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伊斯兰：改革还是革命?从失败到成功

　　70年代，伊斯兰政治似乎要在舞台上爆炸，因为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事件(1973年的埃—以战争和阿拉伯石油禁运，以及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所形成的震撼使许多人承认，伊斯兰教斯兰已成为危及西方利益的新的强大势力。政府首脑与反对派运动都诉求伊斯兰教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获取公众的支持，各种伊斯兰组织和机构也四处蔓延。 1973年，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发动了反对以色列的“圣战”3这与1967年的阿一以战争形成了对比，当时，纳赛尔是以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名义而战，而这一次埃及却扛起了伊斯兰的大旗：萨达特毫不吝啬地大量利用伊斯兰象征和历史来团结自己的部队。尽管战争没有打赢，然而，埃及军队的相对成功使许多穆斯林把它看作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因为大多数人早已认定，有美国作后盾的以色列是不可战胜的。 在证明军事能力的同时，中东也显示了它的经济实力，即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力量。不管西方有多么不情愿，自从殖民主义兴起以来，西方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和承认它对中东的依赖。对于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来说，富油国家的新财富、成功与实力似乎标示着伊斯兰力量的回归，而在此之前，穆斯林社会长达数百年的政治与文化优势已经在欧洲殖民主义进攻下支离破碎，穆斯林各国虽然获得独立，然而，在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中仍然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一系列因素增强了石油武器的伊斯兰特征。大部分石油财富分布在阿拉伯中心地区，在那里，穆罕默德接受了真主的启示，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共同体。最大的石油储量见之于沙特阿拉伯，一个独树一帜的伊斯兰国家，它宣称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人、朝觐事务的保卫者、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和赞助者。利用巨大的石油财富，沙特王室建立了无数的国际伊斯兰组织，推动伊斯兰的宣教传播，支持伊斯兰事业，并向穆斯林各国政府所从事的伊斯兰活动提供赞助。 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比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更戏剧性地证明了伊斯兰复兴的力量。对于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来说，难以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强大的、现代化的、面向西方的巴列维王朝倾刻间灰飞烟灭。曾几何时，盛产石油的伊朗利用其巨额财富建成了中东地区装备最为精良的(仅次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推动了野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和白色革命；在西方训练的精英和顾问的协助下，巴列维王朝统治着一个被美国当作穆斯林世界最为稳定的盟友的国家。然而，在伊斯兰的名义下，仰赖毛拉—清真寺网络的支持，毫不相干的集团走到了一起，反对国王和反对西方的一场革命卓有成效地发生了。这一事实使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欣喜若狂，使伊斯兰行动者确信这些都是值得效法的成功经验。无论力量对比有多么悬殊，也不管统治者有多么可怕，力量与胜利必将属于那些以伊斯兰的名义致力于变革的人们。 对于更为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来说，70年代的成功与对早期伊斯兰的理想化形成了共鸣，先知穆罕默德时代是伊斯兰的典范，伊斯兰的黄金岁月。穆罕默德成功地把不同的部落势力联合在伊斯兰的大旗之下，创建了实行社会公正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实现了异乎寻常的伊斯兰扩张，那些信守伊斯兰教的人们不仅对这些最初的事件记忆犹新，而且还进行成功的模仿，就像伊朗伊斯兰革命所证明的那样。在这里，伊朗革命所产生的最初吸引力吸引了许多穆斯林，既包括十叶派也包括逊尼派。