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作者周传斌，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作者曾于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读本科期间，到四川省广元市进行田野调查实习，本文即作者实习期的研究成果。本文最初发表于《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现经作者授权，本公号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同时，也通过分享此文，对周传斌教授在四川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方面的研究表示感谢！】


| 百度卫星地图上的广元。

广元市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辖青川、剑阁、苍溪、旺苍4县和市中、朝天、元坝3区，总面积16316平方公里。1990年回族人口10520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0.35%，约占四川省回族总人口的10%，是四川省回族和伊斯兰教的主要分布区之一。

一

广元古称利州。史载8世纪初的五代时期，四川万州人石处温“本波斯之种，仕前蜀，为利州司马。”[1]可视为穆斯林在广元活动的最早记录。伊斯兰教正式入川的可考时间则是在元初。

广元为川北门户，元宪宗二年（1252年）八月，忽必烈率军“师次临洮，命总帅汪田哥以城利州闻，欲为取蜀计。”[2]当时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负责元军后勤粮饷，《元史》记载“宪宗即位，……帝伐蜀，赛典赤主馈饷。”[3]至元元年（1264年）赛典赤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至元三年移治利州，八年移治成都[4]。可知1266年至1271年的5年之中赛典赤治于广元。元代军队、官吏中回回人均有一定数量，可推测此时已有穆斯林在广元定居。据马注《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公茔碑总序》称：“居于……利州者，是为伯颜察儿之后。”伯颜察儿是赛典赤之孙，元代封奉元王。此为有据可考者。此外，有元一代四川境内先后设军屯、民屯29处[5]，可推测屯田定居之回回人亦有不少。元代四川回回商人也很多，如元代四川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四川廉访司佥事、枢密院都事脱欢曾上疏说：“回回户计，多富商大贾，宜与军民一体应役……今后回回诸色人等，不许赉宝中卖，以虚国用”[6]。可见回回商人在四川的活动影响很大。而广元正当陕甘入蜀要道，回回商人可能也有入居者。

回回人的定居繁衍标志着伊斯兰教开始在广元生根发展。史称“广元回教盛于元明，寺立今之东街三元宫。”[7]另据记载，“民国抗日战争时期，棉纺厂在北街‘永昌恒’后面修建厂房时，掘有一碑，从碑上可知最早的寺就在于此。”[8]此碑已佚。又有从北街豫剧团出土的阿拉伯文碑一块，现被埋在清真寺大殿后，内容无从查考，但据称此碑出土地点是从前的回族墓地，则或为墓碑。总之可以肯定，元代广元已有穆斯林定居并建有至少一座礼拜寺了。


| 广元上河街清真寺内珍藏的阿文碑，出土于原北街豫剧团。（摄影：邓新贤）

明代广元伊斯兰教随穆斯林人口的增加而有所发展。广元境内的青川县旧治青溪镇，明代属龙安府（治今平武县）。青溪镇位于由陇南入川的阴平古道上。《龙安府志》载洪武四年（1371年）颖川侯傅友德平蜀，由陇南入平武，则必经由今青川县境；洪武十一年（1378年），平羌将军丁玉平定松潘亦经由龙安府境内[9]。丁玉“河州人，洪武十年为右都御史大夫。”[10]而河州素为回族聚居地。这两次用兵中均有回族兵士落居今青川、平武、松潘一带，至今当地回族多相传祖籍陕甘，属军籍，明初随军而来[11]，明代这一区域一直是汉藏茶马互市及军事防范的地区，陕甘籍回族士兵退役后定居于此当属可信。清代平武县《重修清真寺功德碑》称“龙郡清真寺创自明季。”可证明代今青川、平武一带已有回族定居并建有清真寺。

元明两代是伊斯兰教传入广元并逐渐发展的第一时期，明末清初四川战乱连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起义军入川，曾攻克昭化、剑阁等今广元境内各地：清顺治二年（1645年）张献忠攻占广元，康熙十三年（1674年）时吴三桂攻占广元，至康熙十九年才平息。史称“广元当明末乱后，土著甚稀。”[12]当地回族亦不免于难，清真寺多遭毁坏，致使元明两代广元伊斯兰教史料缺乏。而伊斯兰教在广元传播发展的第一时期逐告结束。

