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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莫过于，唐帝国的建立；及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复兴，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大食）奇迹般的崛起。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经四大哈里发时期、伍麦叶时期和阿拔斯时期三次大征伐，到了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北至中亚，南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比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还要大。当时也只有与之毗邻的唐帝国可与匹敌。阿拉伯帝国所征服的地区无一例外逐步的伊斯兰化了。

    自公元750年怛逻斯战役以后，阿拉伯将中亚划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传统丝绸之路的贸易已经从性质上演变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贸易”。由于中阿两国边界相连，丝绸之路的东西大小各道变得极其畅通和安全。出现了“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20]”的盛景。

    丝绸之路的空前通畅繁荣，为多族源、多地源、多途径穆斯林民族的涌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些穆斯林“一手拿着珠宝香料，一手拿着《古兰经》”，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物资贸易过程中，“使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际和社会文明的交流，最终把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了中国[21]”。伊斯兰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丝绸之路的主流文化之一。

    但，从之前祆教、景教、摩尼教的黯然凋敝，我们已经清醒地看到，在飞逝的时间及强大的中华文明面前，许多外来文明的脆弱与无奈。伊斯兰文明又如何在葱葱郁郁的中华文明里，觅得了一丝罅隙，生根发芽，并将自身的文化叶蘙延伸到各个角落——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且最终还发展为中华文明体系中不可或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在唐帝国时代，是一种已具有高度发达的、鲜明个性特征的文明体系，任何外来文明对其的影响都是局部的、暂时的。只是在它原有的文明基调上，丰富和补充自身而已。恰如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中评介的那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一种人世性很强的宗教。它的特点是将神圣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它在关照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关照人们的世俗生活。

    唐帝国来华的穆斯林并非以传教为目的，而是通使或经商，所以他们多是商人、使节、军士，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以世俗社会生活为主，故其传播的伊斯兰文化多集中于物质层面。伊斯兰教在华的传播则实属“无心插柳”。因此，伊斯兰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物质文化因素多于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世俗文化因素多于宗教文化因素。

    换言之，伊斯兰文明沉淀在中国的不单是一种信仰、几个民族。人们的衣食住行医，伊斯兰文明无不在其铸上或浅或深的印记。

    我能否罗列一个这些印记的明细表？

    只能穿连一些零碎的片牍散文，做一个大致的梳拢。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 651年），长安鸿胪寺迎来了一批胡蕃使臣。他们面色谦和，目光炯然自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22]”，“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他们就是刚刚崛起于亚洲西部的奇迹——大食帝国的使臣。“噉密莫末腻”是阿拉伯语Amirol mummen的音译，意为“信士的长官”，是对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Othmen644——656年在位）的尊称。

    置身“万马争歌杨柳青，千场对舞绣麒麟[23]”的唐帝国的心脏——长安。他们终于憬悟，先知穆罕默德“你们求知吧！哪怕它远在中国”的真意——长安不光聚揽了世界的奇宝异珍，而且从宫殿的飞檐画柱，到普通的笔墨纸砚，都折射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对于“以知识为财富”的大食人来说，唐帝国不啻于盘踞在世界文明之巅的巨龙。大食的使者、商贾、世胄都慕着她四射熠熠的文明光焰，络绎于丝绸之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法显骇人的恫吓再次犹雷震聩。然而，信仰——造物主与坚忍者同在——之于他们，如温润的血液。走下去，哪怕朝迎寒雨、晚袭骤风……走下去，只为叩响唐帝国高耸云霄的大门。

    锈在唐帝国历史中的驼铃，曳响了回回先民的丝路记忆。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庞大的驼队满载了阿拉伯的各种手工艺产品、香料、药材、珠宝、乐器，还有阿拉伯相对先进的医学、制药、天文、历法、建筑、造船等科学技术……他们的到来，为已达饱和度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名曰“伊斯兰文明”的活水。

    中国人素“以食为天”。我的梳拢暂且从餐桌开始。

    几百年来，胡豆、胡瓜（黄瓜）、芹菜、波菜、胡桃（核桃），还有胡荽、胡麻、胡蒜、胡萝卜等等都是我们常见的蔬菜。谁能想到，今天“司空见惯”的它们在唐帝国时期，却是“以稀为贵”之物——据唐以降的汉文史料载，这些冠以“胡”字大都来自大食国。它们的第一粒种子是由穿行在丝绸之路的大食商队，从遥远的西亚带到中国的？

    譬如常用的作料胡椒，据唐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云：“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又如芦荟，《诸蕃志》记载：“芦荟出大食奴发国，草属也。其状如鱼尾，土人采而以玉器捣研之，熬而成膏，置诸皮袋中，名曰芦荟”……这些域外物种的引进与广泛种植，影响了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及中国人普通的饮食结构。

