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城市之一。它历史悠久，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与繁衍，而有城市的历史更达600余年；它文化灿烂，北方众多古老的民族都在这里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记。
 

     回族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经过千余年的努力，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生活、繁衍在中国各个地区，为各地的发展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回族是天津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是17.24万人，他们与天津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之繁荣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纪念天津600年的活动中，回族的这种贡献却少为人们所重视，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仅就天津回族的来源，天津回族对天津城市发展的贡献作粗浅的介绍与研究，以期为彰显回族在天津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回族是我国较为特殊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漫长的形成过程，一般认为它萌芽在唐宋，形成于元明。
 

     回族是天津最早的土著民族之一，在天津刚形成较大的聚落点时，回族就生活和繁衍在这块土地上。海河流域四通八达的网络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善于经商的回族人的青睐，并将自己的根生深深的扎在这里。
 

    元朝不仅是天津城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回族最早光顾天津的时期。据《元史》二十三卷记载，至大二年（1309年）4月，元武宗海山“摘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直沽，既天津海河沿岸地区。康里军是蒙古贵族统治的一支来自中亚、西域少数民族的军队，主要由康里人组成。康里人原居中亚咸海地区的北部，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若干中亚民族的称呼，中国史籍上又称之为抗里、杭里。宋代嘉熙元年（1237），徐霆在其所著的《黑鞑纪事》中将抗里人称为回回。回回是回族早年的称呼之一。虽然元代的康里人不能说完全是回族的先民，但康里军戍守直沽后，查遍《元史》等已知的文献则找不到关于他们被召回或调走的记载。《元史-兵制》则记载，元朝诸部族组成的军队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食货志》又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命令一些军队“随地入社”。这是否可以推断，这些康里军士及其后人在天津定居下来了，其中大部分后来和当地的汉族、蒙古族结合成为回族的一部分。天津回族中沙、哈、米、海、丁、马、白等姓氏中，一部分不能说与康里军士毫无关系。[1]
 

    元代，回回军士在某地屯垦后，就成了当地的普通农民是一种很正常的事。
 

    《天津县志》卷四载，在葛沽巡检辖村中曾有“羊回庄”村名，元代回回伯颜察儿的后裔就以“羊”为姓，后改杨姓。另外，北郊区的“达子新庄”，更是元代军士屯垦后形成的，它可能是指蒙古族，也可能是指回回。不过，从明初出现的回族村庄穆家庄与它紧邻看，是元代回回居住地可能性更大。所以说康里军到直沽戍守，也就是回族到天津繁衍与生活之始。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实现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北移，但其经济上还要大大的依赖于富庶的江南。其结果，作为京畿门户，且处于海、河陆交通要道枢纽的天津的军事、经济地位大大提升，不仅能征善战的康里军到这里来戍守，勤劳的汉族农民来这里耕耘，而善于经商的回回商人也沿着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元代的回回商人，船工，汇同康里军后人构成天津最早的回族先民。
 

    明代是天津城市形成的时期，也是回族大量集聚在这里的时期。元末明初，明朝为了推翻元朝，派朱棣北伐元大都，史称“燕王扫北”。在燕王的大军里有许多回族的士兵跟随。燕王赶走元顺帝后，这些回族士兵就驻扎在燕京周围，有一部分则来到了海河沿岸。天津“八大家”之一穆姓，族谱中就自称是明初军士而落户于城北（穆家庄）的。“天津回民中穆为大姓，始祖穆重和，钱塘人，明初随燕王北上，落户天津之穆庄子（今北郊天穆村）后有一支迁天津城内西北角，经商致富，……”。[2]
 

    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将都城迁到燕京。天津的政治地位上升，他在这里建立天津三卫，派大量军队驻守。于是，又有大量回族士兵因此流入天津。《天津卫志、职官》载有：“黄回，凤阳留守，明永乐二年（1404）任袭左卫指挥。”史籍中，天津三卫的士兵中有叫“马回”、“米回”的记载，这就是指姓马、姓米的回回人。根据明代的制度，卫所的士兵战时作战，平时屯田，天津三卫中的回回士兵后来大多都变为耕田的农民。
 

    明时作为京畿重地天津卫的经济地位也日益上升，漕运极度发达使大量江浙皖等南方的回回或经商，或运输辗转来到天津。据北运河畔金家窑清真寺的碑文记载：“前明万历二年（1574年）间，皖省安庆回教运输皇粮船帮，沿运河而北，蜿蜒千里，……每当抵津，桓以未有朝拜之处为憾。于是该穆民等有变卖船产者，有凑措资财者，乃在津城东北隅金家窑地方滨河东岸购屋数椽，权作朝拜之天房……。”[3]不久，在金家窑清真寺周围就前来了许多回回商人、船工、工匠等，形成回族居住区。明天启年间，因漕运来津的回回日益增多，一些来自安徽、河南、河北的回族商人、船工们，或因船坏、或因经济拮据等不能返回故乡，就沿南运河定居在天津城的西北角之地，形成天津又一大回族居住区。
 

    有清一代，回族来天津的人口分布更加广泛，奠定了今天天津回族集聚区的雏形。
 

    清代，清统治者一方面通过运河漕运，将南方的财富落到京城；另一方面又允许漕运者可“如有商货、盐斤，均准揽载”。康熙初年，清政府开放了海禁，南方各地的“商贾经过登州，直趋天津、奉天。”[4]天津与国内各地商业贸易联系的密切，便利了善于经商的回族涌入，天津回族的人数急剧增加，分布范围向周边各县区扩展。
 

    乾隆年间，武清县杨村镇的回族修建了清真寺，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回族集聚区。到20世纪初已达2400多人。
 

    嘉庆年间，有百余户回族定居在塘沽区的南开村。山东韩家营的韩氏两兄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来到蓟县的上仓，并发家致富。在他们的支持下，有大量回族落户于此，到道光年间就形成天津又一大回族集聚区。
 

    清朝末年，政府腐败，漕运废弛，无力返乡又失去生计的船工们大量集聚在南运河的大红桥南北地区，形成南以同义庄，北以清真巷为中心的回族集聚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商品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附近的北京、沧州、孟村、大厂等地的回民也不断涌入天津，到清光绪十年（1884）已有天津回已有六千户，三万多人。
 

    民国初年，天下大乱，不堪中原军阀混战之苦，且失去土地的回族民众从山东、河南、河北迁向已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又开辟了南开区南门外菜桥子、河西区三义庄等地的居住区。
解放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因工作调动、学生毕业分配，投资经商、等原因又有大批回族来到天津，到2006年，使天津回族的人口数量达到17万多人，并建有一个回族乡、35个回族村，成为天津最大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