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玛斯和以色列究竟在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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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2 11:27:57 【来源：】点击：

    哈玛斯和以色列究竟在打什么？别再幻想「维持和平」，让巴勒斯坦「有尊严的建国」才是解决残害两国人民恶性循环的唯一方法。

    近日来巴勒斯坦的哈玛斯（Hamas）与以色列交火，随着大量平民惨遭杀戮的相片与新闻流出，台湾也开始有许多人关心巴勒斯坦的问题。而目前常见的论战一方面是站在巴勒斯坦平民的立场上抨击以色列的镇压行动；另一方面则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场，指责哈玛斯不断对以色列发起攻击，破坏区域和平。这一面的说法又多半以2005年的停火协议后以色列退出加萨，哈玛斯已经完全控制加萨地区，已经不存在占领问题作为以色列还击的正当性基础，认定哈玛斯宣称「反以色列占领」是不存在的。

    然而上述的双方说法，都只是建立在这十年巴勒斯坦局势变迁的基础上。但要了解这一连串冲突背后的是非脉络，则必须回归一切争端的源头，回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建国前的年代。而巴勒斯坦问题其实也是深入了解整个中东问题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因为无论是当代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兴起；欧洲各国、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恶，都与巴勒斯坦问题有深刻的关连。

   古代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所建立的国家，是远在公元前931年建立的以色列王国（Kingdom of Israel）与犹大王国（Kingdom of Judah）。而这两个王国最长命的也只维持到公元前586年就被尼布甲尼撒的新巴比伦帝国（Neo-Babylonian Empire）给灭掉了。此后巴勒斯坦一直处在其他帝国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直到20世纪前都未曾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任何政权。

    只有在耶稣诞生后的公元66年，在巴勒斯坦爆发过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人大起义（The Great Revolt）。但这个起义很快就在罗马军队的优势武力下被镇压。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上次统治巴勒斯坦是至少3000年前的事情。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巴勒斯坦地区则是处在东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的战争前线；直到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巴勒斯坦才获得了和平。

    然而随着十字军东征，巴勒斯坦又陷入烽火。当时在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与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曾经出现信奉天主教的巴勒斯坦拉丁王国（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这个王国先是被伊斯兰英雄萨拉丁（Saladin）统治的阿拉伯帝国艾尤卜王朝（Ayyubid dynasty）击败，最后则被阿拉伯帝国的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消灭。而在最终则是被鄂图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统治。

    其实在19世纪以前，伊斯兰教相对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宗教，算是非常平和、开放而又世俗化的宗教。例如十字军当年打进耶路撒冷，屠杀了城中七万穆斯林；而当萨拉丁反攻夺回耶路撒冷后，却让基督徒能在付出战争赔款后安然离开。当时甚至留下萨拉丁与其亲弟扎伊尔福丁替穷苦基督徒垫付赔款的佳话。而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也将占领区的基督徒子弟吸收为精锐部队「新军」（Janissaries）赋予他们极高的地位和权力，在帝国中后期新军甚至能够随心所欲废立帝国的苏丹。

    可以说在古代的伊斯兰世界，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种宗教信徒，只要能负担赋税，都享有基本的宗教自由。甚至古希腊罗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西赛罗等人的学术思想，也是在伊斯兰教手中保存后，才传回欧洲促成启蒙时代的兴起。阿拉伯人还创立了现代银行、医院、咖啡馆的前身，十字军时代的阿拉伯还流行在夏天喝冰沙。所以说直到鄂图曼帝国统治时期，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与今天许多人心中激进又保守的偏见是全然不同的。

    而现代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教为何会与西方结仇，就是要从鄂图曼帝国垮台开始说起。而一切的根源就来自于鄂图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了德意志帝国所领导的同盟国。

    当时大英帝国为了直捣同盟国的后门，就要想办法逼土耳其退出战争。于是英国的第一个策略是由时任海军大臣，后来在二战当英国首相的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提出的达达内尔海峡登陆作战。但这个又被称为加里波利战役（Gallipoli Campaign）的作战计划最后成为大英帝国史上最凄惨的败战。在后来成为现代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英勇奋战下，40万英军被土耳其军队翻弄于股掌之间，钉死在摊头无法深入内陆。

