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年（ 1914年），河南农民起义军白朗部由陕入甘，经过张家川。由于马元超坐镇运筹，他指派代表出面接待白朗部队，使白朗军顺利通过张家川，张家川的回汉群众未受骚扰。民国15年后，陇南地区的社会因受河湟事件的影响，回汉民族互相猜疑，彼此防范，原来安定和谐的回汉民族关系一时趋于紧张。马元超不但从教内竭力疏导，而且他还向汉族群众积极解释，说明张家川回汉民族向来是团结的，并无宿怨，并从中调和回汉民族关系，从而使张家川回汉民族感情趋于融洽，地方得以安定。民国 18年 （1929年），陕甘两省发生饥荒，张家川是重灾区，马元超拿出道堂的存粮，不分回汉民族，一律救赈，他施药贷谷，张家川的回汉民族均受惠至深。在马元超去世后，刘堡一带的汉族群众前来送葬，悼念马元超，从此他被回汉群众称为“三善人”［4］。 民国22年（ 1934年），陕甘两省官吏、乡绅（以回汉民族为主），以及哲合忍耶各坊清真寺、教民慷慨捐款，在宣化岗山脚下的交叉路口修建碑坊，给马元章、马元超兄弟树碑立传，名为“神道碑”。张家川回汉群众共同悼念马元章、马元超兄弟的活动被一时传为佳话。

      另外，这个时期的回汉民族关系在教育方面也表现出团结局面。如蔡金贵（汉族）在晚年兴办私塾四处（东义学、西义学、王堡义学、刘堡义学），他的这种举措给回汉儿童上学提供了方便；高攀桂（汉族）在自己家中兴办私学，自己担任教师，教学生学习四书五经；马定荣（回族）、李福荣（回族）也同时兴办学校，这些行动都令张家川回汉民族所敬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历史上的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有如下认识：1.回汉民族交往的密切性。无论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和通婚、民族居住等方面，历史上张家川的回汉民族交往都比较频繁和密切。而且，随张家川回汉民族的不断交往，他们交往的密切程度会随社会的变迁有所提高。2.回汉民族关系内容的复杂性。在历史上，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的内容表现在除物质方面的往来以外，还会有意识形态的交往，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而且这种交往媒介已经影响了当今的民族关系。当然，深层次的宗教信仰也会影响到特定时期的民族关系。3.回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张家川，由于汉民族的文化较为发达，回族的传统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因此回族受汉文化影响下的民族趋同点在增多。虽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会加快回汉民族的文化交往，但是，回汉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会始终存在，正是这些回汉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存在，才会导致回汉民族误解和矛盾的发生。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回汉民族之间的误解和矛盾，那么这种误解和矛盾进而会发展成民族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民族冲突。4.回汉民族关系存在的长期性。民族是一种人类现象，民族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特别是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张家川回汉民族的发展程度就不可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更何况回汉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故此，民族存在的长期性便决定了回汉民族关系存在的长期性。5.回汉民族关系地位的重要性。张家川地处陇东南，又是甘肃省东大门的重镇，回汉民族是否团结，会直接影响到局部地区的安定，加之张家川是两省五县（甘肃省的清水、秦安、庄浪、华亭四县，陕西省的陇县）的交界地带，回汉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安定。

      综上，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成立前，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总的特点是团结、和睦。俗话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历史上张家川的回汉民族团结的特点对当今民族工作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民族地区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加强回汉民族关系的团结和稳定，是当务之急，只有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方面进行不断的努力，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发展和全社会的进步。

     （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2003年中青年科研项目《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之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