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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德罗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

    21世纪就是一个精雅得，缺少诗意、毫无美感的时代。

    春天，早已不是“照在绿波中”，那满满一园的“深浅色”。而是被现代园艺艺术，或囚在小小的花盆，或囿进矮矮的榆丛。在城市的空空隙隙，填塞上它苦心孤诣的杰作，一个个僵硬、羸瘦的“春天”。愈来愈逼仄的单单是人们的视阈吗？

    就在这样一个诗意苍白、美感疲乏的春天。

    当我意识到，我头顶的骄阳，鹰瞰过唐蕃古道——“青海之路”国际贸易的繁盛；意识到，工业文明的市嚣下，消匿了1600年的丝绸之路脉动在潺潺，我的内心砉而一阵悸然——樊笼里困钝了的眼，能否追逐上一个渐行渐漶的背影？亘了几百万年的季风，能否为我吹送来一缕历史的回音？

    但我谙知，任何一个将目光投向丝绸之路的人，哪怕仅是想寻幽览胜，都会窥瞥到丝绸之路唇角泛起的轻蔑，更遑论钩沉历史了。因为丝绸之路太过浩繁，太过邈远，太过庞杂。不经意间，你就会同某个土遁的王朝撞个满怀，或俯拾到某段陨落的古文明，或踩踏到某位名士的屐痕。即便是达观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轼，如若误闯进丝绸之路的历史丛林，都不得不感喟：“渺沧海之一粟，寄蜉蝣于一生”。

    面对层峦迭嶂的丝绸之路，我犹豫再三……

   夏虫可否语一次冰？……

    “叮咚……叮咚”……

    一串冗长的驼铃，从公元前139年起，一路轻曳，曳过汉唐元明清冷泠的明月，曳过高昌、楼兰、龟兹、吐蕃、西夏王朝坍弛的颓影，最后曳进21世纪高清晰的镜头。

    2006年，《新丝绸之路》摄制组“八千里路云和月[4]”，“重走了丝绸之路”——几辆越野车，穿越茫茫的沙海，碾过城市的曦晖。向着伫立在时空另端的，一个模糊的轮廓，一个匪夷的背影，“从长安到喀什”，一路遥追。

    《新丝绸之路》摒弃了以往“波澜壮阔”“史诗性”的“全景展示”。越出时间与空间的藩篱，撷拾了10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背景，却同样“灿烂辉煌”的历史碎片。

    ——“罗布泊深处神秘的墓葬群，保存完好的四千年的女性干尸，全世界仅存的唯一一颗释迦牟尼的真骨舍利，草原道上的黄金面具，青海道上的珍贵丝绸，和田玉的险峻源头，尘封百年的黑水城文书，流失在海外的壁画残片，西域高僧的传奇一生[5]”……辽阔的戈壁将生命的本质，镂刻得突兀且怵目；荒废的古城将时光，凝固在了一剪夕阳；幽冥的石窟背对着“万圣朝佛”的喧嚷，去遵从佛的智慧——永世的岑寂。

    “沿着骆驼的足迹，最终找到的可能是骆驼的尸骨。扫去遗迹上覆盖的沙土，最终看到的可能是曾经鲜活的生命”：萨珊波斯的银币、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中亚、西亚花纹和波斯萨珊王朝图案的丝织品；犍陀罗式、唐式、罗马式画风互相渗透的壁画……从西安到喀什，4450公里的丝绸之路沿线，发掘出数量惊人的古迹和遗址。这些文物熠耀着不同文明的光辉，也为后人释义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与其说丝绸之路是一条迤逦了两千一百多年的贸易商路，不如说是一部囊括了人类文明的煌煌巨史——中亚史、西亚史、南亚史、中国史、宗教史、贸易史、文明史……
“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为了厘清丝绸之路的脉络，我只有溯到她的源头，执着于一段简短的史料之旅。

    远在公元前6至7世纪时，欧洲人就知道以产绢著名的中国。据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载，当时已有人到过“绢国之都”。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博物志》中的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时候中国的丝绸就已远销到了罗马？是通过哪条路径销往罗马的呢？考古学家终有一天会为人们解答这些疑问的。

    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暴虐的秦帝国在农民起义的逆流中翻了船。汉帝国在《垓下歌》的尾音中，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统一了中国。汉武帝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

