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     青年学人，游学埃及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毕业，去英国留学，研究欧洲问题，参加各类研讨会……正是一条中规中矩又封闭的学院精英路。然而，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一次短期采访，改变了他的道路。这是一次历史与现实的穿越。他不仅发现自己的研究论题其实在伊斯兰世界也有深远的历史回响被遮蔽，同时置身于真实的埃及“革命”现场，更发现很多现实也被主流媒体屏蔽——所见所得与媒体渲染尤其是网上狂欢相去甚远。于是毕业后选择去埃及工作。

     当国内的看客在一厢情愿地狂欢、煽动，他在“阿拉伯之冬”的乱世一待就是两年。通过实地考察，头脚并用做学问，为我们发回鲜活而沉重的一手考察资料。作者分别介绍埃及“革命”中的不同政治势力，把更多笔墨放在民众身上。不轻易肯定任何一方。连载的两篇已经挑战了我们的想象。比如埃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是些什么人，穆兄会到底有多民粹，自由主义与民粹是否有逻辑关联……既不像国内欢呼茉莉花者想的那样，“自由主义者”就代表进步；也不像警惕者想的那样，精英掀翻既有结构从而把民粹势力放出笼——本文认为，穆兄会基本盘并不民粹，至今不断煽动民粹和暴乱的恰恰是激进的精英媒体。穆兄会也没有想象中的强大，革命后的问题倒是有中国经验可以参照。作者的冷静观察并没有遮蔽灵魂，我们能感受到文中对埃及人民深切的同情。

     让狂欢者去狂欢，我们期待更多年轻的清醒者。

    听说我要用中文写有关埃及伊斯兰党团的随笔，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的一些朋友说：“希望你能告诉一些中国读者我们的想法，从埃及和西方媒体那里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的。”

    埃及绝大多数伊斯兰团体在1•25革命后获得了合法地位，纷纷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走上了体制内的轨道。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穆兄会及其“自由和正义党”，其次是更倾向回归传统的萨拉菲穆斯林（salafi，即祖先）和他们组成的以光明党（hizb nur）为首的政党联盟。此外，一些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在革命后步入政坛，例如被美国和欧盟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集团”（al-gamaa-al-islamiyya）及其“建设和发展党”（hizb-l-benaa-wa-l-tanmia‎）。

    宗教专制正在压倒民主革命？

     提到伊斯兰团体和党派，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由于穆兄会长期以来是埃及群众基础最强的反对派，1•25革命爆发伊始，“伊斯兰革命会不会盖过民主浪潮”就成了埃及国内外媒体讨论的热点。尽管穆兄会和萨拉菲政党一次次誓言绝不会用宗教主导政治，也无意强化宗教对社会的约束，两年来，伊斯兰革命和宗教专制始终是媒体和反对派热议的话题。

     2011年底，革命后的人民议会举行首次选举，禁酒、禁穿比基尼、捣毁古埃及塑像、强制女人戴头巾的传闻在埃及主流媒体频频出现。我已数不清当时有多少人对我说，埃及会变成伊朗或沙特，街上随时会有宗教“警察”执法。

     然而与媒体报道中咄咄逼人的形象相比，现实生活中的穆斯林兄弟、萨拉菲和他们的支持者给我的感觉要温和许多。他们对宗教非常虔诚，对学习、工作和家庭有更强的责任感，且在道德品行上比一般埃及人出众。

     “媒体说我们会搞宗教专制，这样的话已经吵嚷了两年。但穆尔西上台后发生过一起强制女人戴头巾或是禁酒的事吗？至少我没听说过。”爱资哈尔大学伊斯兰教法系的学生Hossam Ed-Deen对我说。

     伊斯兰党团和支持者认为，西方和埃及媒体正通过炒作“伊斯兰革命”引发公众和外界的恐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自由和正义党党首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解放广场上曾多次出现英文横幅，上面写着类似“穆兄会强制妇女戴头巾”之类的标语。走在横幅下我常常想，广场上有多少埃及人能看懂这些英文呢？很显然，这样的标语不是打给本国人看的，而是有意将“宗教专制正压倒民主革命”的讯号传递给外国。

     事实上，即便在革命后的今天，如果埃及女人以保守的方式带头巾到开罗上层社区的高档俱乐部去，工作人员依然会以着装不合“规定”为由将其拒之门外。至于戴面纱的女性就更不要说了。在最近发生的反对穆兄会的示威中，甚至有不戴头巾的女青年大声告诉黑袍蒙面的路人：“你对伊斯兰的解读是错误的”。

     然而出了上层社会的社交圈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很少有人支持穆斯林女性出门不戴头巾。女人蒙面纱和男性蓄胡须被认为是忠诚于信仰和家庭的象征，得到广泛称赞。革命后，越来越多的空乘人员、主持人和警察自发请求修改革命前的规定，保证他们在工作期间蓄胡和戴头巾的权利。一些西方评论者借此抱怨埃及的宗教保守势力抬头，但将上述事件归结为伊斯兰团体谋划宗教革命却不免牵强附会。事实上，尽管伊斯兰党派在革命后崭露头角引来世界关注，他们对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仍然是很有限的（埃及革命观察（三）：革命接班人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