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作为穆斯林孝道的分量被提升到了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
 

       尽管李忠明已经在大上海逐渐站稳了脚步，尽管他已经融入了清真寺这个大家庭里，尽管他踌躇满志地计划着事业的进一步开拓，然而，母亲的固执打乱了他所有看似详细的规划。他没有选择，只好变卖家产，告别亲友，雇了一辆马车，带领妻子儿女，陪伴着母亲返回故乡。

       母亲安然归真后，他于1948年又辗转到武汉，计划着二次创业，在汉口大智门重新开设清真小吃店。独到精细的面点手艺，为武汉回民小吃增加了一个品牌。他的炝饼，包子是每天回汉民众排队争购的一大亮点。

       真主的恩典，不仅让他摆脱了初来乍到经济上的困境，他深厚的教门功底，加上热心慈善事业、常常帮助穷人、孤儿，也得到汉口穆斯林的赞赏。不久，就被三码头清真寺(今天的民权路清真寺)推选为学董。

       这个清真寺原名广益桥清真寺，位于汉口民权路。据宣统元年(1905)所立清真寺碑刻载：该寺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置产建造”。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系古典宫殿式木质结构，斗拱飞檐、雕梁画栋、蔚为壮观。

       辛亥年(1911)遭大火焚毁后，又在原地复建如初。1930年拓展汉口马路时，被拆后，仿照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格局进行重建。建筑面积缩小至750平方米，改为砖木结构的3层楼房建筑。
 

      该寺有过辉煌的历史，先后曾培养出一批知名阿訇，兴办过回民新型学校。

       抗日战争初期是回民抗日救亡活动的非常时期，汉口市回民战地服务团所在地(后改名为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也在该寺成立。直到解放后，武汉市回民联合会、武汉市回民文化协进会、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均先后设于该寺。

       李忠明老人回忆；当时的杨寿廷阿訇非常能干，在回族中威望极高。他们配合得非常密切，经常组织各种传播伊斯兰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得到清真寺乡老们的认可，也得到各级政府的满意和放心。

       李忠明是解放后首届武汉市政府的回族人民代表、禁烟禁毒联络员。

       遗憾的是，1956年，无意中与当时民政局一位回族干部谈话时，对方问他“民族重于宗教还是宗教重于民族？”

     “当然宗教重于民族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当时平凡的言语，的确没什么异常，更没有任何顾忌。可是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时，这句话变成了罪证。老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成为被监督、改造的对象。

       1958年，因孩子们也遭牵连，他们夫妇被迫又一次搬家、迁徙到了郑州。

       我与李忠明老人接触的初期，75岁高龄的他，每天早上做过晨礼后，还是雷打不动地在国棉四厂家属院扫地，只为挣到每个月的30元钱。因为他没有退休工资，不愿意给儿女们增加负担。他认为，自食其力地活着，会更有意义。

      我每次去看望他，大多时间都看到他在学习《古兰经》、重温伊斯兰教知识。

　　年近古稀的他，时不时地开些玩笑。每次都会让我将吊在他屋顶上的竹篮取下，把平时儿女们买来的点心，让我品尝。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他钟爱我的原因。很久之后才体味到，他始终怀揣着希望，期盼他的晚辈中多几个坚守走伊斯兰道路的人。

       也就是在他那里，我第一次系统地研读了《回教真相》、《礼拜必读》等当时少见的教门基本信仰小册子，多次静听他对造物主的敬畏感受。

       润心般的信仰传播收获，胜过任何著名导师的照本宣科。

       几年后才了解到，他从改革开放初期，就与好朋友许占奎老人一起，坚持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风雨无阻准时步行到郑州劳动文化宫操场，向十几个回民男女退休工人一边教授舞剑健身、一边讲述伊斯兰信仰基本、礼拜知识。后来听说，这个小团队逐渐发展到四、五十个人，一直坚持到他重病卧床不起。

       老人只是个极普通的穆斯林，就连郑州，很少有人会想起、提及他的名字。但是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尽力在做着。他没有高谈阔论、没有装腔作势。他平静似水、他清淡若兰。他不需要别人知道他做过什么贡献，更没有奢望得到后人的褒奖。他一生追寻的———只想获得真主的喜悦。

        伟大，往往来源于平凡。

       直到今天，每当想起他们那一代阿訇、乡老们的行为举止，顿时感悟到，我们当代人真该惭愧地无地自容。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么宽松的自由时代里，却过于追逐着物质生活的享受，时时刻刻被资本和浮躁绑架着。我们不愿意认清自己的本质，削弱并丢失着宝贵、高尚的尊严。我们这个时代，缺欠的是精神的坚韧、倔强的毅力。留给我们的反思太多太多！

       1992年，在国外出差时，得知外祖父李忠明阿訇归真了。回到郑州，我专程去墓地，为外祖父做了虔敬的“都阿宜”，祈祷安拉提高他在天园中的品级。

       岳母从内屋取出这把汤瓶壶，郑重其事地转交给我。没有说教的话语、没有动感的遗言。此时无声胜有声。唯有我自己，能够感受到壶的份量、壶的内涵，理解外祖父的重托和期盼。
 

       老人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每次目光落在铜壶之上，都能够引起一串敬慕的回忆、一次无声的激励。
　　
　　我突然想起了鲁米的诗，我想对我的读者及晚辈诵读一遍：“静静细嚼／真主那甜如甘蔗的爱吧／并让自己长保赤子之心／如此／你的脸庞／将绽放出嫣红之光／像那盛开的紫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