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公认，小说艺术就源于民众讲故事。唐人传奇，明清短篇和长篇小说都和民间故事有很密切的联系。《聊斋志异》一书400 多篇小说，直接间接来自这种“道听途说”的素材就达160多篇。 由此可见民间故事在中国小说创作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唐代小说的繁荣与发展，有其时代背景及其他多种促进因素，其中回族先民的民间故事就是一个促进因素。唐代，对思想文化的政策相对开明，对不同的文化能兼容并包，因而唐代文化“大有胡气”（鲁迅语），在这种社会环境、时代气氛中，文人们自然不会排斥回族先民的民间故事，而是对它们津津乐道，并从中学习新的艺术表现方式。

      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属于农业型自然经济，由此决定了中国文化“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特有面貌。因而中国古典文论常常将小说与历史相提并论，小说也一般习惯从史料史取材。与此相应，小说家往往写实，而不虚构，只不过是在准确地演绎、阐述历史，如《世说新语》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偶而有富于想象的小说家，因怕别人的挞伐，也不敢将他的想象、夸张用于描写现实生活，而只能流连在神怪世界，《搜神记》可谓此类小说之典型。而回族先民的民间故事则不然，它们由于受到阿拉伯文学的影响，虽然它们的题材是真实的，也主张逼真表现客观世界、现实生活，但它们更注重的是表达本质的真实，为此，不排斥使用任何文学手段。因而这些故事具有比较强的非写实的纯艺术品质，虚构、夸张、想象等是这些故事的重要特征。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的确，唐小说已有许多作品脱离了搜奇记逸，而开始反映现实生活，只是它也是如同回族先民的民间故事一样，通过种种艺术手段来着重反映现实的本质。唐代小说能够具有一种侃侃而谈、毫无禁忌之特色，呈现出一种恢宏的风格，这其中有着回族先民民间故事的贡献。
回族先民民间故事也对后世的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它们提供了素材和优秀的艺术方法。钱钟书《管椎篇》中的读《太平广记》札记中也举出了有关的一些例子，如：“《宝珠》（出《广异记》）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煎熬。按卷四一六《江叟》（出《传奇》）以醍醐煎明月珠，卷四七六《陆ｙбｎｇ＠⑨》（出《宣室志》）投‘消面虫’于银鼎中炼之，皆元曲李好古《张生煮海》之权舆也。”“《魏生》（出《原化记》）舟行捡得石片，赴群胡宝会，宝物多者居上坐。按《今古奇观》第九回《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后半捡得败龟事仿此，波斯胡亦云：‘请列位货单看，好定坐席’”。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钅字右加刑
　　＠②原字为酉字右加寿
　　＠③原字为合字下加廾
　　＠④原字为羊字右加末
　　＠⑤原字为穴下为萃的下半部
　　＠⑥原字为耒右加吕
　　＠⑦原字为口右加巽
　　＠⑧原字为石右加畏
　　＠⑨原字为禺右加页 


   【作者简介】
  
    吴海鸿（1972－），女，回族，甘肃临潭县人，中国青年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