117页:“1947年秋天,马彪乘坐小汽车经六盘山,欲前往青海拜访马步芳时,覆车而亡。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当即赶往事发地,并以穆斯林简葬的要求,将其安葬于六盘山中。”据说,他这一次往见马步芳有许多话要说,其中,有一句是万望青海平安,勿将国共战火延及青海。查无可凭,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军人,他知道战争的残酷,为此,他是那么懂得和平。对于战争,他们那一代人有着不同常人的感受。在他的彪子三撇的基座,几乎就是战乱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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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彪生于回民多灾多难的1885年。那时,前距“烽烟漫河湟”的同治回民起义爆发刚刚只20周年,后离河湟回民同室操戈引发的“河湟事变”才10年。整个西北,战乱时起,硝烟不断。
这是如同天灾般的战争,不仅“回惊天下”,而且险些“回绝西北”。让包括回民在内的西北各族人民都生活在深深火热之中,不得安生。被大多数学者定义的“同治回民起义”,自1865年从陕西拉开帷幕之后,很快延及整个西北,河州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河州起义首领之一马海晏是马彪的伯伯。在这一次战争中,他带领马彪的爸爸,也就是的他的六弟马海清与他的所有亲属中的男丁都参加了这一次与请政府军长达八年的对抗。直至1872年,太子寺一场“黑虎掏心”的完胜,让左宗棠连退三十里之后,他们才决心投诚,以此换取一方安宁。
谁知左宗棠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让投诚的河州回民立即掉转枪口直对尚未投降的回民义军,以此作为检验他们真心的试金石。就这样,他们拿着官府配发的先进武器调转枪口闭着眼睛大开杀戒,效忠朝廷,先是平息了同治起义,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干净利落地平息了河湟事变,利用回民的血染红了清朝政府给他们官帽上的红顶子,给奄奄一息的清朝政府亲手送上了一把“以回制回”的锋利宝剑。
可是,这是一桩前所未有的奇天耻辱,这是一项成全了魔鬼的功业,这是一朵开放在时代伤口上最让人恶心的恶之花。对此,前辈们一定深怀愧疚。但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为此,1900年适逢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让董福祥组建简连军进京抵抗之际,甘军中的回民将领一马当先,勇立潮头。他们当时的心态是:何不痛痛快快一舒心中块垒,以毫无愧疚的业绩杀敌立功,取悦朝廷?于是,马海晏、马福禄、马福祥等甘军悍将一并骑马出征,在一万多人的部队里,其中就有七十多岁的马海晏,才只十五六岁的马彪、马福祥等甘肃以后的实力派军政要员。
马彪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时代,在得势回民复杂的心绪中,走上历史前台的。在北京,虽然,他不是决策人物,但却是冲锋陷阵的核心人物。他无一例外地参与了攻打洋人使馆、堵击从天津来犯侵略军等所有战事,先后在通州、杨村、廊坊、张家湾、卢沟桥一带浴血应战,还参与了护送慈禧、光绪皇帝自京到西安的行动。在此过程中,他见识了洋人的枪炮,看到了清朝政府的懦弱,更理解了上一代人的矛盾以及他们决心崛起的内心世界。最让他不能忘怀的是,他的74岁的伯伯马海晏因病累死在路上;他的老乡才只四十八岁的马福禄在血战正阳门中阵亡;那么多原本务农的西部汉子在洋人的枪炮声中葬身他乡,再也回不了家。一将功成万骨枯。由此,回民的牺牲精神和敢于担当得到了慈禧的嘉奖。
凤凰涅槃,不死何生?
