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政治同属意识形态，它们之间多表现为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印尼，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尤为特殊。正如印尼学者瓦哈布•查斯布拉所说，如果谁能够将甜味与糖分开，那么他就能将伊斯兰与政治分开，可见伊斯兰与政治的紧密关系。然而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虽然其人口构成的绝大多数属于穆斯林，但时至今日伊斯兰教却并非印尼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

就国内而言，印尼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信誉和威望。尤其在新世纪，政府囿于自身能力越来越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在此情况下，包括印尼政治伊斯兰在内的各种组织为国家社会事务合理有效的解决提供了道德支持，它们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政治伊斯兰已经成为“穆斯林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力量”，对许多伊斯兰国家的现政权，以及同政权结盟的宗教统治阶层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亨廷顿也指出，“伊斯兰主义组织提供社会支持、道德指导、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服务、教育、失业救济，以满足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穆斯林的需要，而所有这些服务都往往是穆斯林政府不能提供的”。从对外关系看，无论任何国家，只要威胁伊斯兰的独立和穆斯林的福祉，政治伊斯兰都采取反对立场。它无疑影响着所在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从实际情况看，印尼各种政治伊斯兰团体都在影响着印尼。

一、政治伊斯兰在印尼的兴起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国际上出现的一股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为印尼政治伊斯兰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特别是“伊朗事件”促使世界范围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由此开始，一些伊斯兰主义者或教权主义者普遍关注政权问题。他们根据本国国情，或是强化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或是建立伊斯兰主义政权，以实现他们所企求的伊斯兰教法统治”。在印尼，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尽管印尼宪法不允许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但从事建立“伊斯兰国”的活动仍有很大市场和号召力。印尼政治伊斯兰兴起的时间大约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70 年代初。

苏加诺时期政治伊斯兰的表现由相当积极转为受一定的限制。这主要是因为印尼共和国成立伊始实行的议会民主制为伊斯兰的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苏加诺政府彻底抛弃西方式的议会多党民主，建立了由代表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代表组成互助合作政府及民族委员会，以此制衡伊斯兰势力的迅猛发展并维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

1965 年以后，印尼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苏哈托及其同盟者建立了所谓的“新秩序”，以区别于苏加诺时期的“旧秩序”，印尼的政治伊斯兰及其对外交的影响似乎迎来了走出低谷的时刻。然而，新秩序政体和荷兰殖民政府相似，都想控制而不是动员全体印尼人民（包括穆斯林）。它认为政府对其国民的基本职责可以通过发展经济和提供福利来完成，由此包括政治伊斯兰在内的广大印尼人的政治参与被严加控制，政治伊斯兰沦为了苏加诺的政治工具。

1997年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使统治印尼 30 多年的苏哈托下台，印尼进入后苏哈托时代，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新阶段。后苏哈托时代的历任总统都致力于推动民主化改革：释放政治犯、放宽新闻管制、实行多党选举、军队非政治化、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等。政治民主化带来民意的充分表达，各种势力都跃上政治舞台，其中包括政党、军队、警察、民众团体、宗教组织和极端组织，政治伊斯兰势力就是其中之一。

二、印尼政治伊斯兰的特征

伊斯兰教势力的重新崛起是后苏哈托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政治民主化鼓励伊斯兰教的政治诉求，政治伊斯兰在印尼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越发突出。苏哈托于 1998 年 5 月下台，这为政治伊斯兰重新进入印尼政治生活开启了新的机会之门。许多新成立的伊斯兰政党选择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源泉，并将伊斯兰教视为政党间、穆斯林团体间和国家间的政治联系纽带。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政治混乱，它在一些社会精英、军事派别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之间催生了为权宜之计而结成的联盟，目的只是为了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扩大它们的政治影响力。但是，最有趣的特征是，绝大多数新成立的伊斯兰政党都不认同将伊斯兰国家的创建作为主要目标，而是提倡将伊斯兰价值观作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灵感来源之一。

