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刊登美学者阿亚安?希尔西?阿里的文章《西方应警惕伊斯兰主义》，主要内容如下：

　　一年前，许多西方评论家都在欢庆阿拉伯之春，期许以谷歌(Google)营销主管瓦伊尔? 高尼姆(Wael Ghonim)为代表的互联网一代，能够通过民主选举，从军事独裁者和专制君主手中取得政权。我们这些警告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可能会成为北非和中东选举的主要受益者的人，则被当作是在危言耸听，无人理会。

　　自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西方对于伊斯兰主义的合法性和受欢迎程度，一直都存在鲜明的分歧。少数人认为，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教义，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暴力是伊斯兰主义理论中的固有特性；即使伊斯兰主义者获得国家权力，他们也无法实现社会繁荣。

　　翻阅过去十年中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献，就会发现最初多数知识分子都认同上述第二点和第三点，但却认为第一点是对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的成见。多数西方政策制定者抱定希望，只有社会的边缘人才会将伊斯兰主义当做一种政治教义。

　　这种边缘论催生了一系列旨在捕杀极端激进的暴力头目、并边缘化其残余势力的政策。在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同边缘论的基本假设，只是在方法上存在分歧。去年的大规模起义之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伊斯兰主义并不是社会边缘思想，而是主流观念。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的选举结果也印证了，那些不信教的个人和团体，才是阿拉伯政治生态中的边缘人。

　　读者或许认为，那些一厢情愿的评论人士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却一下子滑向了新的幻想，认为在伊斯兰主义者中，“极端”和“暴力”分子只是一小撮，主流伊斯兰主义者则不然。我们应当试着像看待西欧的基督教民主派那样看待伊斯兰主义者这是最近由德国外长提出的观点。或者，更加合理的态度或许是，像看待治理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那样看待他们。

　　但这正是导致某些分析家呼吁与塔利班展开谈判的那套思路。这种思路的前提是，塔利班内部存在某些“好的”（或者说非暴力的）因素，也存在某些“坏的”（暴力的）因素。而按照这种新的看法，好的塔利班是主流，而暴力的则是少数。因此，边缘论只是做了些调整，但并没有被抛弃。

　　将今天的伊斯兰主义者与战后欧洲的基督教民主派相提并论是荒唐的。对他们的话信以为真，以为他们会像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那样治理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欧洲基督教民主派或许宣称自己受到了《圣经》的启发，但他们不会梦想着直接从《利未记》(Leviticus)中摘选法律。相比之下，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动一项议程，主张法律应当来源于《古兰经》中的章节以及其他伊斯兰教经典。

　　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兄弟会运动的政党领袖都坚称，这些政党与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表示将采取与正发党相同的经济政策。皮尤(Pew)等一些机构的调查显示，在北非各国，土耳其政府都被当作模范。

　　然而土耳其的环境与这些北非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20世纪20年代，在凯末尔? 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urk)领导下，土耳其开始了持续的西化政策。凯末尔的改革，比正发党的任何政策作为，都更能解释为什么土耳其会成为穆斯林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热情受到军方、司法体系和新闻界的制约，尽管这种制衡还能再维持多久仍有待观察。

　　这些制衡，与那些有利于经济繁荣的基本制度一样，在阿拉伯世界基本上并不存在。伊斯兰主义政党有多大的可能性放弃他们已经追求了几十年的实施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的事业？可能性很低。在我看来，伊斯兰主义政党会先对选民和西方甜言蜜语，待到势力稳固后，就会像伊朗政权或加沙地带的哈马斯(Hamas)那样统治。

　　对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转变将会既缓慢又痛苦。有鉴于此，西方最好向未来投资，方法是向引燃这场革命的非宗教团体提供更多支持。现在的开罗并不是后凯末尔时代的安卡拉，更不是后阿登纳时代的波恩。现在是时候抛弃“阿拉伯世界主流都很温和”这一过度自信的假定了。

　　（作者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访问学者，著有《异端》和《流浪者》）

责任编辑：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