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马戎“转型时期的族群关系”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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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6 17:35:36 【来源：】点击：

    “我必须不断重申要反对大汉民族。我觉得大汉民族意识就是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没什么了解，不感兴趣也不关心，并且认为他应该和我相同，和我不同的地方就是缺点、是低劣的。”3月13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民宪政讲坛第23期上做了题为“转型时期的族群关系”的演讲。

        以前强调只要经济发展了，新疆的民族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马戎在演讲中称，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古今中外，民族和宗教问题从来不是可以靠金钱和枪杆子能解决的。

        以下是演讲部分内容摘录，因“请讲”微信公号一直在筹备中，此篇演讲或许来得有些迟，但还是希望能与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分享：

中国民族关系为何不断恶化

        当下中国存在非常严峻的民族关系问题。现在社会对民族关系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至少大家都承认一个现实，即十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在不断恶化。

        我从自身经历说说对民族问题的理解，我是在北京上的小学和中学，1968年到1973年作为北京知青到内蒙古草原当牧民，我是回族，我和当地少数民族牧民的关系很好，人家教我们生活和放羊，大家互相帮助，不存在什么民族问题；1985年我去赤峰做调查，也很好；1987年我到西藏做调查，当时已经在北大任教，发现当时已经发生了骚乱，开始有问题了。老百姓和我们讲的不是民族问题，是共产党的政策问题。过去他们都是农奴，拥护共产党，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团结在外面的贵族，请他们回来做政协、人大、政府的高官，大量给钱；那些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的农奴出身的基层干部，觉得他们被共产党抛弃了，说共产党路线变了，过去爱农奴，现在爱贵族。这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政策观点问题。

        1997年我到南疆考察，当时的民族关系也比今天好。什么导致了这种关系恶化？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的民族政策不做重大反思和调整，我们的民族关系明年比今年还差，后年比明年还差。

        给我带来冲击特别大的事情就是前苏联的解体。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很多学者异口同声地说，放心，中国不会出问题的，我们体制不一定，他们是联邦制，我们是区域自治，我们《宪法》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中华民族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有《宪法》保障，苏联《宪法》是允许的，所以对我们没有威胁。

        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所有制度都是学苏联的，是苏联一手扶植的。在当时学苏联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什么也不懂，学习是合理的。但后来学来学去不行了，就必须要改革，如公有制改革、人民公社改革、包括后来的对外开放改革等等，但这么多改革就没有涉及民族理论、民族制度、民族政策方面的改革。60多年过去了，没怎么变过。国内外的形势差别有多大，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所有制、内外的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怎么会不需要反思呢？并且我们学习的对象前苏联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并没有真正认真思考过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但美国人很关注，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就从民族问题上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美国有二三十本书专门讨论了苏联的民族构建和强化民族意识，民族化造成民族之间的地理区隔，每个人身份上的民族成分，都大大强化了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直到中央政权纽带一松就迅速解体。

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

        虽然中国《宪法》规定的制度和苏联不同，但在整个思路、结构、做法、后果，在我看来大致与苏联相同。如果我们再不做调整，任由这种麻木、传统的思维方式发展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

        解放初期，东北的满族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民族意识，我现在在北大给本科生开一个通选课，叫“民族与社会”。一个东北学生站起来说，他观察满族在线的独立意识这十年来眼看着强化起来。按照西方的理论，一个民族自觉是对的。按照马列的理论，如果你不承认民族自觉权，独立的分离权，你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无论按照资本主义还是马列主义，都认为凡是民族就该独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很多设置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实际上在学科上、在政府国务院的部门、在文化、少数民族电影上都是二元的，我们有民族运动会、全国运动会，我们的法学院讨论少数民族的法律问题吗？北大的教育学院研究双语教育吗？宗教学系研究伊斯兰教的基本现象和问题吗？这是学科的区隔。我们各方面的区隔，结果造成汉族基本上不考虑少数民族的事情，少数民族也觉得自己和汉族是两回事。各有一套，体制区隔。

        什么叫“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我在2004年提出过， 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历史、血缘、文化特点、利益追求，这都是对的，但能不能不要给他们那么强的独立的政治身份和特殊的政治权利。在我看来，人最终的权利应当是公民权利，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过公民权的其他权利。