伊朗提供了现代伊斯兰革命的第一个范例，一场反对不敬神明、反对压迫和不公正的暴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的召唤拨动了许多人的心弦，他们认定霍梅尼的信息是反对帝国主义，是对失败的、不公正和压迫性政府的谴责，是建立一个道德公正社会的预见。 相比之下，西方对此不屑一顾，他们不相信这种挑战能够撼的巴列维王朝对一个似乎落后的国家所进行的“开明”变革，并复活一种背时的、非理性的、试图把现代伊朗拉回到中世纪的力量。没有什么东西比身着黑袍、留着大胡子的毛拉和他们的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呆板面孔更能代表人们的这种信念，他对传媒的主宰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强化了整个运动的非理性的性质。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思想体系。 伊斯兰复兴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确信穆斯林世界处于衰落状态。其原因是背离了伊斯兰的正道，而治世的良方则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回归，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伊斯兰的认同、价值和权力。对于伊斯兰政治行动主义者来说，伊斯兰教是一种总体的或者综合的生活方式，如真主启示的《古兰经》所规定的，先知的榜样和第一个穆斯林公社国家的性质所映现的，并在神启的法律—沙里亚的广泛特性中得到体现。因此，穆斯林政府和社会要想恢复活力就必须重新实施伊斯兰教法，即以伊斯兰为指导，实行社会公正的国家和社会的一张蓝图。 当社会的西方化和世俗化受到谴责的时候，现代化却幸免于难。科学技术是可以接受的，而变革的步伐、方向和程度则必须以。属于伊斯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以便防止西方观念的渗透和对他们的过度依赖。 激进的运动则超出了这些原则，并经常根据两个基本的假设行事。第一，他们假定伊斯兰与西方已深深卷人了一场持续进行的战斗之中，这场战斗可以回溯到伊斯兰的早期岁月，并且深受十字军和欧洲殖民主义遗产的影响，而在当今则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密谋策化的产物。这一密谋是超级大国的新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强权的结果。西方(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受到了强烈谴责，因为它不仅支持那些非伊斯兰的或不公正的政府(埃及、伊朗、黎巴嫩)，而且在巴勒斯坦人遭受驱逐时偏袒以色列。因此，针对这些政府和他们的代理人以及众多西方国家的暴力行动属于合法的自卫。 第二，这些激进的运动假定，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社会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替代，而且是一种在神学上、政治上必须履行的职责。由于伊斯兰是真主的命令，因此必须刻不容缓而不是循序渐进地予以执行，对于所有真正的穆斯林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义务。任何个人、任何政府，如果游移不定、对政治依然漠不关心或者抱有抵制情绪，他们将不再被当作穆斯林。他们是无神论者或不信教者，是真主的敌人，所有真正的穆斯林必须对他们发动圣战、输出革命。 伊朗革命的成功激发了穆斯林世界的想像力，而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却颤抖不已。革命后的伊朗对全世界的伊斯兰行动主义者产生了影响。革命成功以后，来自北美、中东和东南亚的穆斯林领袖云集德黑兰与霍梅尼弹冠相庆，从埃及(温和的穆斯林兄弟会和激进的圣战组织)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青年运动和好战的泛马来伊斯兰党)，所有的行动主义组织，不论属于逊尼派还是十叶派，他们都从伊朗的榜样获得了灵感。伊朗革命所提供的经验是：唤醒穆斯林，恢复他们对自己的宗教的信心，固守对宗教的信仰，这样，穆斯林就会再一次行使对人类的领导权，并将整个世界置于尊贵的伊斯兰文明的庇护之下”。伊朗革命就像一个提示器，它提醒人们，伊斯兰教是一种规范礼拜和社会的总体主活方式，“它是宗教和国家，一种统治方式和政治，是经济和吐会组织，教育和道德体系，礼拜和圣战。” 在像沙特阿拉伯、海湾地区诸国和巴基斯坦这样一些逊尼派主导的国家，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的十叶派少数开始积极地维护对十叶派的认同和自己的权利，并大胆地渲泄对统治当局的不满。与此同时，受到威胁的穆斯林统治者越来越把伊斯兰反对派贴上霍梅尼的标签，或者指控伊朗对他们的国内政治发挥了不正当的影响。 海湾的统治者对伊朗革命的榜样和言辞的号召力尤为敏感。在伊拉克，十叶派占人口的60％，萨达姆·侯赛因名义上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统治者，来自十叶派城市卡尔巴拉、纳贾夫和库法（1979年)的暴动对他的统治形成强烈的震撼。霍梅尼痛斥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无神论者，号召推翻他的统治。