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治临川，是农桑富庶之地，江南鱼米之乡。几千年来，勤劳、好学、聪慧的抚州人民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
 
　　南丰蜜桔是著名的贡桔，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它的栽培技术和历史可追溯到唐开元以前。作为经济交往和贡品，突破了纯资源物质形态，创造了独特的蜜桔文化。
 
　　广昌白莲始种于唐高宗仪风年间，南宋绍定元年就有“莲乡”之美称。抚州到处呈现荷花争艳，子莲飘香的莲乡风光。它遍布国内，延伸国外，与祖国的饮食文化和医学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为中外文化交流作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宜黄、乐安等地是江南重要的夏布产地，其中尤以宜黄为最。宜黄夏布有纤维细长，色泽光洁，透风凉爽，质韧耐用等特点。这里长年舟车不断，商旅繁忙，成为江南夏布的集散地。宜黄夏布在国内各大城市和高丽（朝鲜）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构成别具特色的抚州（临川）服饰文化。
 
　　6、革命诗章，悲怆壮烈

　　人杰地灵的抚州，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人民为“临川文化”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南丰、宜黄、广昌、乐安、资溪、黎川等县也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临川、东乡、金溪、崇仁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拉锯”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多次在这里领导和指挥武装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新生政权。一九三O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进行的五次反围剿中，抚州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这里进行了几十次激烈战斗。东、黄陂战役，洵口战役、团村战役、金溪战役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战斗等都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全区保留了一批象黎川湖坊的“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革命旧址，红军“第一号布告”和大量红军标语等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脍炙人口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就是毛泽东在广昌行军路上的佳作。“……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的律诗，就是陈毅将军“闻黄陂大捷，敌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的“喜赋”。
 
　　在这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了李井泉、舒同等一批临川英雄豪杰，诞生了赵醒侬、傅烈、周建屏等许许多多革命先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临川文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章。象舒同为悼念东乡李克昌烈士所作的“舍生以存义、杀身定成仁；可怜羊城（‘羊城’是抚州城别名）地，鲜血醒万民。”象抚州邹渊烈士的“狱中遗诗三首”－－“寄母：忠孝从来两难行，移孝作忠母训明。望母莫为儿悲哭，儿能成仁母亦荣。”“寄弟：头颅一掷事本轻，遗恨未能拳慈亲。最后一句叮咛语，菽水承欢弟继承。”“寄妻：昔年鸿案曾相亲，卿卿我我见真情，我今笑赴刑场去，孝亲抚孤在汝身。”这些悲壮的诗句至今读来不禁令人黯然泪下，更有一股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正是这些革命历史文化，使“临川文化”内在精神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综上所述，自宋而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江南经济的开发，在抚州确实出现过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昌盛期，涌现过全国第一流的政治家、诗人、词人、古文家、哲学家、戏剧家、地理学家、医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所达到的巨大成就和对华夏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的天才创造对民族文化所投射的深远影响，是永载史册、永不暗淡的“临川之笔”的光照。
 
　　光辉灿烂的抚州文化，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就是在当今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抚州史研究会”，对抚州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和探索。美国博士韩明士，1985年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宋朝江西抚州的精英》。日本是国外王安石研究的中心。研究队伍蔚为壮观，论文著述十分繁丰。东一夫，东村哈兵卫、高桥作卫、佐伯富、周藤吉之等，都是著名的王荆公研究家。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致力于汤显祖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戏曲史》。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俄亥俄洲大学历史系主任葛德卫教授，致力于吴澄和“草庐学派”研究。1986年，美国一批专家学者前往崇仁考察吴澄的故里。1982年，以松田文雄为团长的日本佛教考察团，专程前往宜黄曹山，对曹洞宗遗址进行考察。国外专家、学者前往抚州瞻仰、考察汤显祖及其赣东民间艺术、南丰傩舞、民情、民俗者，不计其数。“临川文化”对世界文化也投下了久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