二

清初移民实川，俗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广元一带居民“粤闽秦赣各皆有之”[13]，其中亦有各地回族迁入者。今广元城郊王家沟、林场村王姓回族相传来自湖北麻城孝感。由于广元地近陕甘，陕甘回族迁入者更多。如青川县薅溪回族乡马姓相传来自陕西泾阳，者姓相传来自甘肃武都、文县。清代各地回族因其它原因入川者也一直不断，如广元市区马姓原籍河北易县，乾隆年间经商至此定居。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广元城内已有回族200余家[14]。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遭到镇压，回族亦有避居入川者。如杨伯康祖籍宁夏固原，其祖父于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避难入川至广元定居，后迁成都[15]。又如今青川县大院回族乡地处偏远，据说即是回民因避乱而迁此地。清代回族入迁和人口增多为伊斯兰教在广元复兴准备了条件。


| 蒿溪（薅溪）清真寺牌坊。（摄影：邓新贤）

清康熙辛丑（1721年），李现光主持改建广元清真寺于城外上河街[16]。当时“人烟稀少，捐输无多，仅可装修正殿三楹”[17]。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回民既庶且繁”，于是“捐资不下千余金”[18]扩建上河街清真寺，形成今天广元市规模最大的一座清真寺。此外青川县薅溪清真寺、青溪清真寺、朝天区穆家坡清真寺的历史均可上溯至清代。清真寺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规模扩大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广元的发展。


| 竣工于2004年的广元上河街新清真寺。（摄影：邓新贤）

广元清真寺内最初实行掌教世袭制。掌教“伊玛目”又称“杏坤”，总揽本坊教务与财政大权。寺产由世袭掌教掌握，收支不公开，造成很大弊端。后来废世袭而行聘任制。阿訇下设“三道”，俗称“麻敬”、二老师傅、三老师傅[19]，辅助阿訇办事。广元县志载：“于寺纠正礼仪，传授古尔阿尼可兰经典者，为阿衡，执事教务，率众礼拜者为掌教；视察勤怠及忽略拜数者为辅教，按时集众课功者为宣教。”[20]这是格底目教坊中典型的开学阿訇聘任制和三掌教制。

寺坊经济在清代也逐渐形成了。广元上河街清真寺地处繁华闹市，先后购买铺面、房产多处做为寺产。同治四年（1865年）的碑刻中记载了嘉庆十七年（1788年）、道光十九年（1810年），咸丰九年（1851年）置买寺产的情况。光绪三年（1877年）碑刻记载了培修清真寺和新买房产的情况。天课制度也逐渐形成定制，“做生意有了盈利，按百分之三点三抽头，粮食也可按价结算。所抽课税除寺里一切开支外，余者作为鳏、寡、孤、独的救济。”[21]

清代广元清真寺的经堂教育也形成定制，分为小学与大学。小学是基础宗教教育，初入学的“海里凡”即学生，先学阿拉伯字母，一般将字母写在牛肩胛骨或硬纸片上练习拼写，称为“挑巴”；再读《杂学》、《亥听》等经堂教育的传统读本。大学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全部古兰经，要达到熟读、背诵、书写和讲解等要求；再读波斯文和其它学科，具备了这些条件即可举行穿衣仪式，“头包长白帕，身穿华丽的绿色长袍，袍服前后有两个方巴，巴上注有伊斯兰文，凡举行了这种仪式的即为正式阿訇。”[22]在经堂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广元上河街清真寺内开办了清真小学（广元县区立第四初级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儒书与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23]，对回族既能读书又能学习教内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所学校成为今天民族小学的前身。

关于清代广元回族的宗教生活，地方志中有详细记载，他们“外用五功”，“内守五典”，“日十二时以五时拜主赞圣，余则勤职业，旷功者掌教督促之，违典者掌教劝惩之。若功课耆年富室日日不辍，贫苦七日一行。”[24]可见当时广元回族有正常的宗教生活，老年人和富裕人家每天都去寺内礼拜，而终日劳作的贫苦人也都参加主麻日的聚礼。

