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在新时期对民族宗教工作的贡献——《习仲勋传》节选（一）

习仲勋同志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分管组织、统战、民族等工作。

习仲勋同志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工作期间，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的许多独到见解，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宗教问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81年6月，习仲勋同志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全国统战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习仲勋同志（图片来源：资料）

习仲勋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对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视。这是他的老本行，但他面对新的形势，不断思考着新的问题。

他组织带领统战部的干部，按照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肃清“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和理论研究之后，他提议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解决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全面的阐述。

他说，八十年代的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四化建设，一是保卫世界和平，一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定不能丢。

“至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出新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还特别强调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像打麻将一样，混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说，现在把政协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影响。我算了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比较多一点，各省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过去常讲，不要把党外人士当摆设。我们现在这种思想还是有的，把人家当只花瓶。当花瓶还好看些，有的连花瓶都说不上。

习仲勋同志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有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有新的认识。

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深有感触地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认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成文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请统战部同志的脑子里经常想着这些问题。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是对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念，他为什么还要求入党呢？现在在我们一些部门里，总觉得党员最可靠的，总是高人一等，这就不好了。对党外人士，你们已经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们的事迹，我觉得还不够，特别是对国外的统战对象，也要有计划地大量搞。”

习仲勋同志对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了认真思考。他提出了统战部也要管干部，扩大统战对象、广交朋友等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

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统战部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进一步明确了统战部负责管理党外干部的职能，使各级统战部门真正成了党外干部之家。

在统战工作细节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连怎么说话用什么样的语言，习仲勋同志都做过仔细研究，给干部提出要求。

他说：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说话就露馅了，开会发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总喜欢说党怎么样决定了。那人家要问你，既然党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我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总觉得这种说法和做法不那么妥当。不能这样嘛。党的领导这一条当然要坚持，但也不能到处讲我们要领导。你不讲，人家就不要你领导？

习仲勋同志要求统战干部“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都应有明确的回答”；“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

他还中肯地告诫统战工作干部，“请拿出一点实干精神来。统战部的工作很麻烦，无耐心，不细致，不一抓到底，都做不好工作。这就是官主义作风”。

对民主党派内部及与其有的关的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引起习仲勋同志的注意，他即于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强调：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其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摘自2013年10月1日《北京青年报》第11版“每日连载”专栏）
 

习仲勋同志（图片来源：资料）

习仲勋同志在新时期对民族宗教工作的贡献——《习仲勋传》节选（二）

习仲勋同志始终关注民族宗教问题。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谈到统战工作时，专门讲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准备讨论一次。民族问题方针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结合各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问题。

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其实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分不开的。有的民族没有宗教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我们现在说的宗教狂热，要加以分析。为什么狂？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一九八四年九月，群众来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场所既是国家文物，又是旅游景点，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职责划分问题。按照胡耀邦同志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建议进一步贯彻国发【1983】60号文件，落实好宗教政策。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央办公厅以《调查简报》形式将调查情况报送胡耀邦同志。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批示，请仲勋牵头处理好这件事情。

习仲勋同志按照胡耀邦同志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宗教政策的落实。

三月三十日，习仲勋同志约请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决定趁正在召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之机，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向大家介绍情况，督促落实政策，解决问题。习仲勋同志出席了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宗教政策。他特意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胡耀邦同志在昆明华亭寺实地调查的情况，说明落实政策的重要性。

胡耀邦同志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视察华亭寺的，他听到僧人反映寺庙还没有交由他们管理时，即对僧人说，寺庙的政策要落实，该交你们管的要交你们管。他对随行的园林部门的同志说，不要把宗教界看成外人，都是中国人，你们要主动和他们搞好关系，搞好团结。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胡耀邦同志要求随同他的省上负责人要认真切实地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把出现的问题解决好。

习仲勋同志对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人介绍胡耀邦同志视察华亭寺的情况，目的是要督促各地加快落实宗教政策。他强调说，耀邦同志这次谈话，对如何解决寺庙的管理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僧道人员，讲得很清楚，很明确，对各地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耀邦同志深入实地，察看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学习，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到自己工作中去。这次会议后，各地及时纠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快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响。

习仲勋同志关注着宗教政策落实进展情况。当他得知落实宗教政策仍然阻力不小，国务院六十号文件确定开放的一百六十三座重点寺院和道观中，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九十四座应移交给佛教道教组织和僧人道士管理使用，但仍有三十多座没有移交，即使移交了也有不少遗留问题。

于是，他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很快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这个局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我们对民族、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

