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被标示为“反恐”的年代，伊斯兰成了一个问题。当人们试图从散落各地的恐怖分子身上归结一个共同点，他们指认了伊斯兰，尤其是它“圣战”的说法。

 

　　且不论这样的归纳是否鲁莽，先看伊斯兰。不同于一般宗教，伊斯兰是一种精神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较之佛教或是基督教，它的出现要晚得多。而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它便受到各种意识形态和宗教话语的挤兑。出于团结信众以自卫的需要，《古兰经》示意穆斯林反抗压迫者。这就是“圣战”的由来。而与其说它是咄咄逼人的，不如说它是审慎自守的。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伊斯兰在各地传播，信徒也从最初先知身边的几个人延展到各种肤色、不同国度的数亿人。虽然有着同一个名称“穆斯林”，这些人的立身所处却千差万别，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渴望着不同的现世福祉，对伊斯兰经典的读解也不同。比如印尼和伊朗，都是穆斯林大国，但前者一直在世俗政权的治下，后者则由宗教领袖主政。

 

  　简单说，所谓“伊斯兰世界”不是铁板一块，穆斯林也并非抱成一团。更多的时候，穆斯林的问题是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而非“泛伊斯兰的”。也就是说，上述归纳如果还不至于荒谬，至少也是误导的。

 

　　何以出现这样的谬误呢，“伊斯兰”又是怎样成为问题的？这里必须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在冷战二元秩序崩溃后所呈现出的混乱无序。

 

　　一方面，全球化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将我们都卷入了信息的狂潮之中。分散各地的穆斯林恍然认识到，他们不是孤独的，藉着网络、电视和广播，穆斯林在某处的遭遇可瞬时传到全世界穆斯林的心里。这么说吧，冷战期间，印度穆斯林琢磨得更多的是“不结盟”，而如今，他们甚至可能考虑借助别处穆斯林兄弟的力量来对付宿敌锡克人。

 

　　另一方面，在一派大同气象中，胜利者美国开始嗅查下一个敌人。1991年，志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老布什总统发动海湾战争；1993年，哈佛的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将伊斯兰文明置于西方文明的对立面。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从“9·11”到“7·7”，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亨氏预言仿佛自我实现。

 

　　当然，我们还必须洞悉我们自己，尤其是中东的乱像和颓败。非此，不足以划出伊斯兰文明自高处坠落的轨迹。创痛的记忆始于近代西方人的入侵。殖民者席卷财富，留下贫瘠；当他们转身而去，留给中东人的只是错乱的国家边界和暗弱的专制政权。而这些割裂族群边界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或他们彼此间“势力划分”而存在，专制政权也有宗主国的扶持。

 

　　这种情况延续至今，便酿成了中东政治生态最深刻的矛盾。就拿伊朗来说，1953年，美国颠覆了民选的摩萨台政府，扶植起亲美的巴列维独裁。这在伊斯兰革命之前的26年里，确保了美国对伊朗石油的控制，也造成了伊朗政权与社会断裂，人民对傀儡国王普遍不满。

 

　　由此衍生的中东政治是一派的乱像。这里，穆斯林与入侵者、极端势力与世俗政府、什叶派与逊尼派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新愁旧怨，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一起。而为了赢得各自的“战争”，中东各政治派别都借用了伊斯兰———只有它能赐予他们道德的高地。

 

　　于是，在伊拉克，前复兴社会党人向占领者发动“圣战”，试图赢回失去的江山；在埃及，宗教极端派别宣扬政教合一等教义，向世俗专制政权发起攻击；在沙特，粗暴的派别纷争，往往饰以宗教的话语；在伊朗，保守派言必称伊斯兰信条，以构筑政权的合法性……这里，伊斯兰与其说是政治腐败与恐怖行径的驱动与目的，不如说是政治欲望的工具和遮羞布。

　

　《古兰经》有言，不可杀害无辜的生命，足见与恐怖主义泾渭分明。至于后者，原是极端主义的衍生，而这种宗教的极端与那种宗教的极端，在行为方式上本没有太多分别。

 

　　历史见证过伊斯兰带来的理性与荣光。今天，当我们思考着恐怖的根源，需要做的也许不是“妖魔化”伊斯兰，而是寻找回来的信仰。

 

　　(作者系伊朗德黑兰科学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林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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