马彪隐隐感到,中国处于一个再造的时机,回民迎来了一束焕发新机的曙光。在前辈们前赴后继,鞍马劳顿,不计艰辛的奋斗中,马彪懂得了一个军人的使命,懂得了打仗的目的就是和平的道理。
家乡。北京。北京,家乡。在广漠的山河和劳顿的马背上,马彪打量着中国,打量着自己,小小年纪就在他的心中建起了一个坚强而持久的和平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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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他生逢一个不和平的时代。
1904年春二月,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避至西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所属的原精锐西军帮通马麒出任西宁镇总兵之际,原陕西巡抚联络蒙古族、藏族头人反对共和政体,让西宁蒙上了一层阴影。
1913年10月13日,英帝国主义勾结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分子在西姆拉召开英藏中三方谈判西藏行政区划会议,划出内外藏疆界,强迫中国签字。
1919年,马麒通电坚决反对西姆拉会议的正式签约,并推荐朱绣等出使西藏,让马麒唁电成为维护祖国西部时代最强音和整个中国的心声。
在这样的情势下,为防不测,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春责成青海省政府成立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任命马步芳为司令官,下辖两个旅,第二旅旅长马彪率领500士兵常住玉树。谁知,他在玉树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9月18日,日本出兵侵占东北三省。看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英国派员西藏,向亲英派藏军提供军火,武装藏军,煽动出兵。西部边陲,岌岌可危。
就这样,英国人埋下的阴谋种子,在西藏亲英派心中一天天潜滋暗长,终于在1932年的1月的岁月枝头结成了让人痛心的苦果。在滴水成冰的季节,4000多名藏军以保护黄教寺院为名,大军压境,直逼玉树,使玉树的大小苏莽以及囊谦很快沦陷。在此危难时刻,马彪作为站在最前沿的军人,他一面急电省府,一面派出秘书王家楣和玉树25族头人代表前往藏军谈判,表示一切问题都可谈判解决,不要诉诸武力。在遭到藏军前敌指挥坎群达哇的蛮横拒绝之后,他让三地驻军智慧撤退。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费一枪一弹,把仅有的500多人及其家属安全转移到了结古镇。
时,天寒地冻,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敌兵气盛。藏军不仅在玉树各地设卡设官,大肆搜刮,同时还占领了交通要道,没收了曾在通天河上的渡船,切断了与西宁的道路。与此同时,还不时来函,要求马彪投降。在此情势下,“马彪及时在结古镇召开动员大会,玉树25族的千百户、各商民代表踊跃参加,马彪做了动员讲话,表示决心保卫玉树、要与藏军决战到底。25族千百户、商民一致响应,出人、出枪、出马,组成民兵500余人,听马彪调遣,结古防御力量顿时大增,人心稍安(程起骏、刘平《评马彪私札中透露的青藏战事》)。”
可是,这一切仍让马彪不敢有丝毫懈怠。得知玉树宣慰使马训结古受阻的消息后,他立即亲率一队骑兵,杀出重围,击溃了通天河渡口的藏军,并扎筏克服无船困难。尽管马训等驰援骑兵及时赶到,并携带着代主席马麟的信函频频接触藏方,态度非常积极,但其中一部分人埋怨马彪惹祸上身。听此怨言,马彪置若罔闻,不发一言,而依旧配合马训一方面稳定结古民心,一方面频频给西宁汇报,争取国家援助。因为,就当时玉树兵力以及民众支持而言,他们绝不是英帝国支持的藏兵的对手。
