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年），出生于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一个叫做萨洛尼卡的小城。早在他出生之前数十年的1821年，这座小城所在的希腊地区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独立战争。1829年希腊独立战争结束，希腊获得独立。

       希腊的独立，无疑是奥斯曼这个庞大的帝国面临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自十八世纪末以来，面对已经进入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列强，奥斯曼帝国引以为傲的弯刀与快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优势。丧权辱国与割地赔款的条约，一个接一个的签署。疆域内的阿拉伯与库尔德地区，在列强的扶植下，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叛乱，谋求独立。但最终一个个又都被列强瓜分与蚕食，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或附属国。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与遥远的大清帝国，被称为欧亚大陆上的两个病夫。一个是西亚病夫，一个是东亚病夫。在遥远的大清帝国开展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的时候，与列强为邻的奥斯曼帝国同时也进行了一场更为深刻“坦齐马特”运动。这场运动，以维护皇权统治与帝国生存为目的，从军事、教育、工业、君主立宪等各个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变革，积极向西方学习，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没落国家。

       遗憾的是，与洋务运动的命运类似，“坦齐马特”运动最终在国内外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与破坏下，一路跌跌撞撞，进二退三。最终，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其实，早在1789年登基的塞利姆三世时期，这位具有卓越战略眼光的年轻君主，便洞悉了与西方列强越来越大的军事与经济差距。登基之初，这位君主便命令他的大臣们拿出一份改革清单，上面详列与西方的差距与急需改革的事项。遗憾的是，这位奥斯曼帝国近现代第一位具有战略改革眼光的君主，被当时拥有巨大社会影响与权力的“乌莱玛”阶层联合政治保守势力于1807年废黜。

       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当时还并未触及教育、法律、农业、政治等敏感区域，仅仅只是凭一个统治者权利的本能，在与沙俄数次战争失利、割地赔款之后，进行了一场军事与工业的有限变革。然而，即便是一场强军卫国的改革，也遭遇到了宗教保守势力与旧军队既得利益者巨大的阻力。在他们看来，这场“效法异教徒的运动，就是要动摇伊斯兰在帝国的根基”。
     
       纵观奥斯曼帝国自十八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两百多年命运坎坷的一场又一场变革，一次又一次国难，与其说是西方列强的残酷侵略，不如说是政治既得利益者与宗教保守势力对帝国无情的伤害与破坏！

       所有人都看到了国家不变革就要灭亡，但真的牵扯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反对者。每个既得利益者都将自己的利益与“伊斯兰传统”这个口号捆绑起来，拒绝任何伤及自己的变革。纷乱的政治角力与外来侵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名存实亡。

       历史上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由于一战中战败，在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丧失帝国全境主权的《 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奥斯曼帝国只保存伊斯坦布与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大概只有帝国鼎盛时期5%左右。帝国完全丧失防卫权，财政权，不得拥有军队与重工业。帝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被划分给希腊统治，其它地区，由英法意俄等国占领。
              
       而在这个条约签订之前的1919年5月15日，一支希腊侵略军在法军的掩护下，在伊兹密尔登陆。这次登陆，并不只是为了占领伊兹密尔，而是要占领安纳托利亚半岛全境，希腊人要把奥斯曼人“从古希腊的领土上驱逐出去”，建立一个西起马其顿东至巴格达的亚历山大帝国。 一场反抗殖民与亡国灭种的卫国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领导者，便是凯末尔。

       应该说，凯末尔在土耳其民族中巨大的声望与影响，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脱亚入欧”革命，使得土耳其从一个腐朽的被殖民地王国，变为独立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而是来自于他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勇气与赫赫的战功。在与希腊侵略军殊死的战斗中，凯末尔身先士卒，永远冲在最前线。他数次负伤，但从未退缩。他用巨大的勇气与努力，将希腊侵略军全部赶出了土耳其本土，收复了被划分给希腊的伊兹密尔。他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化解了与不同列强之间的利益纠葛，迫使他们放弃占领。今天土耳其共和国7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每一寸，都是凯末尔与他的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在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中，只有土耳其将境内的协约国占领军全部驱逐出境，并以战胜国的姿态与协约国签署了《洛桑和约》。这个条约，从根本上迫使协约国承认土耳其共和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改善了土耳其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当德、奥等国由于第一世界大战中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土耳其是唯一不愿意废除条约并保持中立的国家。