清代伊斯兰教在广元的兴盛，有赖于回族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实力。史载“回民职业，在清习武事，仕官自云恩骑尉至提镇皆有之，学儒者自廪贡至县令而止，农商十居三四”[25]。这种职业分布是清代广元回族的一大特色。清代回族不仅在广元，而且在整个四川的政治活动十分活跃，清前期尤盛。许多回族入川为官，回族官吏任职之处的伊斯兰教事业多受益处。如乾隆年间江南回族马家良仕官至广元时主持扩建了清真寺。上河街清真寺内现存的九道匾额多为清代回族官吏所题。清代四川回族从军“吃粮”也成为重要职业，俗谓回民职业为“不宰牛便宰羊，不卖粑粑便吃粮”。一些回族由军旅而入仕途。现存之上河街清真寺同治四年（1865年）“建修清真寺碑志”和青川县薅溪乡拱北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建五、徐龙山碑记”所载之捐资姓名后多附官衔，可知当时广元回族从军、入仕者很多，特别是广元营、松潘营中回族军官和士兵不在少数。此外广元回族经商者也很多。清初以前广元城繁华区在城内，“市廛之盛，称南北街，时东关亦未塞也”[26]。那时清真寺即在城内之东街；“乾隆之世，市移江崖”即今天之上河街，此时清真寺也移建于上河街了。清真寺迁移反映了回族聚居点的迁移，可知当时回族商人很多，否则不会随商业区变迁而建清真寺。另据广元马氏家谱，其祖先自河北经商至广元，即在下河街置房产定居，其后人拥有“春生祥”，“玉顺公”，“松柏堂”等商业字号。正是基于广元回族在清代政治、经济上有一定实力，回族和伊斯兰教才赢得了社会地位，得到认可并发展和兴盛起来。以至于地方志称“广邑回汉同居，不特无陕甘之仇恨，且有螟蛉联姻者，俨如一族”[27]。

三

清代伊斯兰教在广元传播和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嘎的林耶门宦的传入和拱北的修建。嘎的林耶意为“大能者”，是伊斯兰教中出世色彩较重的一个苏非派别。中国内地的嘎的林耶相传是穆罕默德29世后裔华哲·阿布都拉希所传，分为3个系统。广元境内嘎的林耶拱北均属临夏大拱北系统。大拱北系统的3个宗教中心分别在临夏大拱北（祁静一墓地）、四川阆中久照亭拱北（华哲·阿布都拉希墓地）、陕西汉中西乡县鹿龄寺（祁静一归真地），而广元地区恰处在这3地之间，所以也成为拱北分布较多的地区。据统计四川全省共有9处嘎的林耶拱北，而广元境内即有6处。广元地方志中称嘎的林耶为“回族之出家派”，并详细记载了其特点：“长不婚娶，岩栖谷隐，坐功守静，认主归真，至老脱壳，如禅圆寂，道羽化，命曰归真……因于遗壳处盖亭防守，颂曰拱北。”[28]

广元市境内规模最大且保存完好的拱北是青川县薅溪回族乡金凤山广惠亭拱北。墓主马五满拉，嘎的林耶教众尊称为“五太祖”，是大拱北创始人祁静一的师弟。据民国13年（1924年）刊印的大拱北道统史《清真根源》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麦地那人“华者尔不董拉希”第3次到河州传授嘎的林耶教理，首传祁静一，次传马五满拉。后来马五满拉奉师命去成都青羊宫道观云游，“会仙旋回，时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初十日，归真薅溪。”[29]传说当时薅溪清真寺两位阿訇料理埋体时抱怨其尸身已发臭难闻，尸身竟开口道：“你们嫌我臭就出去，我自己来洗。”两位阿訇被吓跑，良久复归，见尸身已洗好裹起，异香满室，始知其为高人，葬后遂修拱北，名广惠亭。这虽过于神奇，但反映出广惠亭拱北来历不浅。据拱北碑记，道光十三年（1833年）河州马龙云主持建修砖亭并置田地；咸丰时（1851~1861年）马道祥主持拱北，松潘教民修亭前报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重修报厅；光绪十二年时（1886年）重修亭宇报厅、客堂、山门、院墙等。形成今天的规模。