马彪深知,单就藏兵进犯而言,属于同室操戈,会有相互理解的一日,不需大动干戈。而这一次的藏兵进犯的背后却是英帝国西姆拉阴谋泡汤之后的愤恨与报复,不敢等闲视之。为此,他们在玉树争取主动的同时,通过西宁对南京政府不断晓以大义,使其成为固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听此消息,南京方面一方面深恐马家军由此坐大,态度暧昧,不肯断然予以援助,一方面又担心青海兵失了分寸而影响边疆和外交,始终不愿拨付武器和钱款。就这样,马彪他们含辛茹苦,等待时机,表现出了十足的克制与忍耐。
等南京政府的饷金、电台、枪支、弹药等悉数到达后,被困数月的马彪始才喘了一口气长气。6月27日夜,面对坎群达娃的进攻,马彪身先士卒,挥刀冲锋在前,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一举粉碎了藏军来自结古镇南的攻击。7月14日,他再次亲率200多名骑兵,200多名藏族民团,激战通天河,击退三路来攻的千名藏军,收复了歇武、通天河,为援军进驻结古扫平了道路。7月底,援军喇平福部到达玉树后,两军激战于结古镇南,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冲杀,藏军全线溃退,被困四个多月的结古之围始完全结束。8月22日,青军分三路进攻小苏尔莽,击溃藏军的重重封锁。8月27日,双方再次在小苏尔莽寺的附近展开决战,均先动用了山炮、迫击炮;再以步兵骑兵协同作战,阵地几失几得,战况十分惨烈,最终青军得胜。9月2日,喇平福率300骑,断藏军后路,致3000人落荒而逃。9月下旬,第三批援军赶到,再次与藏军接仗,打退藏军3000多人。10月15日,青军与川军联手攻打青科寺,致5000藏军遭重创,逃出青海地界。
正当马彪他们欲乘胜追击,协同川军直逼昌都之际,马步芳却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暂勿进攻,悉听中央,以免影响外交。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派人驰送信札礼物,表示议和。为此,马彪顾全大局,及时休战,不久就在邓柯举行的青、川、藏三省代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至此,青藏战争终于全面结束。马彪方才喘了一口透气。我们从他当年的一封私信中可以读出他当时的心情:
明哲厅长勋鉴:久不见碧梧翠竹之英姿,每于月白风清,辙深神往耳。今岁玉防起衅,藏首侵扰以来,延战数月。我方抱以和平,持之稳静,以仁爱斯诚为宗旨,始终未加武力。此纯以同胞之亲爱,决不以敌仇相待。间存有因,主目和平。又值国难方殷,总有尚武精神,(应)对复耻,何忍操戈同室?而该逆得寸进尺,愈延日织(炽),侵芒(漭)站(占)谦,逼困结古。肆行杀戮,蛮横劫掠。无姑(辜)良民,阴忍痛苦,接援官兵,屈指念程。赖我防军,坚持到底。藏逆集中数千,我以健郎百计,竟能以少克多,以寡胜众。已于九月七日挽回失地,救民水火。海南得奠,玉防盘安。虽胜于前线官兵,实赖我公之福荫耳。刻间,康藏和议业经告成,依限息战,双方撤兵。惟青藏问题。藏方之却让大办(代本),致函邓指挥,内言藏方与青海作战以来,损失太众(重)。俘虏官兵均须优待,并且再无加兵进攻,均由邓指挥负责从中调停;(藏军)以(已)面请示达赖,三王(千布)择定地点,双方可派代表,以便(谈)判和议等语。弟即相机办理,特此函报。袛请崇安。
弟马彪(私章)敬启十月二十八日
此信背后,让马彪庆幸的是,英帝国虽欲居中调停青藏战事,而国民政府以强硬态度予以断然回绝;达赖喇嘛由此幡然醒悟,试图摆脱英国羁绊,恢复与中央政府关系,并向逼走内地的班禅发出友好信号。
