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育漫谈
牧之
中国伊斯兰教育始于经堂教育，经堂教育进行了几百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伊斯兰教育在中国又缓慢地发展起来。经过２０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收到了一些成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大家都在喊教育失败了，要改。下面就谈一些个人的认识和看法，供参考。一、遗产
经堂教育留给我们三样遗产。首先是它的形式，以清真寺为中心是伊斯兰教育的传统，这种形式散漫但却有极强的适应性，它要求不高，宜于普及。对满拉学习年限不限制，给学习条件和能力不同的满拉完成学业提供了保障。从初级到高级甚至大师都可以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培养出来，只要你有精力和时间，这种自由的形式应当是教育最好的形式。但时代的快节奏要求人们过一种只知生存而不要思索的生活，这种散漫的形式注定要为它的自由付出代价了。
其次是经堂教育的内容：经堂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丰富而全面；涉及字法，语法，文法，修辞，逻辑。哲学，这简直就是为培养哲学家而设定的课程。《古兰经》、《古兰经》学、圣训、教义学、教法学（这是成为一名宗教学家必修课程）还饶有兴趣地是加上了一门提升人生活修养品位的世界文学名著——《蔷薇园》——并且是用波斯语讲授的。试问现代教育中哪一所大学所设立的专科有如此全面，又有那一位教授能同时精通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有这样的教授简直可以称为大师了，可伊斯兰经堂教育的经师们必须精通这些。他们初学时不谙汉语却必须学会两种外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然后再用汉语表述出来。要知道把上述经典用汉语准确表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一些中心词汇从它所表达的内容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可翻译的。尽管如此，先贤们硬是凭着智慧和毅力创造出了一整套经堂教育用语。客观地说，有些经堂用语对原文准确的表述是现代汉语所无法比拟的．但时代毕竟在变，经学大师的传承者们把守业当作了终生大事，而无视时代的巨变，终于只能生活在现代而讲着明清的话语了。
再次，经堂教育所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是一种严谨和执着的伊斯兰精神，经堂教育中最为缺乏的是伦理方面的教材，满拉们的人格培养不是通过理论学习而是通过师傅和周围群众的言传身教。师徒如父子，那种围炕而坐或者聚室而论的授课方式使师徒间有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灵间的沟通。经师的整个日常生活是和教门息息相关的，言谈举止无不符合伊斯兰的礼数。淡泊的生活，终生执着的追求，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满拉的心上，并且最终从形式和精神上被传承下来。现在改良教育失误的最主要因素是改良前两项的同时，第三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没能很好地被继承下来，它被我们的浮躁改良掉了。要用心去对待经堂教育，不然的话你是理解不了的，不是它落后了，而是时代有了新的要求，在新的要求下，经堂教育显出了它的局限性，我们需要的是继承，补充和完善，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不加思索、毫无理由的摈弃。
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改良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教育者们所达到的高度、涉及的深度、以及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呼应等方面都是现在改良教育者难以企及的，无论学养，精神气质和使命感，都需要不断增强，才有可能像他们那样去切入社会。前辈留给我们许多经验，但更重要的是思想精神的传承。
二、现代改良第一代
许多人在谈到伊斯兰教育的恢复时，总是想当然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实际上，即使在文革最为疯狂的时代，也有许多怀有强烈传承意识的阿訇，冒着被杀头判刑的危险艰难地培养着“火种”。黄万钧阿訇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代表。在高压年代，他是一位自治区民委干部，被降为水泥板厂的拉车师傅，时代巨变所强加给他的一切压迫，他都能默默地承受并坚忍地生活下来；但他无法承受挚友陈克礼阿訇被无理枪决的事实，当陈克礼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时，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阿訇再也无法沉默了，他拍案而起，“我再不站出来，伊斯兰在中国就没有希望了”。他顶着时代的逆流，搞起了伊斯兰地下教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怕跟踪，怕查抄，只能今天在一位青年穆斯林家中学习一晚上，明天就要换另外一家。而且每次学习，外边必有学习班的学员站岗。就这样，经过现在人无法想象的无数次斗争，终于由地下到公开，由点到面，成就了后来的“小寺现象”，涌现出了一批提着脑袋搞伊斯兰教育的小寺乡佬，这种精神也影响到了全国。
