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兴盛时期（1930—1945）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1931年的“9·18事变”的爆发， 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在东北、华北地区自然就与当地的穆斯林产生了关系，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和情况，就成为日本官方的当务之急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渐渐地认识到了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日本政府设置了以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为对象的伊斯兰研究机构，同时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使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开始走上组织化的道路，　迎来了新的时期。

  　尤其是1937年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具体表现在：

　　1.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情况。1937年5月，由内务省的远藤柳作，外务省的笠间杲雄、内藤智秀、海军的匝瑳胤次以及佐佐间次郎共同协办的“伊斯兰文化协会”成立。1937年10月协会的杂志《伊斯兰》或《回教文化》创刊，此刊物于1939年1月停刊。所刊文章， 多数都是与西亚相关的论文，与中国有关的有村上正二的2 篇历史研究论文和佐佐间次郎的3篇现状调查报告。

　　1937年“回教圈考究所”（后更名为“回教圈研究所”）设立。此研究所是1933年成立的财团法人善邻协会的一个附设研究机构，所长是大久保幸次，所员有小林元、松田寿男、野原四郎、竹内好等。1938年7月研究所月刊《回教圈》创刊，1944年10月停刊，共办了66期， 在这个刊物上，有关中国伊斯兰研究的文章很多，有近30篇论文及许多现状调查报告和历史研究与中国有关。

　　1938年5月，外务省调查部的季刊《回教事情》创刊，1941年12 月停刊，共计14册，所载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很多，数量多于《回教圈》，但文章几乎都未署名，且缺少细致的分析和出处。

　　1940年，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在帝国学士院设置。1942年受委员会派遣，石田英一郎、野村正良、须田昭义对蒙疆的回民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因战火而遗失，其调查情况可从1943年刊行的《昭和十六七年度东亚民族调查事业》中得知。

　　1943年1月，国立民族研究所设立，它直属文部省管辖，所长是京都大学教授高田保马，研究所除总务部外，还有5个研究部。 民族研究所重视对当地的调查研究。1944年研究所的岩村忍、佐口透、小野忍对中国的蒙疆地方回民进行了调查。

　　2.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及其成果。 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得到日本研究者的青睐，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1936年，岛崎昌在《京城帝国大学史学会志》第9辑上的《回教名称考》、1937年村上正二在《伊斯兰》1号上的《有关回教传入中国》，1937年爱宕松男在《蒙古学》1 辑上的《关于元代色目人的考察》，1936年发表在《善邻协会调查月报》上小林高四郎的《元代回族穆斯林的高利贷》等，都是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文章的论述，明确了中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大致状况。

　　同一时期，在文献学领域内日本的研究者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其代表人物是田坂兴道。田坂兴道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不仅在于研究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而且也研究了波斯语在中国伊斯兰中的作用，同时还考察了中国伊斯兰社会史。其主要代表著作是《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

　　有关中国“回儒”的研究，以田中逸平的日译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于1941年刊行为开端，有关的论文便陆续出现。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的日译本是田中从玫逊的英译本译过来的，1941年由大日本回教协会刊发。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有角野达堂，其成果有：1940年《中国佛教史学》4卷1号上的《回儒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1941年《回教圈》上的《清真大学考》，1942年《摩可衍》上的《中国回教思想的性格》。另外，田坂兴道1944年在《回教圈》8卷4号上发表了《回教与中国思想》等，这些文章都指出了回教更多地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

　　在日本国没有研究伊斯兰学的传统，尤其是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源，所以翻译中国及欧美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了，除了前面讲过的《回教圈》、《回教事情》等杂志每期都有译文刊出之外，有关翻译的单行本有：田中逸平译的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安德鲁（Andrew）著，志贺勉译的《中国西北的回族穆斯林》，1941年由新京满洲事情案内所出版发行，原书名为《中国西北的新月》，1912年在伦敦出版。作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对宁夏、甘肃、青海的新教回民进行了访问；R·B依克维尔（Ekvall）著，莲井一雄译的《甘肃西藏边疆地带的民族》，1943年由帝国书院在东京发行，原书1939年在芝加哥出版。同书还有由川西正己译的另一个译本，书名为《甘肃、西藏边界汉、回、藏文化的关系》，1943年由东亚研究所作为资料印刷出版，此书的作者于1927—1935年间，在中国西北的甘肃和西藏的交界处，从事教会教育。作者调查、研究了循化、夏河、狄道、洮州、岷州地区的汉人、藏人及回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是一本深受日本学术界注目的书籍。

　　1921年德国的伊斯兰学者马丁·哈特曼（Martin.Martman）在莱比锡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土方定义将其中的一章译为日文，即《中国的回教》，1941年7月在兴亚资料第20号上印刷出版。除此之外，刊登于《穆斯林世界》上的布鲁姆·霍尔（Broom hall）、欧·鲍斯曼、C·L·皮肯斯（Pickens）、S·M·祖曼（Zwemer）、H·D ·海伍德（Hayward）、G·R·哈里斯（Harris）的文章也被相继译为日文。

　　对中国文献及文章翻译的成果主要有：对半月刊杂志“《禹贡》1936、1937年的回教特辑号”的翻译。即5卷11期的57辑“回教与回族专号”和7卷4期和67辑“回教专号”上所刊文章，大多被译成日文。《禹贡》7卷4期的顾颉刚、白寿彝的论文，翻译之后发表在满铁大图书馆《书香》1939年10月第118号上。另外金吉堂著的《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出版，1940年由外务省调查部翻译、出版，书名为《中国回教史》。傅统先著的《中国回教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1942年由新兴东亚研究所的井东宪翻译成日文，书名同样是《中国回教史》。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回回民族问题》，也被当时上海的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翻译为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