他提醒，在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

他说，中央发出十九号文件已经三年，国务院发出六十号文件也已两年，为什么不能完全贯彻落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缚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二是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害得失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首先把党的宗教政策、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习仲勋同志的这次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会议之后，各地很快落实了有关政策。（摘自2013年10月2日、3日《北京青年报》“每日连载”专栏）
 

习仲勋同志（左）与周恩来总理（右）（图片来源：资料）

习仲勋同志在新时期对民族宗教工作的贡献——《习仲勋传》节选（三）

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伊斯兰教阿訇二千多人，大部分年龄偏大。随着宗教生活的恢复和清真寺的开放，一些信教地区的穆斯林聘请不到有经学基础的阿訇，便私自培训，吸收青少年念经。

为了把宗教生活纳入正轨，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精神，决定开办阿訇进修班，每年举办一期。逐步形成一支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又有相当伊斯兰经学学识的中青年宗教职业队伍，适应穆斯林群众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旬，第一期进修班开班，参加的阿訇有三十人，进修的课程有《古兰经》释义、应用《圣训学》、应用教律学、伊斯兰教简史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等。进修班在穆斯林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应。

习仲勋同志从材料上看到宁夏这个做法后，非常赞同，于十二月六日批示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同志：这是一个好办法，值得重视，请静仁同志指定负责管理宗教的同志考虑，别的宗教如喇嘛教、佛教可否用此办法，培训一批宗教职业人员，来管理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此后，各个宗教的培训机构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落实决议精神，习仲勋同志有自己的见解。

他说，封建迷信不是指的宗教，按教义教规搞的宗教活动是允许的。但现在有些宗教也搞迷信，这些问题由宗教自己去解决，行政上对此不要做硬性规定。

他指出：“这种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基础上，由群众自己来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率先倡导。”“对少数民族地区那些不利于民族兴旺、群众致富，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要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通过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广大群众充分商量后，由他们自觉自愿地加以改革。”

他对参加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同志说，这几种观念在少数民族地区很有用。少数民族太封闭了，他们过去不愿意与外边多来往，是有历史原因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去糊弄少数民族，用些假货、不真实的东西，把人家的羊弄走了，牛也弄走了，羊毛也弄走了。这些问题我们要重视，建立一个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

他认为，在民族工作中，应当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改变半封闭状态，实行开放。这种开放，包含对国外开放和对国内其他地区开放交流是脱贫致富、吸收先进技术人才，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必由之路。这一点要反复向少数民族讲清楚，要摆些实际例子做宣传。

习仲勋同志（右）与邓颖超（中）及十世班禅大师（左）（图片来源：资料）

习仲勋同志在新时期对民族宗教工作的贡献——《习仲勋传》节选（四）

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习仲勋同志与十世班禅相识，并建立了深厚友谊。在以后近四十年的交往中，他们肝胆相照，友谊历久弥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习仲勋同志等因支持十世班禅《七万言书》的意见书遭到批判。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世班禅向周恩来同志报送了《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共八部分，约七万字，故称《七万言书》。《七万言书》系统批评了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周恩来同志要习仲勋同志研究后，向他汇报。

习仲勋同志认真阅读了《七万言书》。认为大部分意见是好的，但其中一些言词比较激烈，周恩来同志听取习仲勋同志的汇报后，委托他与十世班禅谈心，沟通思想。

习仲勋同志充分肯定了十世班禅直言不讳地向党提出建议的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十世班禅对习仲勋同志说你讲的我接受，你看着我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我们又是朋友，你是为了我好，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

后来周恩来同志和有关领导在人民在会堂接见了十世班禅，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按照班禅的意见形成了一系列纠“左”的文件，很好解决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但时隔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严厉批评李维汉一味迁就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等人，妥协退让，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批评习仲勋同志在《七万言书》问题上采取迁就、放任态度。李维汉、习仲勋、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因此受到批判、审查。一九六四年九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十世班禅再次进行批判，年底解除了一切职务。

“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同志和十世班禅都受到红卫兵的揪斗，被长期审查，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的错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老友重逢，感慨万端。十世班禅对习仲勋同志说，我的《七万言书》把你连累了，真是对不起。习仲勋同志说，这都是“左”倾错误的恶果，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信任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致信习仲勋同志并转胡耀邦同志，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去西藏和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藏区视察。由于他一九八〇年回藏区考察进行佛事活动时发生过意外，以后两年多再没有去藏区。

习仲勋同志看了信后即转胡耀邦同志阅示。次日，胡耀邦同志同意班禅的要求，批示“请仲勋、兰夫、彭冲同志商定。”经过慎重研究，中央同意班禅这年回西藏视察。十世班禅临行前，几位中央领导一起与他谈话，告诫要按中央要求做好工作。习仲勋同志一方面提出要求，一方面叮嘱他要注意的问题。