青川县大院回族乡花盖河村五龙山（今黑马山）拱北和乐安乡后溪村徐龙山（今老木山）拱北，均号清真亭，分别是祁静一的弟子安定川的修行地和墓地。据大拱北道统史《清真根源》记载，安定川本系安徽汉族人，进士出身，康熙年间任四川阆中县知事，受祁静一感召而辞官皈依伊斯兰教。后奉师命至今青川县大院乡花盖河一带修行，“时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七月二十日，归真后溪。”[30]遂于两处均建拱北。据拱北碑刻，光绪初年（约1875年）松潘教众邀请马道安主持徐龙山拱北，重修亭宇、客堂，修五龙山拱北北座房；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修两山并置买田产。

广元市朝天区大滩穆家坡九井山拱北，号静觉亭。方志记载：“马尊者，固原人，康熙甲寅年（1686年）归真，九井山建亭”[31]。另据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称大滩九井拱北“是临夏王寺马五太爷坐静地”[32]。

广元市北郊将军桥拱北或称北山拱北，据载：“陈尊者，甘凉人，乾隆丁卯年（1747年）归真，建亭金鱼山。”[33]


| 将军桥拱北。（摄影：邓新贤）

广元市南郊林场村南山拱北，据载：“马尊者，河州人，乾隆癸酉年（1753年）归真，建亭玉龙山。”[34]马通书中称其为“二郎山拱北”，“是马四太爷坟地”[35]。

由于嘎的林耶出世性强，其教义在广元回族中的实际影响很小。每年到各处拱北点香做都阿宜的都是来自甘宁青的嘎的林耶教众，拱北守护人也多来自甘宁青地区，不介入广元当地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虽然每处拱北附近均有回族聚居，但大都遵行格底目教义，有自己的清真寺和阿訇，只把拱北建筑看做是本民族的文化遗产。

四

清末至民国前期伊斯兰教在广元有所发展。1935年川陕公路通车，广元的交通位置更加重要。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境内未受日军践踏，加之是国民党政府的大后方，许多内地人口和工商企业避居入川，其中也有一些回族人口迁入广元。广元商业聚然兴盛，时有“小成都”之称。广元城东之旺苍坝（今旺苍县）“日日为市，贸易不灭，有城市之象”[36]，民国时已建有清真寺一座。城西之三堆坝（今市中区三堆镇）位于白龙江畔由陇南入川的交通要道上，民国时亦建有清真寺。民国《广元县志稿》记载当时的广元县有清真寺4座，回族500余户。这一数字尚不包括今天广元市的青川、剑阁、苍溪等县。

民国时期广元伊斯兰教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哲赫忍耶的传入。当时广元上河街清真寺阿訇王诚之（1889~1961）接受哲赫忍耶教理，对原有宗教仪规加以修改。结果一部分人改从哲赫忍耶，以余步瑶、马子青为首的一部分人则坚持老教格底目教义。老教不到寺内礼拜而改到余子云家中礼拜和办事。到民国24年（1925年）老教创修新寺于下城壕街。时有“老寺新派，新寺老派”之说。实际上哲赫忍耶教义并未真正得以广泛传播，也没有纳入西北哲赫忍耶门宦的教权体系，大部分人只是随阿訇而行教门，没有根深蒂固的教派观念。

民国时期广元伊斯兰教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11年，以王浩然阿訇为代表的一批回族知识分子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并发展为一个全国性回民组织，其宗旨是联系各地回族，倡导和推广新式文化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展经济。1919年俱进会四川支部成立，各县设分部。广元县也成立了以马绪远为会长的广元县回教俱进会。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何松泉发起成立了广元回教丧葬协力会，1932年丧葬协力会向上河街清真寺赠送了“教务维新”的匾额。民国广元县志称广元回族“近组回教俱进会，新思更张；冠婚之礼有合孔教，丧葬尚速，……追远纪念高曾无尽，尤足取焉。”[37]清末清真寺内所设小学也于民国28年（1939年）迁至城壕清真新寺隔壁之校舍，更名为“广元县伊斯兰小学”，由回族知名人士余子云任校长，回汉学生兼收。伊斯兰小学内授以新教科书，并授阿文，产生了良好影响。


| 上河街清真寺“教务维新”匾。（摄影：马白良）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今广元市青川县境内，发动群众成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回民马明月担任凉水区苏维埃主席，许多回民担任苏维埃委员或参加了红军。当时红军指挥部设在薅溪广惠亭拱北内，拱北守护人苏世昌阿訇主动为红军提供方便。徐向前、李先念等在此指挥了悬马关等战役的胜利，并在拱北内题写了“万国九州都革命，五湖四海是红军”的诗句。


| 广惠亭拱北内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旧址简介。（摄影：邓新贤）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许多工商企业和人口重又迁走，广元商业一落千丈。加之全国解放在即，经济混乱，法币贬值，原来的兴盛不复存在。伊斯兰教自清初以来在广元的发展繁盛遂告停滞。