最让马彪他们难忘的是,经过多轮谈判,1933年4月19日,终于签订了《青藏和约》。这看起来是事关两地的驻军、商业、宗教等条规,而实际上是对《西姆拉唁电》的军事注解,也可视作以鲜血和生命筑起的一道保障西部边陲安宁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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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西部刚刚安宁,东部则千疮百孔。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小日本得寸进尺,悍然进犯,发生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让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巨大的灾难使全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而形成了一致对外的时代共识。远在边疆的青海勇立潮头,与时俱进,很快组织起一支8000多人的骑兵军,编入国民军系列,以暂编骑一师的番号,扬一路烟尘,飞奔中原。而带领这支部队直奔前线的师长,依然还是马彪。
时,马彪已近花甲之年,其三个旅的兵员素质参差不一,其中不少是根本没有打过仗的民团成员,连马都好好没有骑过。军马也是临时从民间征来,未经专门训练。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军队装备简直可以用寒碜二字形容。为了补短板,据资料记载,出征前集训时,一下马背,军人们就开始擀毡、打铁,日夜忙个不停,军刀和马掌都得靠自己打制、淬火。就枪支弹药而言,不是汉阳造,就是民间打。忙了个连轴转,到头来仍旧是低起点,断然无法与日本军人的现代化装备可比。
可是,水无常形,兵无常势。从小在兵营里摸爬滚打的马彪就不相信日本人的军队就没有一点软肋。你日本人是一块钢,我也要从你的边上搬它一块。何况,哪一场战争不是课堂?哪一场战争不像西部的流云?守卫西部的青海军难道一辈子就应该蜷缩在高原在自我陶醉中始终保持与先进化之间的距离?一种西部儿子娃娃常有的敢于挑战一切的蛮勇以及对于一切侵略者的仇恨意识使马彪他们怀着一腔与长江、黄河般一直奋勇向前的冲天豪气。
就这样,熔铸了高原秋风冷冽的铁骑在1937年中秋节的一天在父老乡亲的嘱托和祈祷声中,一路烟尘,一路嘶鸣,浩浩荡荡地经过甘肃,开往陕西。
在陕西,他们隶属第八战区,受西安行营指挥,各旅先后分别住在兴平、扶风、醴泉、永寿、咸阳、临潼、灞桥、渭南、华阴、潼关和灵宝一线,与西安到河南紫荆关公路沿线的蓝田、商州、龙驹寨、丹凤、商南,山阳一线,担负防守铁路及保卫公路安全等任务。与此同时,让部分骑兵,由潼关、风陵渡等地北渡黄河,至晋南的芮城一带,奇袭芮城日军,使其不得安宁。
1938年4月,部队奉命围剿西荆公路龙驹寨一带有日本浪人和汉奸参加的白莲教匪徒,一举消灭了一千多名匪徒,致使华山南路多地额手称庆,保障了西荆公路畅通,此举受到西安行营的传令嘉奖。至今,著名作家贾平凹的老乡们回忆起这一切,还都是那么激情飞扬,赞不绝口。
1938年7月,第二旅调赴开封以东,兰封、商丘一带堵击西犯日军。在蒋介石决意炸毁花园口的命令发布之前,他们星夜转战,来到郑州以西的泗水、黑石关。随后,全军奉调河南许昌,进驻黄泛区的尉氏、扶沟、鄢陵和西华等县担负河防任务,受一战区孙桐楦集团军指挥。在此期间,面对日军一个中队以及伪军千余人对于防区七八个村庄的突然占领,他们毅然开战,打死打伤伪军数百人,使其跳河溺死数百人,无一人生还。对此,防区百姓深受感染,无不箪食壶浆,犒军慰问,并给马彪赠送了一把“万民伞”。
1939年春,马禄旅由郑州调到陕西耀县,补充兵员后成立了暂编骑兵第二师。马彪师则全军调往周口到界首一带的黄泛区,主力住项城,主要是防御驻扎在淮阳的日军。淮阳是苏、鲁、豫、皖等边区的主要据点之一,属于战略要地。马彪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在不断派出骑兵渡河侦查和偷袭的同时,厉兵秣马,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用将近两千多名士兵和一千多匹战马的鲜血写下了彪炳史册的光辉一页。