五月二十五日，习仲勋同志与乌兰夫同志、杨静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十世班禅。一见面，习仲勋同志高兴地说，我们认识三十一年了，过去是好朋友，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既是朋友，又是同志，今天谈话可以随便一点，畅快一些。十世班禅非常高兴，感谢几位领导的关心和爱护。

习仲勋同志说，你要去西藏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去不去西藏，什么时候去好，中央要有个全面的考虑。这两年没有让你去，我看是对的，因为你的身份不同，你的行动，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对达赖集团的政策，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能把自己单纯地看成只是藏族的精神领袖。你现在是又自由又不自由，当了副委员长，就不那么自由。犹如我们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可自由行动，就是要讲党性，守纪律。我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你不是共产党员罢了，其他都一样，同是干革命。你是大师，又是副委员长，也要求你同我们一样遵守这条准则，这也是为祖国统一着想，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着想，如果不这样来要求你，那就是另眼看待你了。前年，邓小平副主席同你谈话，对你评价很高，他从不随便讲话，应该说对你是一次很恳切很亲切的谈话。现在是八十年代，不同于四五十年代，我们希望你做一位社会主义的班禅，做一位革命的班禅，争当革命的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见识，气量要大，不要感情用事。
习仲勋同志传达了中央对十世班禅去西藏的决定。他对十世班禅说：“几天前中央郑重研究了你去西藏的问题，决定你今年可以去西藏。”

他还推心置腹地说：你是双重身份，在思想上要把副委员长放在第一位，宗教领袖放在第二位。一言一行要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宗教活动不是不可以搞，但不宜过多，多了会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要尊重地方党委及地方政府，尊重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要正确对待下面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向前看，不要翻历史旧账，对反对过你的人，要特别注意团结，达赖要搞大藏族自治区，在西藏安了不少钉子，在国外又搞了不少名堂。你这次去可以了解情况，多做些工作，宣传民族大团结，宣传走社会主义道路，宣传祖国统一，既然回西藏，能去的地方都可以去。

十世班禅感谢中央批准他去西藏，感谢十届三中全会使他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表示相信党中央，愿意在藏区发挥一些特殊作用。（摘自《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4日第11版）

习仲勋同志会见僧人代表（图片来源：资料）

习仲勋同志在新时期对民族宗教工作的贡献——《习仲勋传》节选（五）

为了安排好十世班禅在西藏的行程，五月三十一日，习仲勋同志与乌兰夫同志在北京专门约谈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唐法同志，就十世班禅回西藏事宜作出安排。习仲勋同志说，中央同意班禅今年去西藏。班禅同达赖有原则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而在西藏都有影响的人物。达赖叛国，现在还要搞什么大藏区，班禅一贯爱国，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小平同志对班禅有明确肯定的评价。班禅回去，西藏自治区要热情、诚恳、礼貌，体现政策，各方面工作都要做好，帮助班禅解决好视察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九八二年夏天，十世班禅回到西藏，得到西藏自治区的妥善安排和热情接待，视察进行得很顺利。七月十日，十世班禅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从幼年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

“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三十年来，我遵照党的教导，在主观上总是要求自己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对加强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十世班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西藏期间，他按中央要求和习仲勋同志等中央领导的嘱咐，多次讲话宣传西藏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决维护汉藏民族的团结。
习仲勋同志关注着十世班禅回藏的情况，连新华社关于十世班禅回藏的报道稿也要亲自审阅，并作出批示。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世班禅准备去西藏参加“传召”活动。二月五日下午，习仲勋同志约请十世班禅到统战部，就“传召”的有关问题与十世班禅交谈。

习仲勋同志对“传召”活动考虑得很仔细，关切地说，这次你去拉萨主持祈祷大法会，这台戏你是主角，搞好搞不好，要看你了。这个法会二十年没搞了，今年开始恢复，意义很大。搞好了，对外影响更大。你去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把问题考虑周到些，对每件事的处理要尽量慎重点，安排妥当，时间短一点，规模小一点，尽量不要发生问题，通过这次活动扩大政治影响。习仲勋同志特别叮嘱说，大师千万要记住，你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并关照说，西藏情况很复杂，你要注意安全，确保不出事。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十世班禅在西藏扎什伦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后，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一岁。

噩耗传来，习仲勋同志十分震惊和悲痛。就在不久前十世班禅五十寿辰时，习仲勋同志还为之作“知天命之年”的祝贺，祝愿他为祖国为民族作出更辉煌的贡献。然而未料此次赴藏竟成不归。习仲勋同志痛心疾首地说，这个损失真是难以弥补啊！

