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文化、中国伊斯兰教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现代转型，探求在全球一体化条件下的出路

  
      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全球一体化”的构想。所谓“全球一体化”是由“欧共体国家一体化”引发的，“全球市场化”带动的，通过世界各国间的文化彼此融合和发展，文化一体化的构想。由于世界一体化进程在全球推进，各国不得不加速发展社会经济以应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调整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使得观念更新、文化共享已成为不可漠视的事实。这就意味着一切传统文化的生长环境——无论是小社区还是大国家，都要面对重新组合的现实。我们要面对的，首先是传统文化的社会生态将被打破，由于城市改造，必将改变往日社区的结构与功能，特别是社区的破坏、文化生长的土壤和社会基础将不复存在，这必然影响文化的传承，新一代人已同老一代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观念，这已是一个普遍性的全球化的问题。②

     
      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正以超越时空，超越民族和种族的界限而进行着。各国各民族文化都在这种大交流中，面临着危机、挑战和机遇。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技术和信息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有的专家预言，文化的冲突和撞击是21世纪的主题。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使东方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以及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社会危机），不同文明（文明危机）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导致威胁某些文化的存续。因此，一些有民族危机感的人对保留改造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方案。

     
      在中国，为了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近代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思想家、学者奔走呼号，苦思冥想，实验、实践，形成了多种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多方面多层次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这些思想观点由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但放在中西古今冲突的坐标上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类（包括大陆和海外、港台）：一是倾向于“古”的“中”的：如中体西用论，变器卫道论，以夏变夷论，尊古复古论，东方文化派，中国文化本位论，现代新儒家、儒学复兴论等。二是倾向于“西”的，“今”的：如马列主义派，民族、科学、大众文化论，综合创新论等。这些主张和方案都有其提出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危机和转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探寻，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实质上都是一个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

     
      同样，在中国伊斯兰教这里，也面临双重挑战、双重机遇。所谓双重挑战，就是回族的伊斯兰文化，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一样，受到西方文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与挑战；同时又受到中国汉文化的冲击。中国穆斯林的传统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伊斯兰教如同强有力的粘合剂，渗透其中并将其凝为一体，当经历了从她一进人中国这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家，经过冲撞、吸收、融合、适应的过程后，异质的现代文明被发现、接触时，对传统文明的扬弃和继承就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了。所以自明清两代以来，出现了不少“以儒诠经”的穆斯林大学者，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做出了巨大贡献。所谓双重机遇，即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经受住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与现代化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回族文化也就能经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国家经受住了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的挑战，中国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同样也就能经受住这种挑战和冲击。因此中国回族要在双重挑战和双重机遇面前，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发展形式，与中国各族人民一齐乘上驶向现代化的不沉巨轮，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2、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浸染

     
      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候，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18世纪以来，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殖民扩张。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伊斯兰世界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目标，古老的中华帝国也随后遭到了大施侵占。西方殖民主义者除了从人力和资源上对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进行疯狂的掠夺外，还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和文化侵略，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浸染，这种情况持续到今天更加变本加厉，美国大搞强权政治，以“民主”、“自由”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以中国，尤其是伊斯兰世界为假想敌，在文明冲突的理由下进行“新十字军东征”。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冲突的结果，使伊斯兰教出现了衰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也曾出现了危机。伊斯兰世界出现了西方化、世俗化的趋势，中国也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

     
      在世界上，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发展趋向是以复兴与改革成为其内部的主要潮流。这一趋向性的变化是由两股不同的潮流所引起的，沿着不同的方向向前发展。一是原教旨主义潮流，二是现代主义运动。穆斯林往往以穆罕默德创教时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乌玛）为伊斯兰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后来每当伊斯兰世界出现危机或无力与外敌对抗时，一些穆斯林就会把问题归结为信仰的淡漠或扭曲，认为人们的信仰偏离了伊斯兰的原旨教义，就会发起要求严格遵守圣训，摒除杂芜，返回原旨教义的运动。这种思潮就是原教旨主义，也有人称为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的一种手段。另外，自19世纪下半叶，由穆斯林精英发起了一场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运动。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是一种宗教思想文化运动，旨在通过宗教改革来达到民族复兴，指的是为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而提出的各种主张，采取的各种措施。换句话说，伊斯兰现代主义所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伊斯兰教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为此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促使伊斯兰教西方化、世俗化的改革运动，统称为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当代穆斯林世界原教旨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尖锐对立以及彼此消长的格局，其根源便是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内部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两种对立的态度。