       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的凯末尔，立刻在国内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从废除哈里发、苏丹制度，到禁止青年男士蓄须，从将土耳其文字由阿拉伯文变为拉丁文，到鼓励妇女摘掉面纱，脱掉长袍。从将宣礼塔的阿拉伯语邦克声变为突厥语，到土耳其红毡帽换成西式礼帽，从废除宗教法庭到限制宗教活动，从开办国民教育到打压乌莱玛阶层，凯末尔的每一项改革，都是针对宗教特权阶级与保守势力。

       在凯末尔看来，奥斯曼帝国近两百多年屈辱的历史与夭折的改革，都是由于宗教保守势力与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的杯葛与破坏破坏。他没有公然叛变伊斯兰这个信仰，但是却将宗教传统视为土耳其民族的敌人。在他看来，宗教保守势力在突厥民族中数百年遗留下来的，只有落后与保守。而落后与保守，只会招来侵略与挨打。要改变这种命运，只有彻底的西方化。从语言到文字，从服饰到文化，彻底的西方化才不会让土耳其再次落入宗教保守势力的手中。

       这也是他与他所创建的土耳其国民军以共和国守护者的身份自居，其军队频频发动军事政变，捍卫所谓土耳其“世俗与民主”的原因 。 凯末尔所发动的这场社会变革，被称为凯末尔主义。这个主义，影响了整个穆斯林世界20世纪上半叶。其中一个最坚定的学生便是伊朗末任国王巴列维，以及巴基斯坦、埃及、突尼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穆斯林国家。

       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不管是伟大的土耳其伊斯兰政治领袖埃尔巴坎，还是今天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他们都自称是坚定的凯末尔主义者，都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凯末尔的一些社会与宗教改革是必须的。但时代在变，其中一些过激与极端伤害绝大多数穆斯林信仰感情的做法，必然而这种改变，只是凯末尔主义对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延续，而不是终结。    
   
       应该说，凯末尔主义在突厥民族中的巨大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宗教保守势力在现实与传统，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错误的抉择造成的。很多人将凯末尔主义称为一场反伊斯兰的叛教运动，但凯末尔主义在突厥民族中的推行，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当生存与毁灭对立时，人们还是会选择生脱离这个时代，便会被时代抛弃。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954年出生于土耳其 里泽省一个贫寒的穆斯林家庭。父亲是国民警卫队成员，母亲是家庭妇女。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13岁那年，他来到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十五岁就加入到一家青年职业足球俱乐部，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可以有机会加入国家队。不过，他的人生轨迹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行进。 埃尔多安就读于马尔马拉大学商学院，在那里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导师奈其麦廷‧埃尔巴坎。埃尔巴坎出生于1926年，是现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他自1969年参政并当选议员以来，一直不满土耳其国内极端世俗主义者对大多数穆斯林朴素信仰的伤害，以及土耳其政府极端的反伊斯兰传统。

       建立一个维护伊斯兰信仰与传统的现代化社会，是埃尔巴坎终身的追求。从七十年代开始，埃尔巴坎逐步建立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政治目标，并建立了“民族制度党”“民族健康党”等党派。然而，土耳其严峻的政治形势，使得任何一个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强行解散。

       土耳其数十年的西方化政策虽然建立了一套脱离土耳其绝大多数穆斯林宗教意愿的社会制度，但同时却建立了一套准民主的现代政党体制。这套体制，确保了埃尔巴坎与他的同志们，能够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取得政权。

       1987年，埃尔巴坎再次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伊斯兰繁荣党。从这一年开始，埃尔巴坎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体系与政党宗旨，力图使其成为军方与世俗主义者都能接受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埃尔巴坎政治理念主要分为两部分：对外强调自己的穆斯林国家身份，认为与其苦苦哀求欧盟的接纳，不如向东看，建立穆斯林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同盟。对内则主张建立一套符合伊斯兰价值理念的多元现代化社会，经济上向 小手工业者与农民倾斜，文化上向伊斯兰信仰与突厥传统靠拢。埃尔巴坎的这种政治理念与主张，迅速被广大中下阶层穆斯林选民接受，并在1995年12月的土耳其议会选举中获得21.3%的选票，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并在1996年6月成功组阁，实现执政目标。
                     