１９７８年，中原大地刮过一丝春风，黄万钧阿訇已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细微的变化，毅然由内蒙古回到河南老家白寨清真寺任教，并创办了当时中国第一所穆斯林学校，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名如饥似渴的学子前来投学。麻烦接踵而来，自省上到地方再到基层，由民委、统战部、宗教局、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找麻烦小组，像串门似地来造访、施压，但黄万钧阿訇以他高度的前瞻性和超人的胆量，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和压力培养了第一批教门的骨干，并且在教学形式和内容方面摸索出了一套很见效的经验。
伊斯兰教育恢复之初，各地清真寺相继开放，急需大批阿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的折腾，留存下来的阿訇多是解放后还没有真正毕业的海立发，这时只能是仓促上阵，接过了教育和宣传的接力棒。尽管如此，各地仍有许多坊上请不来阿訇，有鉴于此，黄万钧阿訇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删除经堂教育中不实用的一些教材，直接以《古兰》、《圣训》做教本进行信仰和行为教育，辅之以简明教法，同时以独具一格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两星期内完成语音学习，一年内精通阿拉伯语语法（传统方法要三年以上），以短平快的教育方式培养急需之才。他清楚地知道，让学生抱着经堂教育传统教本苦学十几年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黄万钧阿訇开创了以清真寺为依托，以改良为契机，不断吸收新内容的一种教育形式，其特点是以信仰教育为核心，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不脱离群众，学生与群众有一种自然亲切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在可能的情况下，大多选择去清真寺任阿訇，做基础工作，黄万钧阿訇堪称当代中国伊斯兰教育改革第一人。
临夏，这个在文革中伊斯兰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向以保守著称，宗教政策刚一恢复，许多穆斯林把精力投向了恢复清真寺的工作中，这时，出现了注定要在中国伊斯兰教育史上不能被忽视的一位民间教育家——临复中阿学校的创立者——白哈阿訇（即马志信阿訇）。他要为伊斯兰的教育做一件当时许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脱离清真寺内的人事干扰，独立兴办教育，在几间残破的房屋内，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之梦。压力可想而知，他一度曾被一些顽固而又目光短浅的阿訇们断出了“圈外”。正是这位“圈外“人士，像黄万钧阿訇在呼和浩特一样，在七十年代就在临夏搞起了地下教育。正是这种忘我的牺牲精神，培育出了现在活跃于国内教育第一线的一大批精英。白哈阿訇所运用的教育从内心深处出于一种挚爱，对学生很严厉苛刻，但学生却心悦诚服。
白哈阿訇所开创的以脱离清真寺而独立办教育的模式，它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会选择在学校任教，对于烦人的琐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这种处事态度为进一步的学术活动留下了余地。
在改革开放后掀起的教育浪潮中，山西长治的马守信先生是个例外，这位略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他的执着和对社会的洞察力在教育领域内走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改良教育的另外一条路，他把阿拉伯语语言的教育放在了首位，而把宗教教育放在了陪衬的位置，同样采用了脱离清真寺独立办学的模式，他和白哈阿訇不同的是，他是以商业为目的，而后者是以宗教为目的。
马守信先生的主要贡献，在于把中国高等院校阿拉伯语语言教学模式引入到穆斯林的民办教育中来，培养了第一批穆斯林青年翻译者，并掀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习阿语热潮。这种脱离清真寺，而又不以宗教为目的的办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是些思想自由、关心自身发展的自由职业者，很少有愿意去从教或任阿訇的人，除非是有较为满意的条件。
中国传统经堂教育中没有汉语这一科，在西北一些较为保守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排斥汉语学习的现象，清真寺恢复教育之初，学生们能读到的汉语读本大概只有“教义捷径”、”初步浅说”等有限的几种，而当时进入清真寺或学校学习的学生大多为初中生和部分高中生，这些读本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这种现象持续了几年，直到云南马恩信老师的译本出版才慢慢地改变了这种状况。