五

解放初期的广元伊斯兰教没有什么发展。清真寺改由选举产生的寺管会管理。下城壕清真新寺大殿建筑出现偏斜，大跃进时又把其当做食堂，一度无人管理。1961年经回族群众协商将新教、老教两寺坊合并，新寺房屋送给民族小学。

文革时期广元伊斯兰教与全国各地一样遭受了劫难。旺苍坝、三堆坝的清真寺已不复存在。由于回族群众的努力，一些清真寺建筑和珍贵文物得以留存至今。如将军桥拱北墓被毁，回族群众冒险藏起了石刻墓顶。马万全阿訇以广大回民群众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由收回并保护了被占用的上河街清真寺。同时把寺内九道古匾用纸层层糊平，再刷上红漆写上有关民族团结的“最高指示”后悬挂原处，使其幸免于难，文革后重见天日。1968年开斋节，马万全阿訇借从中央民族学院“迎”来的300本毛主席论民族问题语录而在清真寺内举行了“迎宝书”集会，会后几十位穆斯林悄悄举行了会礼。当年这一特殊形式的开斋节集会时留下的珍贵合影，至今仍存。


| 1968年广元上河街清真寺开斋节留影，二排右六为马万全阿訇。（图片来源于周传斌著《雪泥鸿爪：回族文化与历史论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民族宗教政策的重新贯彻实施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广元伊斯兰教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被毁清真寺和拱北陆续恢复和重建。1980年修复薅溪广惠亭拱北和后溪清真亭拱北；1982年政府拨款2.8万元重建薅溪回族乡清真寺大殿；1985年对广元上河街清真寺进行了培修。目前全市已恢复和重建清真寺8座，拱北6处。

1982年马万全阿訇赴麦加朝觐，成为解放后四川省第一位哈吉。1985年广元市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后特别注重开展文化活动。每年开斋节、古尔邦节举办各种形式的回族联谊活动。1987年成功举办了“四川广元地区——宁夏银川地区回族书画联展”。1988年成立了广元市穆斯林书画院和广元穆斯林教育基金会。1989年编辑出版的《广元穆斯林记事》一书记载了近年来广元伊协的各项工作和成绩。1994年马万全阿訇当选为四川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广元市上河街清真寺的年轻阿訇也已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云南伊斯兰教经学院等处陆续学成归来，预示着广元伊斯兰教的美好明天！





注释：
[1]《粤雅堂丛书·九国志》卷七
[2]《元史·宪宗本纪》
[3][4]《元史·赛典赤传》
[5]《元史·兵志·屯田》
[6]《元史》卷一三四《朵罗台附脱欢传》
[7]《重修广元县志稿》卷十五“礼俗志·宗教·回教”，民国十五年开始续修，民国廿九年付印，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8][19][21][22]余子云：《谈谈广元伊斯兰教》，《广元文史资料》，1985年
[9]清道光《龙安府志》
[10]《茂州乡土志·政绩》
[11]《平武的回族和伊斯兰教》，《平武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6年
[12][13]《重修广元县志稿》卷十五“礼俗志·祖籍”
[14][17][18]同治四年《建修清真寺碑志》，广元上河街清真寺
[15]马文彬：《成都的回族穆斯林与清真寺》，《中国穆斯林》1992年第5期
[16][20][24][25][27][28][31][33][34][37]《重修广元县志稿》卷十五“礼俗志·宗教·回教”
[23]马万全：《广元伊斯兰教及寺院》，《广元县志通讯》1984年第1期
[26][36]《重修广元县志稿》卷四“建置志”
[29][30]青川县薅溪回族乡广惠亭拱北光绪十二年《重建五、徐龙山碑记》
[32][35]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36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