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再次提倡善行(尔麦里)与信仰的内悟(塔斯迪克)、信仰的表白(伊格拉尔)一起,是构成伊斯兰教信仰(伊曼)的三个组成部分。南京伊斯兰教,向有行善仗义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上引伍少西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伍少西,名浩,乃南京伍氏世家出身,为明万历年间的毡贾巨子。以每值水灾之年在应天府十三门为灾民籴米放赈而获南京礼部“儒士”赠四品冠带,并在天津街宅第建“高义留芳”牌坊以资表彰。清末民初,南京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贫富差距也随之迅速加大。在此情况下,一些穆斯林富绅,如陈经、杨叔平、蒋星阶等,则一方面受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致力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另一方面也不忘按照伊斯兰教鼓励行善的教义、发扬南京伊斯兰教行善仗义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们有宽厚待人、己富不忘他贫、以使教内外关系和谐发展的宝贵认识。在他们的倡导下,诸如私立南京孤儿院、金陵北城送诊给药所、拯溺同善堂(后改称“生生堂”)这样的社会慈善机构,秋潭助学金、乐泉助学金、西园助学金、觉真奖学金这样的社会助学奖项回民掩埋队、回民敬老院、回民医院、回民婚姻介绍所这样的回民内部救助组织纷纷建立,不仅赢得教内的赞誉,也赢得教外社会的好评,从而提高了南京伊斯兰教和南京穆斯林的社会声誉,也最终有利于南京伊斯兰教的顺利、健康转型。

　　6.花牌楼清真寺的新建花牌楼清真寺,原位于户部院,前在明建寺部分已有述。但现寺为新建或重建,在老寺的南端。乡老因而习惯称老寺为“北寺”,新寺为“南寺”。鉴于新寺坐落太平南路298号,故又称作“太平路清真寺”,为方便也被简称为“太寺”。此寺因何得以新建,按杨为仁《南京太平路清真寺史》一文,似与教派思想变更有关。此究竟如何恰当界说,本文不想涉及。只是指出在南京伊斯兰教的近代转型中,新建的花牌楼清真寺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年间南京市及全国性的许多伊斯兰教团体的机关均设在此。

　　最后要说明一点的是:转型是否同时意味着穆斯林宗教观念的逐步淡化。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既有上已引过的走坟不持伊斯兰教经典而持儒家《大学》的情况,也有如《金陵野史》所记的“旧时南京的(一个)歇后语”即“沙三猴子审官司---七花勒浦提”这种直到民国年间经堂语、阿拉伯语仍是穆斯林间通用方言的情况⑤。


注释:
　
①王文清主编《江苏史纲》(古代卷)第九章第四节“番客”来扬部分。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一书第二章“十道番胡分布情况”称番客“足迹遍及徐州、泗州、海州、楚州、润州、苏州、扬州等地”。

②另据说马化龙之妻及幼子逃难路经南京,曾受到哲合忍耶教众的庇护、照顾。

③《经学系传谱》载袁盛之“名驰江浙”、“殁之日,南都教中老幼咸过于哀泣,送者十余万人,巷哭者三日,屠沽俱嗟,为之罢市”。

④堂号,唐宋时已普遍出现于汉族之祠堂。至见于汉族之家谱则始于明而盛于清代之后。回族的情况当有所类似。

⑤沙系一回族警官,说“七花勒浦提”即用回族通用的格言示意案情较轻的教友赶快“走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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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利玛窦中国札记[Z].何高济等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28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