    无奈之下英国只好放弃直接打败鄂图曼帝国的企图，转而希望用迂回的作战来瓦解他。此时拯救大英帝国的就是后来被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而他所得到的秘密武器就是当时欧洲发展出来；尚未传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当时英国人的构想是鄂图曼帝国既然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只要用民族主义去挑拨鄂图曼帝国境内的种族纷争，他就会从内部自动瓦解。而当时劳伦斯上校成功说动了阿拉伯人的领袖海珊．本．阿里（Hussein bin Ali），让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爆发了「阿拉伯大起义」（Arab Revolt）。这场起义成功的让鄂图曼帝国瓦解，也使今天的土耳其领土缩小到安纳托利亚高原。

    而当时英国政府透过劳伦斯上校灌输给阿拉伯人的就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与「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观念。而很明显的，这个观念下所激发的自然是一个由阿拉伯人建立的「单一国家」。当时英国政府也承诺只要起义成功，就会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东到伊拉克，西到埃及，南到阿拉伯半岛，北到叙利亚的「大阿拉伯国」。要是当时这个计划有被落实，今天根本不会有巴勒斯坦问题，因为巴勒斯坦实际上也是这个大阿拉伯国的一部份。

    然而就在战后的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阿拉伯人才发现他们被英国人出卖了。英国人在利用完阿拉伯人弄垮鄂图曼帝国后，根本无意要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相反的英国人在与法国磋商后，根据各自的殖民需要，片面的将阿拉伯世界的国界切成今天乱七八糟的样子。而巴勒斯坦当时也才开始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区域进入近代的地缘政治。值得一提的是连劳伦斯上校都不耻母国英国政府的背信弃义，在战后拒绝了总督的职位，回到了英国隐居。

    而美国人就在这时开始卷入了中东的恩恩怨怨，豋场的是以理想闻名的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威尔逊基于自身的正义感也很不耻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因此在巴黎和会中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以美国总统的身分承诺美国会介入中东问题，要求英国落实战前答应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决原则。此时阿拉伯人视美国为正义的化身，威尔逊是公正的正义使者。然而最后美国国会却不买他的帐，在国会不支持的情况下十四点和平原则成为一纸空谈。这场有始无终的正义举动，让阿拉伯人视美国为满口仁义的伪君子，也种下日后中东各国与美国敌对的远因。

    也因为巴黎和会的挫败逼的阿拉伯人被迫分裂成叙利亚人、黎巴嫩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埃及人、巴勒斯坦人等不同民族。加上欧美各国的态度让阿拉伯人只好放弃以民族主义团结自身的希望。然而在当时充满各种激进民族主义的战间期，若是没有一个能团结泛阿拉伯力量的意识形态，阿拉伯人在国际间只能任人宰割。于是阿拉伯人只好寄望宗教的力量，由此开始才兴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或称作「伊斯兰复兴运动」。

    诸如「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便是由此而来；而后又开枝散叶形成了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巴勒斯坦的「法塔」（Fatah）乃致后来更激进的「哈玛斯」都是在这个脉络中成立的。但也因为从这时开始伊斯兰不再单纯是宗教，而是在现实政治中要与其他国家的激进民族主义抗衡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才开始在某些地区有了与其本义不同的变化，失去了开放宽容的传统。

    从这里开始要聚焦在巴勒斯坦了。巴勒斯坦在上述被英国分割的阿拉伯地区中，算是命运最坎坷的。原因就是当时欧洲的犹太人也基于民族主义诞生了一种激进意识形态「锡安复国主义」（Zionism）。这种意识形态逼使犹太人试图在巴勒斯坦复兴一个早就灭亡3000年的以色列王国。而英国政府在锡安复国主义者的游说下，没有经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同意，就片面宣布支持以色列复国；发表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更夸张的是英国主导当时的国际社会在鄂图曼帝国刚瓦解，而巴勒斯坦尚未正式建国的主权真空期，以一个毫无正当性的第三国片面决定巴勒斯坦的主权归属。

    诚然，会想要在巴勒斯坦建国，形成锡安复国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也不是犹太人的错。毕竟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欧洲，犹太人当时饱受各种反犹运动攻击。但明明是欧洲人反犹，造成的外部成本却是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承担。因此对阿拉伯人来说，英国人支持以色列建国根本是双重的背信弃义。

