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不仅仅是激进派）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和西方在穆斯林世界推行民主和人权方面普遍采取双重标准。一些西方学者把近代以来穆斯林世界缺乏民主的原因归结于伊斯兰教，但本书作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西方给穆斯林世界强行划定边界，扶持不代表民意的统治者，由此产生脆弱的民族国家和不民主的政府，使独裁主义的文化在中东得以延续。其结果是，支撑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的非政府组织要么处于政府控制之下，要么根本不存在，许多国家因此经历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失败。许多批评者认为，美国和西方对这些危机视而不见，反而支持穆斯林世界的独裁专制，打压本地区的民主力量，加剧了原有的危机，助长了反美主义的蔓延。许多西方学者提到伊斯兰主义者时，总是把他们和暗杀萨达特的圣战组织等相联系，但他们忽略了波及穆斯林世界的“静悄悄的革命”，这就是主流的、非暴力的伊斯兰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存在，它们寻求通过选票而不是枪炮来获得权力，并推进改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在政治抗议和经济失败的重重压力下，穆斯林国家采取了有限的改革，一些国家破天荒举行公民投票。令人震惊的是，伊斯兰主义的候选人和政党以主要反对派的身份出现，在埃及、摩洛哥、土耳其、巴基斯坦、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伊朗、阿富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主义者证明了自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者，他们当选为总统、总理、市长、议会议员、内阁成员和国民大会的代表。在过去几年里，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政党决定性地击败了他们的世俗对手，伊斯兰主义的候选人在各种选举中胜出：伊拉克2005年下半年的普选中，宗教性的什叶派联盟获得275个席位中的128个；巴勒斯坦地区十年内的首次选举中，哈马斯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世俗的执政党法塔赫；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出人意料地赢得议会五分之一的席位；在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363席）；在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在2005年的各项选举中表现突出，赢得麦加和麦地那两地市议会的全部席位。不过，在“9•11”后，从埃及到乌兹别克斯坦，利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政府把所有反对派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从而操控选举，使专制政府合法化。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类专制政府镇压行为的默认或公开支持，使穆斯林认为美国和西方在推行民主方面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长期支持专制政府，未能在穆斯林世界推行民主，如同苏联解体后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做的一样。1992年阿尔及利亚民主实验的失败，以及其后国家政权的暴力、监禁或酷刑折磨的经历，促使许多人退出参与政治过程。他们确信，强力和暴力是反对一个压迫政权唯一可诉诸的手段。这样，专制政府和美国政府共同为穆斯林地区的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营造着温床。萨马拉•内玛特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道：“民主在这些地区人们眼里成为丑陋的东西，对基地组织来说将是他们的成功，也是专制的阿拉伯政权的成功。他们可以告诉人民：看看美国人想要带给你们的民主。民主是个麻烦。你们最好忘掉美国人许诺你们的。他们承诺你们死亡。”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其在推行所谓人权方面持有双重标准的一个典范。尼日利亚政治家兼社团领袖萨利赫•巴耶里说：“不论以色列什么时候打击巴勒斯坦人，国际社会都视而不见或一言不发，一旦巴勒斯坦发起反击，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其他盟友都会谴责这是恐怖袭击。”开罗大学女子学院的一位女生说：“美国已经全权委托以色列来进攻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反恐战争是一场针对穆斯林的、可以随时定义的战争。” 关于“冲突还是共存”的研究，其实是这部学术力作的点睛之笔，也是对前面所探讨的所有问题的总结。作者认为，反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关键是在态度和政策上超越预设和传统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超越“我们”和“他们”的伙伴关系。在西方，太多的人将伊斯兰教视为铁板一块，认为它本质上是反西方的；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讥讽依然四处散播，无知的鸿沟深不见底。对于1400万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词汇“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来描述，但是直到最近，才出现一个词来描述对全球13亿穆斯林的偏见、歧视和暴力——“伊斯兰恐惧症”。作者指出，谴责伊斯兰教只是简单的答案，它比重新审视伊斯兰世界许多地区所关注的重要政治议题和不满要容易得多。这些重要议题包括：许多穆斯林政府和社会的失败和不足；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干涉和独断专行；西方对专制政府的支持；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支持以色列与反抗侵略和占领的哈马斯及真主党的军事斗争。作者认为，丹麦漫画事件再一次凸显的问题是：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不能和平共处吗？这是否是文明的冲突或文化战争？作者根据盖洛普全球民意测验的数据指出，更多的穆斯林认为这个问题与捍卫西方民主价值没有多少关系，却与激发“伊斯兰恐惧症”的欧洲媒体密切相关。穆斯林大范围愤怒的原因，是西方诽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因为丹麦漫画没有讽刺本•拉登和扎卡维这样的恐怖主义者，而是选择备受穆斯林尊重、被他们视为伊斯兰生活和价值榜样的先知穆罕默德进行嘲讽。

