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十年来日本学界的中国伊斯兰研究（1980年至今）

　　近十年来，日本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明时期的历史研究，清朝的回民起义研究、苏非主义、门宦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伊斯兰教政策和回民社会现状的研究这几个方面。

　　这个阶段有关元明时期的研究成果有：佐口透的《蒙古帝国与西洋》，1980年由平凡社出版；杉山正明的《元朝治下的穆斯林》（《专题讨论—伊斯兰与蒙古》中近东文化中心研究会报告第10期）；松田孝一的《中国蒙古帝国时代的伊斯兰的扩大》（1959年《在世界中不断扩大的伊斯兰》）；寺田隆信的《明代泉州回族杂考》（1994年《东洋史研究》42—2）；中田吉信的《有关泉州清净寺的创建问题》（1989 年《东洋学报》70—1／2）。

　　有关清朝回民起义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中田吉信，尤其是对西北回民起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如他的《西北回民起义考》、《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界的改革运动》、《西北回民军阀抬头的过程》分别见诸于1988年、1993年、1994年的《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上。在苏非主义、门宦方面主要有：黑岩高的《17—18世纪甘肃的苏菲主义教团和回民社会》（1994年《伊斯兰世界》）等。中国共产党伊斯兰教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田吉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政策——以伊斯兰教界的对应为中心》（1985年）；松本真澄的《中国伊斯兰近代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的考察》（1995年《新泻大学》第35号）以及她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一书，此书1999年2 月由多贺出版社出版。

　　有关中国回民现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西泽治彦的《南京的清真寺及回族的概况调查报告》（1993年《有关语言文化接触》），《中原回族穆斯林》（1995年《亚洲生活读本、中国》；唐立的《女性不礼拜的村落——西双版纳的穆斯林》（1994年《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佐滕次高的《说阿拉伯语的阿訇们——巡访中国穆斯林地区》（1992年），高桥健太郎的《回族的居住分布与清真寺的机能》（1998年《地理学研究》第26号）；泽井充生的《白帽、色兰、八宝茶——生活在中国宁夏、甘肃的回族的社会与生活》（1997年）。

　　总之，近十年来，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日本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随之越来越多，相对战后的一段时间来说，对中国穆斯林现实生活的调查文章逐渐增多，文献性研究也在继续进行，只是研究方向有所不同。　　

　　二、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特点　　

　　1.从以上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四个阶段来看，中日两国的关系同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的研究密切相关

　　从起步阶段至再发展阶段，两国关系史的烙印，时代的影子显明可见。20世纪初至1930年的第一阶段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占领还未进入全面性的情况下，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群体，即纯学术性研究群体，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研究群体和因“时局”需要而对中国伊斯兰进行研究的带有侵略目的的政府行为的研究群体。第二阶段的兴盛期，是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深，日本政府为解决侵华战争中遇到的回族穆斯林问题，加大了这方面研究的资金投入，从而为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使其研究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第三阶段（1945—1980），随着二战的结束，日本的战败，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低迷时期。第四阶段，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进入了再发展阶段，日本的年轻学者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新鲜血液不断输入。

　　2.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是从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发展到少数研究者从纯学术角度进行研究的

　　从户水宽人至桑田，其中无论是伊东忠太还是桑原，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开端是与这些学者的中国旅行密切相关的，即与其中国旅行——清真寺巡访——收集碑文、文献资料不无关系，由于这些先驱者的“关心”、“感兴趣”，使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得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使这一研究领域得以客观、科学的发展。1924—1925年，桑田为了写成《明末清初的回儒》，两度游历了中国，询访了各地清真寺，他希望通过此次旅行，接触异国的风土人情，了解他乡的风俗习惯，搜集有关的资料，以补充在研究中国回回时资料不足的状况。《礼拜寺巡礼》也是这两次游历中国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