另一方面，苏哈托的辞职也为伊斯兰激进主义团体的出现提供了强大动力。比如，拥有准军事组织圣战军的圣战军联系论坛（FKWAJ），伊斯兰教捍卫者阵线（FPI），由阿布•巴卡尔•巴希尔任主席的圣战者理事会（MMI），真主党阵线等。这些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在印尼建立伊斯兰教国家，或者至少是在印尼将伊斯兰教教法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他们都是从哈比比担任总统的过渡期开始出现的。有报告指出，担任领导职务的组织成员一直与军队将领保持密切关系，他们都是受到印尼军方“绿色派别”中的某些小集团资助的（军队中的“绿色派别”是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伊斯兰有关系的）。而且，这些组织还被“绿色派别”用来为自己的政治动机进行辩护。但是，这些组织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倾向主要是由于政府面对强制执行法律、民族宗教冲突和官员猖獗腐败而无所作为导致的结果。

三、印尼政治伊斯兰的影响途径

后苏哈托时代的政治伊斯兰由于处在民主化的新时期，影响印尼政策的途径主要体现两大方面：

首先，在体制内的政治伊斯兰通过参与大选（总统和议会选举）、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创办报纸杂志、开办网络交流平台等形式为政府的对外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其次，体制外的政治伊斯兰，包括未参与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激进、分裂等伊斯兰破坏性势力，除了通过制造族际冲突、恐怖袭击等手段，影响印尼外交决策外，还通过发展与境外极端宗教势力的联系，利用宗教的流动性和跨国性特点，广泛吸收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来壮大其影响。

四、印尼政治伊斯兰对其政策影响

（一）对印尼国际伊斯兰关系的影响


一般而言，印尼的国际伊斯兰政策主要体现在“边缘”对“中心”的政策，即印尼伊斯兰对中东伊斯兰的态度。事实上，我们很难分清楚这种态度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因为印尼伊斯兰与中东伊斯兰的交流在实际操作上大多体现为官民交织——官方授权资助温和的伊斯兰民众与中东伊斯兰进行交流，政府间通过伊斯兰国际组织展开的交流；此外又有印尼的激进伊斯兰分子与中东的宗教恐怖主义势力进行的人员和技术往来。

（二）对印尼东盟关系的影响

印尼对东盟的政策一贯是连续而明确的，即将东盟视为自身外交政策的基石和迈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依托。不过，印尼对东盟的政策只能通过与单个国家的关系体现出来，通过发展与各个国家的关系，织就一张对东盟政策的整体网络。这从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总统的出访就可以体现出来。然而，政治伊斯兰的活动给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印象无形中影响了印尼的外交政策，比如，发端于印尼的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制造了 2002 年的巴厘岛爆炸案、2003 年的雅加达万豪酒店爆炸案、2004 年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爆炸案等恐怖袭击事件。从 2002 年的巴厘岛爆炸案调查的相关情况表明，除了伊斯兰恐怖组织的人员之外，印尼军方和政府中有伊斯兰倾向的公职人员也参与策划并实施了这次爆炸活动。巴厘岛爆炸案给印尼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进一步破坏了印尼的国际形象，对印尼与东盟的关系造成了潜在的负面影响。

（三）对印尼中国关系的影响

危机的发生使得印尼国内的民族矛盾容易凸显并引发了外交危机。例如在1997年金融危机，伊斯兰民众对当局普遍不满，学生示威抗议并要求当局做出改革。印尼华人在这次骚乱中又被当作替罪羊，伊斯兰主义者的反华排华情绪尤为激烈，其中伊斯兰政党星月党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减少印尼华人所占份额。它支持采取积极政策，把穆斯林小买卖和土著的企业放在优先于一般归华人所有的财团的位置上。星月党的这种论调显然不利于印尼经济的恢复，也不利于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

到目前为止，印尼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中的民主典范。不过现在中东伊斯兰势力的重组引起的动荡使得印尼政治伊斯兰更应关注。（撰稿：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印尼研究所研究助理   韦宝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