萨达姆·侯赛因则通过贬低霍梅尼、呼吁伊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造反来予以回击，伊拉克政府怀疑伊朗的势力介人了伊拉克内部的十叶派行动主义组织、特别是伊斯兰宣教党(达瓦党)和新组建的(1979年）穆贾希丁(战士)组织oe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齐尔·沙德尔，伊拉克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十叶派行动主义者之一，早在霍梅尼流亡伊拉克期间，两人就成为至交，他热切地欢迎伊朗的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萨达姆·侯赛因终于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十叶派领袖遭到搜捕，宣教党被取缔，而巴齐尔·沙德尔也于1980年4月被处以极刑，因为他公然宣布伊拉克社会复兴党政府的非伊斯兰特性，并禁止人们与之进行任何交往。数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逊尼派和十叶派就互为对手，充满敌意，在这样背景下，形势迅速恶化。1980年9月，伊拉克侵入伊朗，发动了一场持续8年之久的战争。 霍梅尼对沙特和海湾国家政府的谴责更为严厉，他把这些国家的政府痛斥为“非伊斯兰”的君主制，并轻蔑地把他们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描绘成“美国的伊斯兰”。霍梅尼的录像带和革命传单被偷偷运进这些逊尼派统治的国家，每天来自德黑兰的阿语广播更是毫不掩饰地进行批评和煽动宣传。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政权披着穆斯林的外衣，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一种奢华、轻浮和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他们从人民中榨取财富后又肆意挥霍，他们整日沉缅于赌博，豪饮和狂欢作乐。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人民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诉诸于暴力并为夺回自己的权利和资源而继续斗争，这难道有什么惊奇的吗? 海湾的统治者和西方最为恐惧的事情是伊朗革命的蔓延。在革命后的第一年，这种担心似乎变成了现实。1979年11月，沙特受到了两起爆炸性事件的强烈震撼。11月20日，当穆斯从准备迎来伊斯兰的第15个世纪的时候，麦加大清真寺被痛恨沙特君主制的逊尼派好斗分子夺取和占领了长达两个星期之人，霍梅尼指控美国人支持对清真寺的占领，这导致了一系列时美国大使馆的袭击，其中，美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大使信被付之一炬。当人们还处于大清真寺事件所带来的震颤之中的时候，11月27日，在其盛产石油的东方省的25万十叶派穆斯林中间爆发了骚乱，在那里十叶派占当地人口的35％。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了逊尼派统治者的歧视，并被不公正的石油财富分配制度和政府机构所欺骗，在这一年的年初，这种被长期压抑的情绪和不满就因伊朗革命和霍梅尼的凯旋而爆发出来。 80年代初的事件，丝毫没有缓解海湾各国政府、广阔的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忧虑。相反，执政的伊朗的阿亚图拉们所发表的宣言，对一种侵略和扩张政策的呼唤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哈梅内伊总统向来自40个国家的领拜人呼吁，把他们的清真寺变成祈祷之家，变成文化和军事基地…，为在所有国家创建伊斯兰教政府奠定基础。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两伊战争正式开始，这对于伊朗与其邻国的关系来说无疑于火上浇油。海湾国家组成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霍梅尼则要求“海湾合作委员会”“返回伊斯兰的怀抱，抛弃巴格达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制止挥霍其人民的财富。 在同一时期，巴林和科威特也受到十叶派骚乱的威胁。1981年，巴林政府挫败了伊朗人鼓动的“十叶派巴林解放阵线(ShiiFrontfortheLiberationofBahrain)的军事政变。30％的居民属于十叶派的科威特受到了美、法两国大使馆汽车爆炸事件的打击(1983)，从而，被迫于1987年和1989年两次弹压十叶派骚动。 伊朗经常利用一年一度到麦加的朝觐宣传其革命信息。阿亚图拉霍梅尼和其他的高级教职人员拒绝承认沙特是，圣地守护者，坚持认为朝觐有某种正当的政治内容。1982年6月，伊朗朝觐者展示霍梅尼的画像，呼喊反对美国、苏联和以色列的口号，并与沙特治安人员发生了冲突。随后的几年间，紧张依旧存在，1987年到了白热化程度，当时，在一场伊朗朝觐者与沙特治安部队的对峙中，400多人死于非命。 尽管零星的躁动和对发生大规模骚乱的恐惧搅得各国政府坐卧不宁，然而最后的结局却令人惊奇，伊朗的革命输出并没有将伊拉克和海湾国家的十叶派穆斯林团结起来。