    牛顿曾经说：“如果我看得较笛卡尔为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他的肩上”。始于公元8世纪的伊斯兰医学，能执掌中世纪世界医学之牛耳，是因为它站在了古希腊和罗马医学的“肩上”，并融合了地中海周沿地区诸民族及波斯、印度的医药学知识[24]。随着丝绸之路穆斯林的东来，伊斯兰医学也尾随其后进入了中国。

    唐帝国的药匣子兀然丰盛了起来，相继多出了如安息香酸、木香、龙涎香和乳香等阿拉伯药材。至今很多药物，沿用的都是阿拉伯的名称，如苏打、糖浆、糖、樟脑等。据史书记载，当时输入医药的数量相当大。中国医方药典中甚至有直接以阿拉伯药材为主的药剂，如乳香丸、木香汤、没药散、安息香丸等数十种。这些药剂和医方，丰富了中国医方的宝典，为许多疑难杂症带来了治愈的曙曦。

    到了唐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些专事记述产自伊斯兰帝国的药物、乃至医术的文书。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是宰相段文昌之子，依仗其父的职务便利，获得了很丰富的有关伊斯兰帝国的医学知识。《酉阳杂俎》从本草学角度看，具有较高的学术性，是唐帝国及以后中国人认识伊斯兰药物的重要参考书[25]。这些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晚唐、五代时李珣编撰的《海药本草》。李珣是位波斯后裔的穆斯林本草学家，世代以经营香药为业。他对诸般胡药的性状、炮制及功能主治具有深博的知识[26]。

    枯燥的汉文史料，却让我们的感受如镂如刻——大食医术实乃“回春”：“高仙芝（安西都护）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为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27]”。

    对伊斯兰医学之于中国的影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以余所闻，回教国家之药材及方剂，已于唐宋时传入中国。余曾细检《证类本草》，发现海外药物达300种以上，其间来自阿拉伯、波斯者，不在少数。此种香料之普遍地消费，犀象宝物之特蒙重视，均回教商贾在东土发展之结果，有以影响唐宋时代中国人之社会生活者，似均值得一提也[28]”。

    现在，有很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整理、挖掘消匿许久的、回回医学的工作。我们相信，回回医学——伊斯兰医学在中国衍生的结晶，作为中华医学园林的一株奇香异草，定会有重新灿然绽放的一天。

    到了唐帝国的鼎盛时期，帝国经济的繁荣、物资的丰渥，达官显贵们的生活也奢靡到了极致。阿拉伯的香料，足以与黄金比价的奢侈品，在他们的消费理念中，却与常物无二致——“唐人有以香薰衣者，有以香作食品者，有以香材为栋梁、涂墙壁者[29]”

  掀开史料，香料的馨郁就溢了满满一纸。是我的鼻息出现了问题，还是唐人的用香实令我眩晕，以致出现了臆幻？

    “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香，异国所献也。仍杂以龙脑、金屑、刻镂水精、马脑、辟尘犀，为龙凤花。其上仍络以真珠、玳瑁，又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观者眩惑其目。是时中贵人买酒于光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邪？曰：非也，余幼给事于嫔御宫，故常闻此，未知今日因何而致。因顾问当炉者。遂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于此也。”

   这是《杜阳杂编》详载，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同昌公主出行游冶的盛况。公主宝辇“晶荧照灼”，所经之道“芬馥满路”，就连公主辇夫的锦衣，都因袭了公主的香气而仍生异香。

    公主用香已令我们“眩惑其目”。国舅杨国忠，权倾朝野，论奢华、靡费，怎堪落公主之后？“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木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客于此阁上赏花焉[30]”；“杨国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乃）先以白檀木（末）铺于炉底，余炭不能参杂也[31]”。杨国忠不单以香为建筑材料，甚至连取暖的燃料都是香料，而且“不能参杂”。这些有权有势之人用香的考究，怎一个“奢侈”能尽括！……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帝国上下消费香料翕然成风，定与皇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何不扒着九重宫阙的门缝，觑看一番？“唐宫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龙脑、郁金铺地[32]”。“宝历中，帝（敬宗）造纸箭、竹皮弓。纸间贮龙麝末香。每宫嫔群集，帝躬射之。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宫中名风流箭，为之语曰；风流箭中的人人愿[33]”。

    看来公主的辇夫锦衣生香，杨国忠用香料涂墙、取暖还有点“小巫”的况味。中国人的等级差异性，叉渗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小小的香料用法都会谨遵等级之绳墨。

