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伊斯兰：改革还是革命? 引言第一章 当代伊斯兰：改革还是革命?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重申宗教作用的许多主张经常被归纳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术语之下。人们使用了一个共同的名称“原教旨主义”，然而使用的方法却大不相同，新闻界如此，学术界更是如此，有不少的理由说明这一短语道出了一切，但同时又等于什么都没说。首先，所有那些号召回归宗教的基本信条和基本原则的人都可以被称作原教旨主义者，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将包括所有履行义务的穆斯林：只要接受《古兰经》是神启的经典，而把先知的逊奈当作标准的生活模式，那么你就是原教旨主义。 其次，我们对原教旨主义的理解与认识受到美国新教的巨大影响。《韦伯斯特第九版新大学辞典》给原教旨主义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原教旨主义是指20世纪新教中的一种运动，它强调把字面解释的圣经当作基督徒生活与布道的基本原则。”对于许多自由的或主流的基督徒来说，“原教旨主义”是一个充满轻蔑和贬义的词汇，它总是被不加区别地用于那些所有主张从字面理解圣经的人，这些人古板教条，保守落后，情绪极端。其结果是，在公众的眼里，原教旨主义经常是指那些拘泥成说、渴望返回和重复过去的人。事实上，在中东几乎没有哪个个人和组织与这样的陈规俗套相吻合。实在的情形是，许多原教旨主义领导人接受过最好的教育，在社会中担当要职，并熟练地利用最新的技术宣传他们的主张，创建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这样一些可行的现代机构。 第三，“原教旨主义”经常被等同于政治行动主义，极端主义，狂热主义，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一些人致力于激进的宗教政治，而大多数则在现行社会制度之内开展活动。 也许，按如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将非常有助于了解使用“原教旨主义”一词的随意性和不确切性(原教旨主义的多面孔和多形态。人们一直把原教旨主义一词应用于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伊朗政府，然而，除了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用伊斯兰教来构建其统治和政策的合法性之外，用这个词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卡扎菲宣称有权解释伊斯兰教，对先知穆罕默德传统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压制宗教当局和穆斯林兄弟会，主张建立大众的民众国。相反，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与乌里玛(教士)结成了同盟，宣扬更为刻板和严格的伊斯兰教，用宗教来确证保守的君主制的合法性。在这里，卡扎菲那种难以琢磨的、不受约束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的形象与法赫德国王那种低姿态的、保守的、亲美国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样，由毛拉经营的伊朗十叶派国家和由世俗军大集团管理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政府1977～1988年，其对外政策也有明显的不同。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明对西方持批评甚至谴责的态度，经常与国际社会争吵不休，因比被看成激进的恐怖主义国家。与此同时，面向伊斯兰的齐亚·哈克统治下的巴基斯坦则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与西方和国际社会关系热烈，因此总被当作是温和的国家。 我认为，“原教旨主义”一词充满了基督徒的先人为主和西方人的成见，同时也暗示一种不曾存在的整体的威胁；更贴切的一般用语是“伊斯兰复兴主义”或“伊斯兰行动主义”，它们较少价值判断，并根植于伊斯兰传统之中。伊斯兰有着久远的复兴与改革传统，从伊斯兰的早期到今天，这些传统就包含政治和社会行动主义的观念。因此，我更愿意谈论伊斯兰复兴主义和伊斯兰行动主义，而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复活：混乱的现代化和发展理论 就像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把其基础和合法性建立在根源和形式都属于西方的现代性之上一样，非西方地区的发展，包括穆斯林世界的发展，则是根据一种将发展等同于社会的逐步西方化和世俗化的现代化理论，尤其是世俗化更被当成现代化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作为基本进程之一，政治发展包括政体的世俗化，逐渐把宗教从政治制度中排除出去。”