总的说来，大部分伊拉克(阿拉伯人)十叶派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而不是他们与伊朗同一教派(波斯人)的宗教联系。海湾国家零星的十叶派战斗精神并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为遏制十叶派势力的增长，各国政府成功地使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化解人们的社会与经济不满情绪的同时，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监禁和驱逐那些持不同政见者。 黎巴嫩是受伊朗革命直接影响的最明显的例子。革命成功之后，伊朗向黎巴嫩派遣了一小支革命卫队，通过提供训练、装备和金钱，深深地影响了那里的十叶派好战组织，尤其是真主党和圣战组织。与更为温和的十叶派阿迈勒运动相比——其斗争目标是在现行国家结构内部实现更具代表性的权力重分——伊朗人鼓动的组织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伊斯兰国家。人们怀疑，伊朗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从炸毁西方大使馆到汽车炸弹和劫持人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边缘到中心：伊斯兰复兴的主流。 尽管各国政府和极端组织对伊斯兰教的利用强化了许多穆斯林的世俗倾向和西方的犬儒主义，但一种鲜为人知，然而潜在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变也在穆斯林世界发生了。90年代，伊斯兰复兴主义已不再局限于处在社会边缘的小规模边际组织，相反它已成为穆斯林社会主流的一部分，并造就了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然而却是倾向伊斯兰的新精英阶层，他们与世俗的对手一起工作，并时常与他们联合。作为一个基础广泛的宗教社会运动，伊斯主复兴主义仍在继续发展，今天它实际上在每一个穆斯林国家，甚至跨越了国界而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充满活力、面目多样的运动，在不远的将来它将使伊斯兰复兴的主要影响得到体现。它的目标是通过对基层个体的伊斯兰塑造来实现社会的转变。宣教社团的工作遍及社会服务(医院、诊所、法律救助团体)、经济项目(伊斯兰银行、投资机构和保险公司)、教育(学校、托儿所、青年营)和宗教出版与广播。其共同的计划既针对年轻人也针对老年人。 在中、低社会阶层，在受教育和未受教育者中间，在专业人员和工人、青年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以及孩子们中间，一种更为明显的伊斯兰倾向已经产生。在埃及、苏丹、突尼斯、约旦、伊朗、马来西亚、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倾向伊斯兰的新一代领袖也已出现。伊斯兰行动主义者已是政治过程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他们参与全国与地方选举；在阿尔及利亚的市政选举中取得了引入注目的胜利；在埃及、突尼斯和约旦，是；要的反对党或反对派组织；在苏丹、约旦、巴基斯坦、伊朗和马来西亚，他们在内阁中位高权重。 许多人先人为主，想当然地把伊斯兰行动主义当作是一小撮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杰作”，对于他们来说，伊斯兰的的强人；量及其在主流政治和社会中影响范围日益扩大的现实即令人货解又感到威胁。人们应如何理解伊斯兰行动主义在大部分穆斯林世界的发展和突起?伊斯兰复兴的根源是什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仅仅是一种受到宗教激励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如果如此，它为什么享有如此广泛的支持?为什么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政治中如此重要?伊斯兰教在什么地方、以怎样的方式强调其政治和社会作用?在那些长久以来被当作最为西化的国家，如埃及、黎巴嫩、伊朗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主义为什么会如此强人？萨达姆·侯赛因这样一个最世俗的非伊斯兰领袖怎么会在1994年的海湾战争中诉诸伊斯兰教?最后，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伊斯兰威胁”? 萨达姆·侯赛因试图汇集民众穆斯林观点、发动另一场伊斯兰与西方的圣战，这种图谋不过是伊斯兰与西方对抗的长久历史中的最新的一幕。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关系似乎总是一部对抗史，从伊斯兰的崛起到如今，每一方都把对方当作历史的威胁。早期在神学和政治上的遭遇与对峙所形成的概念和民间传说一直规定和确认着相互间的既定范式、形象和猜忌，而且，这些东西依然在激发着恐惧和偏见，并使伊斯兰反对西方或西方反对伊斯兰的在职幻觉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