1937年8月,马彪师在距淮阳城仅15公里的新站集一带,在郭平楼消灭日寇一个中队,遂渡河与日军主力拼杀,鬼子退回淮阳城。马彪命令二旅攻城,一旅、三旅侧应。日军急电开封增援。由于守城日军火力强,骑兵师打了一夜攻坚战,阵亡了300多名战士,至凌晨才攻进南关,打开西门缺口。正值此时,开封日军调集的一支机械化部队,乘着100多辆卡车和装甲车,载着10门大炮,突破国民党七个主力师的防线,兵临淮阳。日军里应外合,骑兵师腹背受敌,双方展开了一场残酷厮杀。在这一次战斗中,二旅旅长马秉忠甩掉军褂,手持大刀与日军拼杀。这时担任火力掩护的两名日军机枪手开枪射击,致马秉忠阵亡。马彪见势,手持捷克式机枪,加入了战斗。打到最后,骑兵与日军展开了肉搏,在淮阳城杀了个三进三出,双方均伤亡惨重。这时城外日军的10门重炮连续向骑兵阵地发射炮弹,骑兵死伤无数,日军的装甲车也冲破了三旅阵地。马彪急撤出城外,重新集结队伍,让团长韩有才接任二旅旅长指挥战斗。一小时后,骑兵师三个旅从四面向增援的两千多名日军突袭,使日军措手不及,慌忙退到十里以外进行调整。调整好的日军开始反击,向骑兵发射毒气弹,数百名骑兵顷刻之间倒在黄烟之中。马彪急令部队后撤,增援日军遂乘机进入淮阳城。
从武器装备和实力上说,这是一场明显的鸡蛋石头之战,胜败自可预料。可是,青海军的战术让小日本的战略指挥官们压根儿都没有想到,一切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裕如。据说,青海军在他们坦克开来的道路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羊毛,致坦克越卷越大,终至失去了前进的动力,青海军由此消灭了不少日军。在下马进行肉搏战时,青海人的耐力以及勇敢让小日本也吃亏不小。据记载,淮阳一战,俘虏日军20多人,歼灭日寇800余人、伪军1000余人,缴获机枪130挺、迫击炮3门。骑一师阵亡将士两千余人,损失战马千匹,被俘战士30多人。
此战之后,暂编骑一师的兵马、武器得不到及时补充,师长马彪进退维谷,一筹莫展。恰好新任二旅旅长韩有才的一名部下(地下党)与当地新四军有联系,遂建议马彪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联手抗日。马彪权衡再三,虽心有余悸,最后还是派人去见彭雪枫。彭雪枫为团结这支抗日力量,答应在抗日方面与马彪合作。
1937年10月,集结到淮阳的日军组成两个旅团,在战机的掩护下向项城扑来,准备一举消灭骑一师。马彪急电彭雪枫军支援。这次战斗,最初由于日军装备精良,骑兵失利。后来彭雪枫的主力部队从袁楼出击到敌人背后,对日军形成南北夹击,杀得鬼子尸横遍野。项城保卫战在新四军的支援下大获全胜,迫使日军死守淮阳城,使日军占领豫皖边区的梦想破灭。
1940年5月,马彪师调驻豫西叶县、午阳等地进行整训。
1940年7月,全师调赴皖北的临泉以及豫皖边界的沈邱两县,并整编为骑 兵第八师。马彪仍然担任师长,依然属于洛阳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同时接受第五战区李仙洲集团军的指挥。
1940年8月,马彪师调赴皖北的涡阳、蒙城、怀远等县,驻守涡河以南、沙河以北的三角地带,牵制津浦铁路蚌埠沿线的日军。当时这里有日本六十师团,伪军两个师,经常与马彪师对峙。马彪师千方百计出其不意地破坏敌方交通,制造他们的运输困难,由此牵制顽敌行动,智慧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此期间,虽然,未曾有过正面战斗,但从截获的情报看,敌方一口一个“马回子军”“马胡子军”,防备甚严,不敢轻举妄动。
1940年9月,马彪师一个工兵连和一个步兵连,进驻怀远涡河北岸龙岗镇,修筑了两道防御工事,埋设了许多地雷。由此引发与日军的交火。这一战,凭借有利地形和上下联动,马彪师战胜了来犯的日本坦克兵,且使他们连死尸都不能运走,只割胳膊无言回国。
1940年11月17日,骑八师被日军独立13旅团和21师团围困,骑八师孤军抵抗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只有两千余人冲出重围,其中800余名被打散的伤兵与部队失去联系,伤兵们只得沿路乞讨返回西北。
就是这一次惨败,让马彪心事重重,也让他无颜见江东父老。作为军人,他爱兵如子,却让这么多人找不到为之效命的军营,这是多大的耻辱?据说,在此之前,每一次出征,马彪总是亲自为战士们盛饭,为战士们加油。当有失败和士气不振时,也是他首先出现在大家面前,以“胜败乃兵家常事”为官兵减压。现在却连这样的机会都失去了,他能不伤心吗?