张骞九死一生，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使得汉帝国掌握了西域政治和地理的第一手资料。“知彼”的汉帝国清除掉了匈奴，这个祸患丝绸之路通畅的毒瘤。

   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此行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而且张骞带回的关于西方的消息，更褪去了西方飘缈的神话面纱。

    经过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东西，汉武帝所喜爱的大宛马自不必说，还有地毯、毛织物、蓝宝石、宝石、金银器、玻璃制品、珍珠、土尔其石、以及罗马、波斯的银币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帝国的物质生活。除此之外，西域的乐舞、杂技也传到了汉帝国。从史书中，我们已经可以寻到胡风缕缕的蛛丝:“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6]”

    紧踏张骞脚印走进丝绸之路的，是西汉末年的甘英——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不辱使命，用自己坚实的脚步，测量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阿拉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结束了“各自为营，孤立发展”的格局。“黄河流域文化、印度河恒河流域文化同著名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希腊文化联结起来，从而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7]。”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不得不暂时逸出丝绸之路，飘向公元1500年，那片蔚蓝色的大海。

    思维之所以在1500多年的时空亟速跳转，只因历史有太多惊人的相似。

   欧洲史学家狄雅可夫评价张骞的“凿空”时说：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诚然，哥伦布的“美洲大发现”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里程碑，足可以与张骞的“凿空”比肩。但将“美洲大发现”置于最醒目位置的欧洲史页，喷溅了太多太多印第安人的鲜血。哥伦布，一个有胆有识有智有谋的人，却无法被后人久久仰视，尤其是饱受西方铁蹄蹂躏的东方。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再次呈现混乱无序状态。走马灯似的，一个个王朝匆匆登场，又匆匆谢幕。主角的名字变来换去，但基本角色——汉帝国开辟的丝绸之路，却一直未改。丝绸之路这位勇士，在高僧法显骇人的恫吓中（“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8]”），曾走出过一个个奇迹。在刀光剑影中，另辟出一条路径，当然就不足为奇。

    白驹一瞬。

    到了公元618年，唐帝国在中国浩渺的历史中，以“一览众山小”的骄矜，阔步昂首踏上了封建社会的巅峰。与此同时，在漠北高原与匈奴相匹敌的游牧民族突厥，也建立了游牧帝国。在628年和657年，与汉帝国一样，唐帝国在国力强盛先后歼灭了威胁西域商道的西突厥，再次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由此唐的疆域扩延为“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9]”。其势力不仅直接控制了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

    丝绸之路顺着唐帝国的劲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史载著名的丝绸之路通过河陇地区，将唐都长安和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沿途市镇，又通过横向延伸，将丝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丝路交通网络，故丝绸之路“在唐代已不是单独的一条、两条或三条连接中西的丝路，而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网状交通体系[10]”。

    通过这些错综交织的丝绸之路交通网，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供养了唐帝国的奢靡。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丰腴了唐帝国的风尚。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

    孟德鸠斯说：“我们总离不开罗马人。今天我们在他们的首都也还是要离开新的宫殿去寻找废墟颓垣；就像骋目于万紫千红的草原的双眼，总爱看看岩石和山陵”。如果说，西方的历史散落在罗马的废墟颓垣里，那么中国的历史就深埋在长安的黄土之下。因为在同一时期的东方，与罗马帝国遥相睽望的，是曾创造了同样高度文明的汉帝国与唐帝国。他们的都城都恰在长安。

    一声高亢的秦腔，吼醒了酣睡的古城西安。

    西安，从汉帝国起被称之为长安。明帝国时期的公元1369年，将这座城市更名为西安府，从此西安的名称延用至今[11]。

    淡金色的晨晖，将地表之上的西安城涂抹得金碧辉煌。而埋藏于地下的13个王朝，只能将昔日的金碧辉煌，压抑于墓穴的阴陬。这些王朝中，唐帝国无疑是最为显赫与光耀的。

    长安城在唐帝国时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史载，唐长安城占地841平方公里，其规模为现存西安城的九倍，总人口过百万。在长达289年的日光岁月里，长安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城[12]。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的长安，受世界瞩目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的欧洲。她是外域夷族懵懵懂懂的东方梦——九重宫阙、翰林学府、东西两市——蕴藏了他们哪怕耗费一生都掘不尽财富。英国人威尔斯在对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的盛唐进行比较感慨：“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13]”。