　　和中东地区许多穆斯林学者的观点一样，作者认为穆斯林世界反美思潮的基本原因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美国对穆斯林世界外交政策的结果。关于西方有人建议将伊斯兰教视为问题的根源，主张西方与之战斗，以推动民主与人权，作者指出这种说法恰恰疏远了穆斯林多数，殊不知他们正是西方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作战的盟友。作者认为正是这种策略导致不明智的外交政策：支持世俗的政权镇压所有反对派，包括镇压主流的世俗领袖和穆斯林民主人士；使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主流伊斯兰政党边缘化。这种策略还导致违反公民自由的国内政策：任意审查和逮捕穆斯林，监视清真寺，关闭宗教机构。最终向穆斯林证明西方正在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开战。如果说有人把伊斯兰教作为其恐怖行为的招牌，那么，基督教和犹太教也曾经成功作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作者指出在过去十五年里，美国本土发生的绝大多数恐怖袭击是基督教组织干的。见原著76页），作者根据调查指出，伊斯兰教也可以作为让恐怖主义失信、限制恐怖主义蔓延的有力武器。例如在印度尼西亚，那些谴责“9•11”事件的人引述宗教原则或人文主义原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那些认为“9•11”事件是正当的人却是以“政治上的不满”而非宗教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答案。主流穆斯林甚至比西方人更坚定地认为，与极端主义斗争、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是自己的职责。作者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尊重伊斯兰教，将会鼓励温和的大多数穆斯林以虔诚的信仰为武器，运用《古兰经》的原则反对恐怖主义，让恐怖主义者放下武器。现实的数据证明，伊斯兰世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渴望，渴望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民主化、责任政府和法治。但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忧虑在于，西方并非真正对穆斯林的自决感兴趣，他们只是希望扶持独裁政权，推行有自己标签的民主政治。西方的做法反而证实了激进派的看法，拉开了与温和的穆斯林多数的距离，强化了“反恐战争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的观念。然而，让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平地变革，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将会降低那些主张暴力为唯一可能手段的人士的吸引力。因此，西方与穆斯林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现有的冲突只是政策的冲突，而不是原则的冲突。作者用大量充满希望的例子证明，只要对冲突的根源作深入的理解，不同文化和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存并非遥不可及。在西方媒体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独霸天下的今天，在沉默的穆斯林多数不被理睬的时代，本书作者以罕见的思想高度和非凡的胆识智慧，向世界展示13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使读者从中读到的不仅仅是世界的另一种声音，更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一种对世界负责的治学精神。如果这种声音在西方，在穆斯林世界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那么，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和谐共存不是指日可待吗？

本书后记

当初我们三人决定翻译《谁代表伊斯兰教讲话》时都非常兴奋，我们坚信这是一本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好书！ 感谢陈彪编辑的大力支持，得力于他和编审耐心和细致的工作，这本书终于要面世了。在此感谢盖勒普公司出版社的帮助，特别是允许我们添加原书没有的图片。原书的两位作者约翰 L 埃斯波西托和达丽亚•莫格海德从本书翻译启动和磋商到最后审稿给给与了很积极的回应。也感谢社科出版社的所做的工作。 感谢伊斯兰教研究的资深前辈吴云贵老师的代译者前言“世界应该听听他们的声音”和书后穆斯林学者张维真的代跋语“世界需要这样的声音”。前者高屋建瓴，后者深辟入里，对读者的阅读和思考会提供很好的启迪。特别还要感谢上面二位及新疆的马效智朋友在阅读过程中对书稿翻译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我们的同事王希撰写了附录中的“伊斯兰教在中东”一节。翻译这本书本身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我们三个译者在互相讨论中大有收获，而且在决心给本书增加一些插图，具象地显示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多样性时，还得到很多不曾谋面的朋友无私相助：“新疆民考汉论坛”的塔塔尔族网友刺猬和怡然，“中穆网”的网友麦子、马光月允许我使用他们的精彩图片；尤其要感谢www.muslimphotos.net网站的主人，瑞典朋友阿塔尔，他慷慨地允许我自由使用他在世界各地拍摄的精美图片。本书的导言和前两章由晏琼英翻译，第三章、第四章由王宇洁翻译，李维建承担了第五章和附录的翻译。王宇洁和晏琼英完成统稿。我们相信，这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最权威的信息，由13亿穆斯林的声音展现一个古老宗教对时代的回应，将近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分布各地的穆斯林群体共同和各自的困境和希望、梦想和奋斗。我们希望对本书的阅读给读者开启一个新的视角，对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交流和交往有新的认识。

　　　　　　　　　　　　　　　　　　　　晏琼英 2009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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