   其实由穆斯林商人运到中国的香料，如麝香、龙涎香等都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而唐帝国的权贵们却忽略了其救死延命的药用，非要与地位、财富掺揉在一起，缝进香囊锦袋，招摇于市。香料在帝国俨然成了毒、成了祸、成了灾。我们该咎罪于谁？穆斯林商人？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能将许多发明创造庸俗为玩乐的供资。稍安勿躁，后面我会用翔实的事例来旁证我的结论。

    长安西市，起得比帝国的任何地方都早。

    刚刚结束晨礼的穆斯林商人，立刻涌向西市，卸载采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与帝国的商家交换各自所需的货物。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汉语，汪成讨价还价和叫卖的声海。阿拉伯香料、中国传统草药的香气，薰蒸了一街两道。西市的繁华几乎浓得化不开。

    交易结束后，很多穆斯林商人又匆匆启程，返回他们的家乡。他们的驼队装载了些什么呢？传统的丝绸、瓷器？他们扎裹紧密的包裹，令我们不能窥得里面的东西。那就尾随他们去大食帝国吧？

    公元 8世纪，大食帝国的首都报达（即巴格达）出现了炼丹术。炼丹术，阿拉伯人称之为（al-kimiya),不仅包括炼金、制药，而且也追求一种叫作阿尔伊克西尔(al-iksir)的万应灵丹，用以祈望延人寿命，并用以点金。但在伊斯兰信仰里，世间万物全归造物主所有、掌控。人财富的多寡、寿命的长短自然由造物主定夺。显然，他们的炼丹术从思想基础到具体内容，都有驳于伊斯兰信仰。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阿拉伯的炼丹术直接是从中国输出的。

    只是，炼丹术在中国是为了“服石求神仙”，是帝王将相“长生不老”一种的祈愿。虽然中国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能“长生不老”，而且有很多帝王，如唐太宗、宪宗、穆宗……都命丧于此。但中国炼丹家们却积累了不少有关化学知识和操作经验，成为化学的开山鼻祖。这些知识和经验，被阿拉伯人吸收并改进，制成了烧瓶、水浴锅、蒸馏器、乳钵等化学器材。他们还改进了许多化学实验方法，如过滤、蒸馏、升华、结晶。我们现在用的酒精就是那时候由阿拉伯人制造的。约在12世纪，阿拉伯炼丹术随着伊斯兰教的势力传播到欧洲，成为近代化学的雏形。

    不止炼丹术，中国的四大发明在这一时期，相继由穆斯林西传至阿拉伯世界。中国的四大发明不仅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通过阿拉伯人传向欧洲，为挣扎在神学泥淖里的西方，做了日后遽然崛起的前期准备——

   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西传经历，镀着一层奇异的色泽——战争的“后遗症”。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帝国与大食间因石国（中亚粟特的一个小国，今在塔什干）问题，在怛逻斯兵戎相见。这是唐帝国与大食几百年交往史上唯一的最大鏖战。

    关于这场鏖战，我不想着过多的笔墨。这场的直接结果，是唐帝国在中亚的霸权被剥蚀，为日后大食称霸中亚提供了可能。但败北的唐将领高仙芝怎么都料想不到，这场鏖战却开出了一朵奇异的花——被大食虏获唐军士里，居然有精通造纸术的工匠。而这些人将造纸术远播到了飒秣建，在大食帝国掀起了一场造纸术的革命。到了公元15世纪，平滑柔软的纸张才取代了欧洲原有的，粗糙笨硬的纸张，对欧洲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阿拉伯人把印度的学术著作和中国的造纸术以及在欧洲已经失传的古希腊学术著作传入西欧，为欧洲的文艺启蒙和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历史无疑将重新改写[34]”。

    火药传到大食帝国后，约在公元15世纪，经由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传入欧洲。到了公元19世纪，大清帝国的帝王仰起头，对着满天灿然的烟花长吁短叹时。欧洲人乘坐的舰船，由指南针（阿拉伯人传到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人最先将其用于航海）为指准了中国的方位。他们无暇遑顾那些美丽而短暂的烟花，端起枪膛里装满舶自中国的火药，径直对准了孱弱如一柄秋叶的大清帝国。

    人们将近代中国的衰落归结于大清帝国“闭关自守”的政策，没有跟上世界疾速发展的脚步。但关起家门的大清帝国的官员，除了盘剥百姓、中饱私囊外，又做了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得到多少的发展，有些甚至还滞在了最初的阶段——曾称雄于世的航海技术，在明帝国，成就了一次彰显国威的友好出访后，搁浅在了近海的鱼虾群里。火药，自不必说，被燃放了个满天满地。难道，大清帝国不是被“中国特色的智慧”，逼上了亡国之路吗？

    古代文明不是后人用来炫耀的资本，如果不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古代文明只能属于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