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遗作﹐摘自穆罕默德‧阿萨德在1954年写的一本书《走向麦加之路》(The Road to Mecca)﹐是说他本人对伊斯兰的认识过程。今天看来﹐他在书中记载的这篇与他朋友的交谈﹐有助于我们理解以美国为首领导的“反恐”战争﹐是西方社会对穆斯林历史仇恨的必然结果。穆罕默德‧阿萨德1900年生于欧洲利弗乌(Livow)﹐原是奥地利的领地﹐现在属于波兰。他原是基督教徒﹐原名是Leopold Weiss﹐22岁时皈信伊斯兰﹐成为穆斯林。为了更多了解伊斯兰﹐他到东方伊斯兰国家旅行和居住﹐并在许多国家工作过﹐深入研究伊斯兰﹐发表著作﹐成为欧洲著名的伊斯兰学者。]

当我选择伊斯兰的时候﹐正是西方人对穆斯林普遍存有严重偏见的年月。 当我初步了解伊斯兰之后﹐经常在想﹐是否因为伊斯兰与基督教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公开向基督教世界提出信仰挑战而引起的嫉妒和对抗心理?

经过了许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是历史的积怨在作祟。这也算作是我归纳的理论。  我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在西方文学和现代思想中许多敌视伊斯兰的奇怪现象﹐这些严重的偏见只有结合历史事实才能迎刃而解。我们欧洲人对伊斯兰的感受和认识﹐脱离不开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和心灵创伤。

这话要从“十字军东侵”说起。你可能会问﹕“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了﹐难道对当今二十世纪的现实还有影响吗﹖”

我必须回答你﹕“是的﹐确实有影响。” 

我说﹐确实有影响﹐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就存在﹐我们不妨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每个人成年之后﹐就有某种特别的“气质”﹐这是一个人感情﹑性情﹑习性和道德价值观的总和。一个人气质的形成﹐不光是他所受过的正规教育和读过的书﹐也不是他的知识积累﹐而是在他整个成长过程中的特别经历﹐尤其是在他幼年时代所受到影响﹐如家庭条件﹑亲朋好友﹑社会条件﹑感情冲击﹑重大事件﹐甚至幼儿时期受到的家庭保姆或幼儿园老师的影响。这种人生初级阶段的影响是他幼年心理理解和分析的结果﹐有些合理﹐有些不合理﹐有些高兴﹐有些悲伤﹐但构成了他气质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终生伴随着他的影子和幽灵。

那么﹐对于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现在所见的特色﹐便是这个人群的集体“气质”﹐是从他们当初遭遇事件的理解和影响﹐最后生成的结果﹐ 形成了集体的民族意识﹑感情﹑性情和心理。欧洲人同穆斯林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没有发生重大冲突﹐互相了解甚少﹐多数人无知。从公元第二个千禧年发生的十字军事件﹐连续二百年﹐八次出征东方﹐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造成了永志不忘的民族伤痕。 那个时代﹐对于欧洲人﹐可以恰当地比喻为文明的幼年时期。

十字军东侵惨败之后﹐出现了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黑暗时代﹐数百年间﹐社会动荡﹐连绵战争﹐民族分分合合﹐整个欧洲被好战的部落所惊恐﹐如哥特人﹑匈奴和阿瓦尔人。在传统的欧洲宗教启发下﹐开始了新文化振兴运动﹐以文学﹑哲学﹑艺术和科学为起点﹐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觉醒伟大运动﹐地平在线出现了一个新欧洲。强盛起来的欧洲人﹐回顾刚刚过去的历史﹐终生难忘那一场惨败的奇耻大辱﹐如同一场感情海啸﹐耿耿于怀﹐是挥之不去的民族噩梦。

十字军战争开始动员的那个年代﹐是第二个千禧年的伊始﹐是欧洲人安身立命的第一次尝试﹐以一个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但却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像野兽一样退回洞穴里添伤﹐在回忆中对敌人痛心疾首。古代的欧洲人﹐从来没有过十字军时代的整体性﹐他们习惯于地方封建小王国﹐四分五裂﹐纵横捭阖﹐互相侵占和吞并﹐有几个超强的地方势力﹐时时出现一个地方霸权﹐而没有统一的君主。历史上出现过几个显赫一时的族群﹐如弗兰克斯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人﹑伦巴低人﹑日耳曼人﹑勃艮第人或西西里岛人﹐他们沉醉在无休止的种族仇杀之中﹐没有一致的目标。  十字军东侵﹐是以罗马教皇的名义号召全欧洲人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穆斯林﹐他们的标识是十字架﹐爆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古往今来最大规模的宗教名义战争。从此产生了一个新概念“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由此代表了欧洲文化的共同特征。