   开放的长安，以宏博的大国情怀，包容了他们鸿鹄青云的远志，包容了他们迥异的生活方式，也包容了他们纷繁的宗教信仰。

   万物之中，文明是最脆弱的，任何高度的文明都经不起它所面临的多重危险的威胁[14]。时间有时就是最残酷、最直接的威胁。

    在时间的冲淘下，很多文明、很多宗教、很多民族都如同阳光下的微沤，“啪”的一声，就碎得无影无踪。偶尔，在某个晴天丽日，人们翻晒历史书籍时，它们会从哪一页突然滑落。在几万倍、几百万倍的放大镜下，它们于碑记、于墓穴、于史书，兀自鲜艳。

    《永远的长安》，精致的画面不时哈出古墓森森的阴气。21世纪初，北周年间的三座粟特古墓，相继在西安出土。现在，我们只能从这些单调乏味的墓志碑拓背后，揣摩早已铸成史书黑白文字的，唐时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仕途与经商的大致轮廓----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15]”；“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16]”……在唐帝国鲜艳至今的记忆——唐诗中，我们如临到一股飙劲的“胡风”，从王谢堂前，到市井酒肆，冲击着帝国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这股胡风一部分就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从遥远的中亚撒马尔罕裹挟而来的。

    当然，胡风的盛行无不与执政者的开阔胸襟，及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政策息息相关。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在位）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7]”。

    粟特人，这个在中国历史辞典里都略显生涩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中亚粟特（Soghd），“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附带地涉及其周围地区”。“东面为中国东部、蒙古，西面为波斯，南面为印度、西藏，处于亚洲诸大势力之中央。[18]” 中亚粟特不仅是南北东西交通、贸易的十字路口，也是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

    以经商为业粟特人，在沟通东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传递着五彩缤纷的宗教信仰。粟特的宗教信仰，既有来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其为祆教）、基督教的异端聂斯脱里教（唐代称为景教）、摩尼教。但这些宗教从来没有独占过中亚粟特信仰的天空。

    人，是宗教信仰的载体。这些纷杂的信仰都随着粟特人东来的驼队，一路洒播到了中国。遗憾的是，它们都如昙花一现，最终枯萎为史书里一些拗口的名词。

    很抱歉，我的史料之旅一直羁绊在盛唐。因为盛唐的海市蜃楼里，我隐约觑探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于是，我再次逡游于《新丝绸之路》精雅之极的声画中。掠过公元3500年前罗布泊的清漪，一路左顾右盼，最后撞进了长安东西两市的车水马龙。但，那个身影始终没有在画面里出现。

    我不禁惑疑，《永远的长安》真的海纳了时空概念里的“永远”吗？丝绸之路最后的驼队是中亚粟特一族吗？携带来的信仰种子，仅仅是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吗？

    不知何时起，《十字路口上的喀什》中的一个画面开始牵动我的思绪。“安拉至大，安拉至大，安拉至大……”艾提尕尔清真寺的“穆那乃”上，老阿訇抑扬的宣礼声，穿透蓝得如海般深邃、宁谧的晨霭，召唤着刚刚苏醒的穆斯林去做晨礼。“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声音从来没有改变过[19]”——

    从公元7世纪，当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踏上中国的土地，这种声音，每天五时，在喀   什、在西北角、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就次第响起，一响，就迤逦了千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些阿拉伯人，和后继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中亚人，就是我苦苦追觅的那个身影——丝绸之路最后的驼队——回回的先民——各色穆斯林。

   为什么《新丝绸之路》在撷取丝绸之路上走过的文明时，独独遗漏了这些穆斯林带来的伊斯兰文明？是趋于一种探究文明时惯常的厚古薄今？抑或是伊斯兰文明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微不足道到可以忽略不计？更或是恃着自己文明的博大厚重，对后起新秀伊斯兰文明的不屑，从而导致的无识及无知？

    文明是什么？仅是博物馆陈列的古董？学者案牍上无解的怪异文字？

    诚然，伊斯兰文明没有像佛教一样，留下一窟一窟的壁画供后人观瞻、咨嗟。也没有像粟特人那样，出现过转动历史车轮的人物，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那么伊斯兰文明巨庞的彗尾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横扫起丝绸之路的尘尘埃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