新兴穆斯林国家指导政府发展项目的当地精英，以及他们的外国顾问和支持者都面向西方，接受西式教育，所有的出发点都建立在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目标是清楚的，发展将使所有的东西日益变得现代起来(西化和世俗化)，从城市、建筑到官僚机构，从公司管理到学校教育，从政治到文化，所有方面概莫能外。尽管一些人警告需要有所选择，然而，预想的变革方向和变革步伐是正确的，甚至那些谈论进行选择性变革的穆斯林也是如此，并且呼吁让宗教脱离公众生活。西方的分析家和穆斯林专家也倾向于把以西方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看作是必须的和不可避免的。他们也认为，宗教是穆斯林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 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现实世界变幻成如此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传统与变革，原教旨主义与现代主义，停滞与进步和发展。在这种世俗发展进程当中，科学和技术被看作是强大的助力。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很大的出入。作为西方化和世俗化的现代化仍主要是少数社会精英的嗜好。最重要的是，程序与体制的世俗化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转变成观念与文化的世俗化。一方面是接受并实施西方世俗世界观的少数精英，另一方面则是并不认同世俗观念和价值的大多数穆斯林民众。长久以来，埃及就被看作属于较为现代的穆斯林社会，丹尼尔·克里斯刘斯对埃及极富洞察力的观察虽然与流行的观点相左，但确实道出了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实情。 大多数关于现代化或世俗主义进程的研究都认为，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所有制度来说，必然会经历不亚于政治和经济转变的心理和智力转变。然而，在埃及，无论在国家还是在社会层面，我们都没有发现这种变化，当然，在极少数西方化的个体中间是个例子。传统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念仍然主宰着埃及迅速增长的乡村人口和大多数的城市民众。应该强调的是，对传统的固守并不局限于某个阶层或职业群体，而是所有埃及社会阶层的一种广泛的特征！ 对于许多人来说，当代伊斯兰的复兴对已有的知识形成了挑战，似乎是对理性和常识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伊斯兰复兴最强有力的表现已经出现在穆斯林世界较为先进和“现代化”(表面上世俗的)的国家，诸如埃及、伊朗、黎巴嫩和突尼斯。毫无疑问，人们经常把(并已经体验到)伊斯兰复兴主义看作是对世俗穆斯林精英和西方政府以及多国公司的理念、信仰、习惯和利益的直接威胁，这种世界观的冲突使得西方更倾向于认为伊斯兰行动主义充满极端与狂热，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反现代的复古而不是为社会构建某种可选择的发展模式。由于伊斯兰行动主义与现代世俗的先决条件不一致、与西方最为珍重的信念与价值相背离，因此，它就被当成一种危险的、非理性的和反文化的运动。 然而，伊斯兰组织吸引了不少受过教育的人和专业人员(教师、律师、科学家、官僚和军人)，伊斯兰组织的许多领导人都毕业于主要大学的医学、科学和工程等院系，保守的教士和政治行动主义者同样利用现代技术，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支持，宣传他们的宗教信息和社会政治行动主张，广播电视、声像磁带、电脑和传真机的广泛使用，使得伊斯兰教在国内和跨国的传播更为有效。因此，技术和通讯并不是只有利于现代世俗文化的传播，它也造就了充满活力的、经常是跨越国界的伊斯兰教。起初抵制现代技术的宗教领导人，现在却日益依赖现代技术。乡村的穆斯林已不再生活在相对闭塞的世界，仅仅依靠当地的宗教领袖获得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现在，电视、广播和录音带已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声音(传道者)、不同的信息和对伊斯兰教的不同的诠释。就像基督教的“荧屏天使”，不仅可以向其教区的信徒布道，也可以向从俄勒冈的乡村到纽约、乃至全世界的听众宣传他们的宗教信息。同样，现代科学技术也被用来传播伊斯兰教的信息。过去，人们受到时空、语言和政府新闻检查的限制，而在今天，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可以得到廉价的有关伊斯兰教的资料的翻译本和音像制品。这些资料包括全世界有名的宗教领袖和行动主义者的著作和声像磁带以及广播节目，尤其是广播节目，它可以轻易而日合法地跨越边界的阳隔。在巴列维统治时期霍梅尼的著作和布道在整个伊朗的传播就是最好的证明。照此看来，现代化并不只是导致进步的世俗化，它也是穆斯林社会伊斯兰复兴的一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