       而在之前的1994年，埃尔多安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在他任市长的短短五年时间内，将伊斯坦布尔从一个垃圾遍布经济落后的欧洲三流城市，迅速发展为欧洲前十大旅游目的地城市。这段执政经历，使得埃尔多安成为繁荣党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新星，也使他其后组建的正义与发展党能够迅速异军突起，获得政权的主要原因。埃尔巴坎的繁荣党仅仅执政11个月之后就在军方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次年，繁荣党被最高法院判决解散。埃尔巴坎的执政失利，除了一些党员急功近利的所谓复兴伊斯兰计划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乏善可陈的经济政策与就业措施。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土耳其经济一直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率最高时达7000%，货币严重贬值，政府赤字高企，青年失业率达40%左右。这样一个经济状况下，各种主张各种明目的政党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在换。但对选民来说，谁能稳定经济吃饱肚子，就会把票投给谁。
  
       2001年，埃尔多安与繁荣党内一些经济与政治主张偏自由开放理念的党员，一起组建了正义与发展党。在第二年的议会选举中一举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议会席位，完成了单独组阁。并在其后的三次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一直执政到今天。与他的老师埃尔巴坎不同，埃尔多安的成功，并不在于伊斯兰政党如何成功上位实现”伊斯兰复兴“，而是他打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从2002年的经济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率高企，到2014年的GDP超过800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人均收入增加了三倍。仅仅十二年时间，土耳其从一个拿着布兜到处举债的欧洲乞丐，变为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欧洲新贵。

       虽然埃尔巴坎对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初期所做出的一些违背自己政治理念的措施与方法非常不满，甚至公开批判，但慢慢地，他看到，新一代的穆斯林政治精英与领袖们，拥有了比他们那一代人更广阔的政治视野与更灵活的政治手腕，能够完成他们那一代人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伊斯兰主流文化与社会精英主导的多元化土耳其社会。
                                      
       埃尔多安与他的政党创造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伊斯兰理念的穆斯林政党，完全可以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他会将自己的价值观贯穿于各种政策与实践中，但同时他也是维护多元化社会一个稳定的基石。民众不用担心选上来的总理急于变成一个酋长，选举上来的这个穆斯林政党会变成塔利班。
                   
       埃尔多安的成功，对中东其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穆斯林国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从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革命开始，阿拉伯各国经济与政治评论员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土耳其模式”。 对绝大多数中东地区渴望变革与发展的民众来说，土耳其模式的成功，代表着以穆斯林精英为主流，融合各种思想与主张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在中东这块民主政治沙漠中，完全可以创造一片绿洲。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将近走了一个世纪，面对同在一个地区的阿拉伯世界已经变成各种政治势力与宗派主义的屠宰场，我们不得不说，没有一场凯末尔式的破釜沉舟式的思想变革与社会革命，埃尔多安的伊斯兰传统复兴与民族崛起就无从谈起。凯末尔不是孙中山，他没有从奥斯曼帝国手中禅让到了国家，他也不是从内战中获得政权，他带领着土耳其人民从当时的十字军手中解放了被占领的国家，消灭了进犯的侵略者，他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第一个共和国，放弃了世袭独裁的权利，他没有像某些独裁者一样打着宗教的旗号，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吸取人民的鲜血，供养着数以十万计的皇子皇孙，从这一点上说，他是穆斯林的华盛顿，他是这个时代的萨拉丁。虽然他在当时一些极端的西化政策伤害了普通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感情，但他用强力的手段将宗教特权阶级赶回清真寺里面，让政治回归政治，宗教回归信仰，今天的土耳其仍然是穆斯林世界的宗教于文化中心，95%以上的人口仍然是穆斯林，与那些实行愚民教育，要么培养奴才要么培养暴民的所谓“伊斯兰主义”国家相比，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给动荡的穆斯林世界，一个不一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