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代穆斯林的社会地位

     元代的穆斯林商人是很活跃的，他们的商业活动在元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元朝的 例献 与 关税 收入，很多是依靠回回商人，他们在中国对外贸易上占着重要的地位"【3】（Ｐ7）。不仅如此，就国内贸易而言， 富贵回回"也多 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要津，专其膏腴"【4】（ 碑志 10）。之所以如此，乃是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及各民族间关系的发展，给元代穆斯林从事商业活动创造出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从而使穆斯林善于经商的特点在元代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给元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光彩。具体地说，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穆斯林商人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为穆斯林商人在元代被重用、并为他们广泛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世界征服者史 上册第90-92页上记载： 成吉思汗西征前对中亚的通商也依靠回回商人，而回回商人（使者）的被杀又是蒙古西征的直接原因。"因为蒙古人与回回商人早就建立了商务关系。元太祖时，蒙古首都和林就有回回街市一条，居住着回回商贾，通商贸易。后来也有商人参加到成吉思汗的创业活动中。正由于上述原因，元代穆斯林也就享有比汉族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商优势，这是元代穆斯林善于经商的特点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原因。 当时回族在政治上的地位，是远远高出汉族之上的。回回虽然也是被蒙古征服而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但又参加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回族的生活也常从元朝皇帝方面获得关心，时常把荒地交给回回耕种，以及免除屯戍的回回缴纳银税等； 回回在元朝所受的压迫，是比较小的。"【3】（Ｐ6-7）据 多桑蒙古史 第二卷第二章记载，元太宗窝阔台在对汉人谈到回教徒时所说的话就很能说明汉人和穆斯林在当时政治地位之间的差别。他说当时国中之回教富人至少各有汉地奴婢数人，而汉地贵人并无一人置有回教奴婢者。并再次重申成吉思汗的法令： 杀一回教徒罚黄金四十巴里夫，而杀一汉人者，其贝尝值仅与一驴相等"。这种优越的政治地位正是元代穆斯林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条件。

     其次，在元代，由于蒙古人文化程度总体偏低，人数又少，也没有经商的传统；而元朝廷对 汉人"和 南人"又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对他们经商规定了许多禁令和限制，如不得夜间经商、不得在海外经商。【5】（Ｐ140）相反，穆斯林经商则受到元政府的鼓励，垄断着海上贸易，并帮助蒙古统治者理财经营，在国内外贸易市场上大显身手，使穆斯林善于经商的特点发挥得较为充分。史载： 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4】（ 碑志 10）在元代的大部分时期，一般的穆斯林（包括回回商人）能享受不当差役的特权，而且在贩运商品的过程中，往往得到朝廷的保护，并占用政府的转运站 站赤"（陆上驿站）、 海站"以利其便，甚至 持玺书，佩虎符"，出入官府和陆海官卡，无所顾忌。

     有些穆斯林官僚也往往利用政权的力量经商，官商一体而为富豪，如穆斯林阿合马于中统三年（1262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元世祖忽必烈 专以财赋之任委之"，后来他又超拜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并当过左丞相， 元史 中还说他： 执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无所诉"。【6】（卷205）在这种情况下，元代的穆斯林商人活跃于全国各大城市和商业要津，尤以北京、杭州、泉州、昆明等地为最。就是在西北，他们也比较活跃，当时的 兴元"（银川）有安集延回回2000户，马可·波罗旅行到甘州、凉州以致兴元（银川）、宣化府时，沿途看到有不少马合末（即穆罕默德）教徒。 拉失德史记 中也不只一次地提到哈只、马合美德在肃州、甘州所见到的回回人，他们多以工、商为业，从事贸易。第三，元朝统治者对珍宝的享用以及四通八达的陆海交通，为穆斯林商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海上贸易的兴盛创造了条件。虽然战争和民族歧视政策使元代的社会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落后于南宋，但因蒙古统治者使用珍宝等高级奢侈品的需要增加，从而使得元代的对外贸易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南宋，这种情况对于以经营珍宝见长的穆斯林商人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疆域的扩大又使交通畅通无阻，为商业活动开展扩大了活动空间。同时，元代对海上贸易的重视也为沿海一带的回回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元朝廷的关照，使他们的海上贸易多在政府的名义下进行，加上政府禁止汉人去海外经商，无形中使海上贸易大权就操纵在穆斯林商人手中。如泉州的穆斯林商人蒲寿庚，在南宋灭亡后就投降了元朝，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并被授以高官，负责提举福建、广东两地市舶司，为元代海上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