        鉴于对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反思，我建议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感，淡化56个民族的政治意识，建立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新思路。

        现在确实存在是否对中华民族有共同认知的问题， 2007年，我去内蒙古大学讲“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说到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当时一个蒙古族40多岁的教师就站起来说，马老师，你的意见我不同意，我只知道我是蒙古族，我从来就不承认有什么中华民族。从我在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区的调查发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青年群众中确实存在有不认同中华民族的问题。有学者说，我们要讲就说中华诸民族，各民族，没有中华民族。

        目前，在整个民族理论的研究上存在两个完全相反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强化中华民族同时要考虑到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发展权、宗教自由权等，并予以尊重。我认为，如果真正实现完全的公民权，应该是可以被涵盖的。在美国包括印第安人、黑人，过去是奴隶后来被隔离，他们要求的权利不是独立、暴力、特权，是平等公民权。按照这个思路，少数民族的所有合理的诉求，公民权就可以满足，不需要特殊的政治权利。

不断重申要反对大汉民族

        中华民族的融合要一体多元兼顾，我要强化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但不等于要淡化、抹杀多元的现状。我们的研究发现，维吾尔族最近这两年的问题比较多是有原因的。从2000年到2010年人口普查职业对比中发现，16岁以上就业人口当中，党政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族中的比例从0.84下降到了0.47，绝对人数下降了32%，维吾尔族除了农业人口在逐年增长之外，专业人员、服务人员、生产工人都在大幅下降。

        另外要尊重各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以前强调只要经济发展了，新疆的民族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古今中外，民族和宗教问题从来不是可以靠金钱和枪杆子能解决的。

        此外，我必须不断重申要反对大汉民族。我觉得大汉民族意识就是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没什么了解，不感兴趣也不关心，并且认为他应该和我相同，和我不同的地方就是缺点、是低劣的。有时，我们谈到中华民族传统就是孔子、老子，少数民族的东西基本不予考虑。我认为这种漠视本身就是大汉民族意识。

        所谓“民族问题政治化”，把主要由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的原因导致的各种问题定义为政治问题，如简单的把当地干部群众的正常权益诉求、民事纠纷、治安问题变为政治问题；一些原本应当是人们自觉自愿、由社会主导的事务，也会以政治任务来代替。

        整个南疆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是没有经过和地方老百姓商量的，我认为现在这么多的民族问题和西部大开发不顾当地明清、社会基础，不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盲目上、匆匆上，反而恶化当地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有关。比如在当地起高楼，最后人家住也住不上，比如将阿克苏的石油运输到浙江的杭州市，结果阿克苏的市委书记、发改委主任、财政局长都由浙江来任命，修了一条叫杭州大道的路，本意是好的，但实际上，当地的维吾尔族公司根本就进不了市区，就业问题等很多差距很多。

解决民族问题要做的事

        目前需要做的两件事：一是继续开展有关民族基础理论以及如何认识中国当前民族现象的学术讨论，努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能再搞两个凡是，推动创新性思维和理论探索。

        二是积极关注少数民族最关心的各项切身利益问题，由易入难，由表及里进行解决，比如援疆项目要增加两条，第一条，项目对解决当地老百姓就业发挥了多大作用，第二条，项目实施之后对当地民众的收入提高有什么作用。没有这两条，GDP上去了差距却更大。

        下面是我调查后列出的一些问题。1、西部地区的环境生态保护问题；2、实事求是地推动学校双语教育的问题；3、高考中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问题，给当地考生加考一个当地民族的语言，而不要加分，这才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很多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是基层百姓，而是少数民族的干部。4、民族聚居区的老城区改进问题；5、少数民族青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6、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问题；7、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8、中央和沿海与西部对口支援项目的社会收益问题；9、西部一些地区的民众“脱贫”问题；10、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益分配问题。

        总结：必须逐步改善各少数民族在社会“族群分层”结构中的不利状况。

        （录音整理:王文娟）

演讲人简介：
        马戎，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自中穆网）

实习编辑：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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