     
      在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出现了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西化思潮是指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主张以西学为主，以取代中学的一种文化主张。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衰老腐朽，与西方比较起来中国事事不如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既不能借助古代的传统，更不能搞机械式的“中西合璧”，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死心塌地向西方学习，彻底采用西方文明，纯粹走西方的道路。西化派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都有西化倾向。西化派到30年代前后走向极端，出现了以胡适和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当代在台湾有柏杨、李敖等，在大陆有方励之、刘晓波等人持这样的观点。文化保守主义情况比较复杂，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从早期的中体西用，到当代新儒家，都可以说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是指在文化观上持守成态度，立意是要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和道德理想，并以此作为立足点再向西方学习，寻求保持中国固有文化精髓前提下吸纳西方文化的道路。这两种观点在中国现代史文化上曾经长期对垒，也经过了彼此消长的发展，其根源便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内部对待西方文化两种对立的态度上。

     
      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冲击，应该努力发掘和积极保持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念，以防止西方文明中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同化。因为，西方世界固然科学技术发达，经济实力雄厚，但在物质高度发展的同时，伴随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中滋生的金钱至上、人情冷漠、纵欲行乐、吸毒、淫乱、犯罪率居高不下和道德沦丧等社会风气极大地销蚀和毒害着人们的心灵。这些现象伊斯兰教地区和中国大地上已经严重地蔓延开来，对古老的文化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面对西方的冲击不可能闭关锁国，不可能回到过去，只有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为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智慧。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都是要走向现代化的，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这就是文化品位与层次异于西方文化的东方发展中国家要抵制西方文化侵蚀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必然要出现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在这样的过程中只有不断调整现代化的方向，直至达到自己的目标。

     
      伊斯兰教是一个主张和平的宗教。安拉说：“你们要全体加入和平！”（2：208）。伊斯兰的本意就是和平。穆斯林就是主张和平的人。众所周知，穆斯林见面相互问好说“色兰”，即祝你平安。可以说，“和平”二字充满了穆斯林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一个穆斯林，要自觉地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加强团结，维护和平、造福人类。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伊斯兰教却给人一种好斗成性的印象，特别是近几年日益高涨的全球性的恐怖主义，大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个问题自然是十分复杂的，有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因素促成了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显而易见，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冲击、浸染，西方经济、政治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全面肢解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则表现出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他们以维护所谓“美国生活方式”为借口，不顾各文明区域间文化的差异与发展的不平衡性，粗暴地干预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事务。西方世界很明确地把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作为对手，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早在1993年就发表文章，认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将是下一个热点问题，并认为儒教文明也是其冲突的热点，它将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共同对付西方社会。西方政治家也把正在崛起的东亚儒教经济文化圈和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具有发言权的伊斯兰世界视为敌对力量，如美国总统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就说出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话，这种态度和思想必然激起伊斯兰教世界的强烈反应，发生许多形式的冲突也就可以理解了。

    
      总之，通过总结伊斯兰教与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交流、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它以和而不同和忠恕之道与其他多元文化和睦相处，一般情况下与其他宗教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在历史上成功地解决了内部与道教、外部与佛教、伊斯兰教的融通问题，在当今多元文明共存的情况下，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都有着“复兴”的努力和愿望，它们在历史上进行交流融会的经验将为解决当今各国棘手的宗教冲突问题提供范例，为当代世界文明多元共存，和平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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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

      ②[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67页，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①[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第296 页，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①桓宽：《盐铁论·本议》。

      ①秦惠斌：《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中国伊斯兰文化》第18页，中华书局1996年。

      ①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48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

      ①《宫中档案雍正朝奏折》第三辑。

      ②蓝煦《天方正学·自序》。

      ①王岱舆：《正教真诠·真一》

      ②刘智：《天方典礼》。

      ③王岱舆：《正教真诠·真忠篇》。

      ④王岱舆：《正教真诠·至孝篇》。

      ①刘智：《天方性理·本经篇》。

      ②徐元正：《天方性理·序》。

      ③《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①冯今源：《从回族汉文匾联看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色》，《中国伊斯兰文化》第82页，中华书局1996年。

      ②金云峰：《怎样看待回族的形成》，《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