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公元1095年在克莱蒙召开的第一会议﹐号召全体欧洲居民参战﹐从“邪恶的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主的坟墓”﹐拯救“圣地”。他当初也没有意识到﹐那次会议是现代欧洲文明形成的起步。为了发动这场战争﹐教皇在欧洲广泛的动员﹐向所有的封建王朝征收和摊派人力﹑物力和资源﹐经历了二百年的损耗﹐死伤无数﹐血泪斑斑﹐农田荒芜﹐经济破产﹐最后传来了彻底失败的噩耗﹐留下了沉痛的集体记忆。他们之间过去的敌对和仇恨化为乌有﹐成为同病相怜患难与共的兄弟﹐而 东方的穆斯林﹐在欧洲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邪恶符号﹐是世上魔鬼的化身。十字军东侵的失败﹐不仅是财产和生命的损失﹐而更为重要的是对穆斯林妖魔化宣传的精神产品﹐连续二百多年的反伊斯兰宣传﹐尽是歪曲和造谣的思想毒素﹐遗患无穷﹐世世代代欧洲人对历史仇恨的传承﹐渗透到了欧洲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之中。

欧洲十字军丑化和咒骂伊斯兰的遗毒至今不散﹐例如被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利用来攻诬陷宗教﹐并且加上“宗教是鸦片”的马克思主义标题﹐在中亚穆斯林地区开展血腥的消灭伊斯兰运动。  又如﹐现任的梵蒂冈教皇还在说﹐“穆罕默德是靠宝剑传播信仰”﹐这个信息很古典﹐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十字军时代。

惨痛的历史给欧洲人留下了一个习惯﹐他们不喜欢同穆斯林辩论宗教﹐例如先知的正当性问题﹐而是继承十字军时代的传统﹐只从单方面对伊斯兰丑化宣传﹐把伊斯兰描述成罪恶的根源﹐引导人们相信穆斯林都是野蛮人﹐证明他们“邪恶”的本性。  许多西方人牢记旧时代的传说﹐至今还保留着十字军时代对穆斯林的错误概念﹐如好色﹑多妻﹑暴力。 “每个穆斯林男子必须讨四个老婆﹐因为本地女人不够﹐所以要向外侵略﹐为了抢女人做老婆”﹐这是十字军时代许多欧洲农村流传的“信息”﹐使民众惊恐万状。

中世纪的欧洲﹐民众普遍是文盲﹐教堂是消息主要来源﹐人们某些观念可以保持千百年不变﹐有许多观念进入文学作品﹐例如在欧洲文学史上被誉为“法国英雄史诗”的《罗兰之歌》。这部长篇诗歌﹐有四千行﹐成书于公元十一世纪﹐据说是发生在十字军时代以前的历史故事。  查理大帝出兵法国南方(今日的西班牙)﹐征服摩尔人穆斯林﹐最后同意与战败的残敌谈判﹐但中奸计﹐遭到埋伏﹐伤亡惨重。  查理大敌率兵顽强抵抗﹐大败敌人﹐凯旋回国﹐庆功﹐惩罚卖国贼。 在这篇欧洲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杰作中﹐穆斯林被描述成邪恶的异教徒﹐是欧洲文明黎明时期的宿敌。

欧洲人同穆斯林早期的敌对侧重在宗教的不同﹐但经过了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欧洲人对宗教感情淡薄了﹐甚至抗拒宗教。 从二十世纪开始﹐欧洲全面世俗化﹐对待被驱逐在社会生活之外的宗教﹐少不了许多讽刺和挖苦﹐宗教被认作是精神枷锁﹐而伊斯兰又比基督教更加恶劣﹐更加低级﹐一片漆黑﹐罪恶累累。当今的欧洲人敌视和嫉恨伊斯兰﹐就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欧洲人迄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失败的阴影﹐就像一个鬼魂﹐在他们的心中徘徊。在千年前十字军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中﹐穆斯林更是十恶不赦的恶魔﹐那么﹐所有的穆斯林个人或国家都属于那个可怕的魔鬼世界。

编辑：玛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