几年抗战,最让马彪感受深切的是,他们这支部队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每次战役几乎都是安排在充当炮灰的位置。对于他们,马步芳认为是为国打仗,自当得到国民军方方面面的支持。而国民军的眼中,这是一支野马般的军队,从来不太当回事。这使马彪一内外受气,满腔不平。但是,国难当头,身处乱局,他从来没有在军队中流露过自己的不满。相反,他通过多年的行伍经验,想方设法争取军费,通过秘密经商等补贴经费不足,也以各种各样的的方式与驻地民众达成了一片。特别是在与同驻皖北的新四军彭雪枫部打交道过程中,他肝胆相照,以礼相待,曾送去20匹战马,10支步枪,在技术和情报上互通有无,表现出了浓浓的江湖义气。
然而,就是他的这一儿子娃娃的个性却令他得到了不断伤心的回报。先是国民党军委和战区领导机构来电来电责备他的通共行为。1940年,他作为部队权宜之计的界首走私补贴军饷的行为被人作为把柄,毙了三旅副旅长马夺魁,查办了旅长孟全禄,令他感觉到了来自背后的无数枚冷箭。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靠着机智和勇敢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也让国民军当地将帅不敢轻视马彪所带领的这一支骑兵师时,马步芳却通过暗中运作,让马步康代替了他的师长职务。不知马彪当时察觉否,自他兼任何国柱骑兵第二军副军长之后,青海以及内地军界一直盛传他有升任六十四军军长传闻,再加上其兵员中青甘人的比例越来越小,民间还不断地说他在老家不断运送战利品,有人已经在罗列着他许多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罪名。
尽管如此。国难当头,大局为重。1942年夏,马彪以他军人的果决,在皖北阜阳东北的马店子与马步康及时办理了交接手续。他满腔不平地在西安赋闲时,得到了蒋介石的电召。他对蒋介石说,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从未想过退休,他甘愿做一个老黄忠而战死疆场。蒋介石表演性地褒奖一番,犒赏银元十万元,并分别电示西安胡宗南,苏鲁豫皖总司令汤恩伯,妥善安置。汤恩伯接电后,便在沈邱筹备成立骑兵总队。打算由马彪领导,曾派人到甘肃夏河一带购马时再一次遭到了马步芳的嫉恨刁难。无奈,八字不见一撇的事既已如此艰难,将来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至此,马彪大梦初醒,只以一个中将参议的名声安居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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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彪这一生,不仅在横跨东西南北几千里的中华版图上,以其赫赫战功写下了他生命的彪子三撇,而且以其作为穆斯林一员的极为虔诚的信仰之旅而使其彪字三撇更加沉雄厚重。
青藏战争结束之后,玉树结古的商业地位再次凸显。这时候,从青海、甘肃前来经商的穆斯林客商越来越多,民族关系空前良好。但让穆斯林客商不方便的是,结古没有清真寺,他们平时不得不在草原上铺起衣服而做礼拜,而一旦遇雨,则无法履行功课。于是,一部分有威望的商人出面,就将建立清真寺的报告呈送到了当时的玉树委员会。玉树委员会副专员马渊,政协国民党副主席达石常两人受委员会委托征求马彪意见,马彪早就在军营中感受到了战士们履行功课的艰难,于是,就热情地推波助澜,主动承担了一系列工作。在马彪等人的努力下,他们征得扎武百户久迈以及玉树委员会的同意后,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在结古建立清真寺的一系列事宜。就这样,玉树清真寺在方圆八百里的佛号螺声中诞生了,为在玉树的穆斯林商人和驻守官兵建立了一隅精神家园,也为玉树民族团结进步建立起了一个中枢和桥梁。这之中,浸透了马彪师长的不少心血。