    接着时代进入二战，随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以色列建国的准备更加紧锣密的实行。而阿拉伯人也跨国的团结，准备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一时间就把他灭国，由此在二战后就迎来了「第一次中东战争」（The first Middle East War）。其实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发生，对参战双方都是非常无奈。对阿拉伯人而言，他们要对抗的是背信弃义的欧洲人引进来的外国侵略者。而对以色列人而言，为了捍卫他们的生存权，也不得不拿武器强行在别人的土地上建国。就算不在巴勒斯坦，也必定会在其他国家。

    例如在二战时由于日本虽然与德国同盟，但日本并不反犹；因此当时许多犹太人移居到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上海、横滨等地，也因此曾有一些方案规划要让以色列在东亚复国。所以发生在巴勒斯坦的惨祸，其实曾是有可能发生在东亚的。总之以色列问题是欧洲人的民族主义所惹出来的祸端，却是让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流血解决。

    而以色列的善战确实让他们夺到了生存权，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成功。但接下来的局势演变却让事态复杂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站在阿拉伯人的立场，以色列人无疑是十足的侵略者。因此中东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拒绝承认以色列，坚持只要有机会就要让以色列亡国。

    然而这样的宣称激发了以色列人的生存危机感，使得以色列人中的鹰派顺势提出了「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的构想。原本无论是英国的规划或是多数较温和的以色列人，并没有打算侵占巴勒斯坦全土，只希望能在一部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国。但以色列人中的鹰派利用第一次中东战争带给以色列人的生存危机，绑架多数以色列人的意见，劝诱他们为了安全考虑，应该扩大以色列的领土范围。甚至某些鹰派还阴谋并吞黎巴嫩、叙利亚、埃及、约旦的土地，为的是要完整重现当初上帝许诺给摩西的「应许之地」。

    这样的政策导致1967年「六日战争」（Six-Day War）后以色列有计划的大规模并吞巴勒斯坦人领土，远超过以色列为了生存权所需的部份。也因此今日哈玛斯所谓的「以色列占领区」，并非以色列片面认定的迦萨地区；而是要以色列退回六日战争后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同时以色列为了所谓的「安全需要」，在占领区也实施种族隔离与歧视政策；这又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更深的仇恨，因此采取更激烈的对抗手段；造成以色列人觉得自身更不安全，于是又进行更强硬的高压政策。整个局势因此将陷入永久的恶性循环之中。

    前联合国秘书长盖里（Boutros Boutros-Ghali），曾担任埃及总统沙达特（Muhammad Anwar El Sadat）的外交人员，负责调停以色列问题。他在其回忆录《从埃及到耶路撒冷》中谈到：

    以巴问题的本质是以色列人必须回复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基本公民权，进而赢得以色列人在中东的安定和尊严。「维持和平」是错误的，因为不平等现状下根本不会有和平，而是要「建造和平」——改变现状建立一个真正的和平基础。方法就是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6月前（也就是六日战争前）的疆界。让巴勒斯坦人真的建立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而不是在几个破碎的非占领区中苟延残喘。而当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愿望受到尊重，他们也才不需要针对以色列继续做出敌对行动，以色列人才能享有真正的安定与和平。

    而今日哈玛斯与以色列的冲突，其实仍是1967年六日战争所造成的祸端，在恶性循环下重复发生的结果。盖里于1979年10月10日在史特拉斯堡对以色列的戴扬（Moshe Dayan）提出了上述的和平计划，并且埃及基于这样的思维率先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期望尊重以色列生存权的善意，能让以色列愿意一起缔造和平；但这个和平计划却在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被国内鹰派份子刺杀后便中止了。

   2005年的停火协议仍是依据错误的「维持和平」思维，建立在巴勒斯坦人极端受迫害的现状下。而今日哈玛斯对以色列的攻击，不过重新揭开这种不平等停火协议根本无法维持和平的本质。以色列要获得真正的和平，就在于自身应该如何战胜鹰派的野心，退出1967年后的占领地，帮助巴勒斯坦有尊严的建国，这才是解决残害两国人民恶性循环的唯一方法。

    （作者：彭振宣）

实习编辑：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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