马恩信老师的译著活动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给新的改良教育注入了一股活力，给青年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教育不仅仅是口传心授，它更需要译著来丰富，现在我们能读到汉语伊斯兰读本不下百种，尽管有《布哈里圣训实录》和《圣学复苏》这样一流的翻译作品问世，但所有译著都没有超过当年马恩信老师翻译的《箴言》和《伊斯兰的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后来马恩信老师还创办了“纳家营伊斯兰经学院”。
中国伊斯兰教育恢复之初涌现出的几位领路人，除了他们自身深厚的经堂教育功底之外，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改良教育的影响，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从黄万钧阿訇、白哈阿訇、马恩信老师的身上，可以体现出中国伊斯兰教育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是伊斯兰教育成功的关键，而这种精神是通过学生自身的感受继承下来的，不是任何一位教育者可以通过课堂教育能够传授的。马守信先生的务实，从现象上来讲也给现在所进行的教育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黄万钧阿訇和白哈阿訇所进行的改良教育，从需要方面来讲是一种应急性的教育，中国伊斯兰教育荒芜一片，急需人去垦荒，来不及精雕细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改良教育的水平远没有达到二三十年代改良教育的水平，毕竟是在中断了几十年之后的从头再来。
近十几年，阿语学校迅猛发展，大小不一，大约在三十所以上，课程和硬件设施不断地更新，教师队伍不断地扩大，毕业生源源不断，但却很难培养出像黄万均和白哈阿訇早期培养的第一批和第二批那种质量的人才。许多人在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就像我们不能理智地对待传统经堂教育一样，现在许多人也没有清醒地对待现在的阿语学校，改良教育，认为它不实用，培养出的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商业社会的要求。要知道，尽管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但它的穆斯林群众参与性就决定了它的宗教性质，而不是商业性质，改变目前这种性质，也许会有所成功，但从长远来看，未必就是方向。文化教育的投入向来就不像商业投入那样立竿见影，有投入就有产出，很快捷，也很现实，也最能吸引人。文化的投入者只是一些智者和向往遥远回报的那些人，所以急功近利的民族是很难培养出“大家”来的，中国穆斯林没产生过“经注家”、“圣训学家”以及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教法学家”。世代变了，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社会的要求也在变，要知道，８０年代求学的大部分学生是被培养的，而现在的许多学生是被教育的，前者求学的目的是振兴，现在大多只是为了谋生。那时看到问题，大家就去干，现在是见到问题，只会站着说，现在阿语学校虽然在数量上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多出了许多倍，师资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源也在逐年增加，但是不容怀疑的一个事实是，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下降，不单是说教师的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对伊斯兰发展命运的关切精神。拿生命去办教育和拿工资去教书结果是不一样的，把伊斯兰教育当做事业去干和当做职业去搞，产生的效果更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生源虽然很多，但是大多都没有感受到时代强加给伊斯兰的压力，他们觉得教门兴亡和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不知道一个民族被迫失去信仰的生活是何等地痛苦。商业社会怂恿人的欲望，又把人放在一个可以量化的虚妄的社会中。一切具有精神意义的思想信仰建设显得重要和迫切，可是在湍流的沙滩旁建筑稳定的大厦是多么的不易，大部分阿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和从国外“洋”回来的学生在广州和义乌的商业大潮中的表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也彻底暴露了现在阿语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
（牧之：原名陈玉峰，青年穆斯林学者，现任云南沙甸特格瓦阿拉伯语职业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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