马彪是一位军人,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无论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的汤瓶和礼拜毯带到哪里。如今,他所到之处,当地人民还都记着他捎带在马鞍一边的长嘴汤瓶。每到一地,他在解决战士们吃穿住行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五时礼拜。据说,由于他平时关爱有加,爱兵如子,穆斯林士兵礼拜时,很多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战士自觉地肩负起了保卫放哨的任务。如果那个回民士兵因为人多欺负其他民族人,马彪则是毫不客气的一顿训斥。他有信仰,但他不歧视不信仰的人,更从来没有把信仰凌驾于部队的方方面面,也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信仰优越感。
但是,信仰是他的主心骨,他在打仗练兵的间隙最喜欢到当地清真寺里,一边做礼拜,一边了解当地信仰状况。1939年2月,部队驻河南项城时,有一天,马彪乘坐三轮摩托车来到李寨村。他了解到这是一个300多户人家回民村,四年前在建的一座清真寺因战争爆发,资金不足而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对此,他很痛心,于是,就动员营以上军官捐款,当即筹款1200大洋,然后,鼓励当地村民厨工,很快就帮他们建起了清真寺。如今,李寨村里还矗立着石碑,记录了这事。不论是河南,还是安徽,只要民众有困难,马师长从来当仁不让。当看到不少回民村庄阿訇水平一般,不足以延续传播教门的实际状况后,他利用私人关系,帮那里渴望求学的阿訇联系西北清真寺,致使在战乱中,河南、安徽等回族村庄出现了前所未有地到西北清真寺求学的热情。据现今上海著名的白荣生阿訇的介绍,现如今大名鼎鼎的河南籍阿訇李道全就是受惠于这个潮流而走向西北的满拉之一。他们之中,还有安徽界首南寺的马孝慈,浙江嘉兴清真寺的李传林,安徽蚌埠洪宝明等,作为当时的满拉,他们后来与西北回民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其友谊至今依旧在延续。
1940年底,在安徽河六、王市集等地与日军激战七天七夜的那次险些全军覆没的战役中,骑八师在得不到何应钦部的支援、补给之际,河南沈邱在老寺、东寺分别成立了伤病救难所,对身处绝境中的骑八师给予了大力帮助,不仅在衣食药品方面,还在逃生回家路费上都给予了充分关照。
对此,周口市汽车运输集团沈丘长途客运站工会的倪胜章在其回忆骑兵师的长篇文章中提及:骑八师驻防蒙城时,有两名沈丘籍士兵死里逃生,一位是李开义,在战斗中他救了马营长的命,李开义收了马营长奖给的100块大洋后逃往上海谋生。另一位马孝生(1920—2003),他在死人堆里呆了两天两夜,是蒙城战役的见证人。1991年12月6日,倪到槐店幸福街68号马孝生家中采访时,他还都一一记着这场战斗以及内地回民与骑八师之间建立的深情厚谊。
关于马彪,民间记忆的丰富远超文字记载。只因他的参与西路军堵截的一次不合时宜,长久以来,人们不曾说起,不敢说起。但是,我们的不说或者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能掩盖得了他那彪炳史册的巨大功勋?在记忆深处,我最难忘他的的忘年之交、著名回族爱国民主人士薛文波先生对于将军的中肯评价:“中原恶斗声威重,寇畏将军如天人。”是的,一点不假,日本指挥冈村宁次都不敢小瞧马彪,他在日记中犹屡屡念着“马胡子军”咬牙切齿而不敢轻举妄动。
2017年2月底 初稿
2017年4月底 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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