习仲勋同志（第一排右二）与喜饶嘉措大师等合影（图片来源：资料）

习仲勋同志在新时期对民族宗教工作的贡献——《习仲勋传》节选（六）

说心里话，办实事，广交朋友，是习仲勋同志做统战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战争年代，他就与不少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交上朋友，像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赵青山、著名民盟人士杨明轩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习仲勋同志的国务院工作时期，有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的朋友，如高教部部长马叙伦、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交通部部长章伯钧、还有陈叔通、季方、罗隆基、胡子昂、黄炎培、史良、邓宝珊、包尔汉等，另外还有许多在人大、政协、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外人士。

他与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成了他了解各界人士声音和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渠道。陈叔通同志为了反映意见、交流思想，往往直接到习仲勋同志家。习仲勋同志说，陈叔老，您有什么事，我到您那里去，就不用您来回跑了。但陈叔通同志有问题和意见仍然坚持登门造访，对习仲勋同志的信任可见一斑。

张治中同志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期间，和习仲勋同志共事，到北京后，他俩仍然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工作。习仲勋同志十分尊重和信任张治中同志，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把很多重要工作交给张治中同志，使他有职有权。

习仲勋同志担任国务院领导后，张治中依然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对党和政府有什么建议，都愿意和习仲勋同志商量，往往事先不打招呼，径直到家里找他，对张治中同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习仲勋同志都认真对待，能处理当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及时转报请示。他称张治中同志为“密友、益友、诤友”。

傅作义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的交往也很深。习仲勋同志不仅工作上支持傅作义同志，而且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一九五七年，傅作义同志突发心脏病住院，习仲勋同志多次探望，关切地对他说，要保持心情平静，住院期间，以治病为主，水利部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一下，有些工作不必亲自去做，可以让部里其他负责人去。傅作义同志认为自己是部长，有些事情还要亲自处理。为了能使傅作义同志安心养病，习仲勋同志报告周恩来同志后，安排他到广东休养，使其身体很快得到康复。

和习仲勋同志接触较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是冯玉祥部队的随军牧师，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之后任孙连仲部队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动员孙连仲起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前夕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解放后，余心清同志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习仲勋同志同志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时和余心清同志接触较多，余心清同志经常向习仲勋同志请示汇报工作，习仲勋同志也很尊重他。

余心清同志是个直性子，喜欢坦率地发表意见，对个别单位和地区对待知识分子不妥当不符合政策的做法提出异议。反右派斗争中，单位准备把他划成右派。习仲勋同志非常熟悉他，便出面保护，使他免遭劫难。余心清同志秉性不改，对看成不惯的事仍坦率发表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迫自杀。

习仲勋同志后来谈到他时惋惜地说，余心清同志是个好人，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他常讲“士可杀不可辱”，这没有什么错，少数有“左”的思想的人，硬是要整人家，特别是那些“造反派”整他，抄家批斗，他怎么受得了？对民主人士，你不尊重他，他怎么尊重你呢？我接触过许多高级民主人士，都能很好地合作。他们对一些事和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见很尖锐，这不足为奇，从不同角度看成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和他们谈，摆事实，讲道理，都是可以商量的。失去余心清同志是一大损失。这些话反映了习仲勋同志对党外老朋友有一片诚心。

习仲勋同志和乌兰夫同志有很深的交往，认为他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作中经常听取他的意见。乌兰夫同志虽然年长些，但很尊重习仲勋同志，很赞赏他的领导水平和人格魅力。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夕，还在内蒙古工作的乌兰夫同志特别邀请习仲勋同志夫妇和其他人到呼和浩特欢度春节，共叙友谊，探讨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习仲勋同志认为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工作很有成绩，说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新纪元，对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习仲勋同志还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五湖四海，不管是本地干部还是外来干部，不管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不管是地方干部还是军队干部，都要加强团结。乌兰夫同志对习仲勋同志提出的意见和诚挚希望，完全赞成，认为符合内蒙古的实际情况。

习仲勋同志与喜饶嘉措大师是老朋友。喜饶嘉措大师是青海宗教界的民主人士，在藏区有很高的声望。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以及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由于工作关系，与习仲勋同志来往较多。他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找习仲勋同志商量、请教。习仲勋同志总是耐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和想法，给他出主意，帮助解决困难。

一九五六年前后，喜饶嘉措大师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因名额限制，他的秘书不能随行，便产生了一些看法。习仲勋同志得知后，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对喜饶嘉措大师说，我们既然相信你，也就相信你的秘书，要不然也不会让他给你当秘书的。又对喜饶嘉措大师的秘书说，这次你没出国，下次可以去，我们相信你。由于他细致的工作，使喜饶嘉措大师和秘书都消除了思想顾虑，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摘自《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6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