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生于1939年，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其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及小说《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代表作有《陈毅市长》等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某些落后的方面、某些过激的方面说“不”！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我热爱回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和平文明的民族，不是动辄动武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理性智慧的民族，不是感情失控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博爱善良的民族，不是让人害怕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更应该是勇敢正义的民族，不是失去尊严的民族。

                                                                      ——沙叶新


     我是来学习的。

     “我是来学习的”这句话，在很多会议上是最最常用的客套话。可我不爱说客套话；我说“我是来学习”的，是真话，是实话实说。

     杨怀中和马平先生作为会议主办方的负责人，热情邀请我参加这次的“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欣然接受了；但他们二位又多次来电请我在会议上做学术演讲，我却诚恳地婉拒了。我说：我对“回族学”素无研究。你们邀请我参加会议，是给我提供学习机会，但我并无演讲资格。我怎么能对一个自己并无所知的学术领域发言，甚至作高深的演讲呢？虽然确实有人能在任何会议上、能就任何问题都发表高论，但我没这个本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我再三婉拒后，会议主办方终于勉强同意我有这个例外——参加会议但不提交论文，也不发言；我的身份不是参加研讨的学者，而是前来学习的学生。所以在会议印制的《日程表》上，没我发言这一项，在《论文汇编》上，也没我论文。我真是老老实实地来听会的，来学习的。

     没想到会议行将结束，主办方还是要我在闭幕式上有个讲话。他们说，即便你是来学习的，也应该对大家谈谈你的学习情况，汇报一下学习体会。这一问，把我问住了，如再拒绝发言，就迹同矫情了。

     大会规定每个代表的发言时间为15分钟，可会议主席给我30分钟，谢谢。其实我没多少话要说，我尽量节约时间。

     我先汇报我的学习态度。我学习态度还不错。我参加会议，从不迟到早退；我认真听讲，从不交头接耳。晚上我还抽空阅读这次会议的《论文汇编》。第一天晚上看了伍贻业先生的《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以及儒家思想》，第二天晚上看了杨怀中先生的《致杜维明先生的信》，第三天晚上看了金忠杰先生翻译的《伊斯兰视野下的文明对话》。其实我在来宁夏的前两天就已经在“恶补”，在网上看了一些有关回族史料和伊斯兰文明的文章，没看完的下载打印出来，在飞机上阅读了。

     如果打分，我的学习态度可以打80分，为什么不打90分或者更高的分呢？因为我还有差距，我违反了《会议须知》的第4条：“进入会场，敬请关闭手机。”我有一个下午没关手机，响了好几次，这很不好。日本代表、伊朗代表、吉尔斯坦代表、哈萨克斯坦等国代表，他们没有一个人响过手机，更没有开小会的。可我们中国的一些代表，别人演讲时竟然肆无忌惮的交头接耳，不是大声说话，但也不是小声说话，至少是中声说话。我真大吃一惊！我们是东道国代表，都是学者教授，怎能如此不守规矩？所以我为自己的没关手机扣10分，也为我的同胞放肆地交头接耳代扣10分，都算在我帐上，做为中国人，我感到羞愧。

     我参加回族学国际学术会议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在八年前，我也应邀参加了，那时的会议名称叫“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两次我都大老远地从东海滨跑到大西北来参加会议呢？因为我是回族，我要学习我们的回族历史。

     我生在南京一个典型的回族家庭中。“六十子”是我的回族经名。我们那条街叫洪武路，据说是明代京城中最主要街道之一。周围有卢妃巷、金銮巷、火瓦巷、羊皮巷、程阁老巷、龙王庙、武学园……每条巷子都有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汉民，但也有很多回民杂居其间，彼此相存相容，没什么民族纠纷。记得小时候，邻居的一只猪闯进了我家院子。这位邻居诚惶诚恐，连忙在我家后门口挂红布，放炮仗，表示赔礼道歉。因为不是故意，我祖母和父亲非但没有过分要求，反而安慰邻居不要介意。我们那一带回汉之间一向比较和睦。

     在我家不远处，有一清真寺，不大，很简朴，都叫它“西方庵”。我常在“主麻”日，跟随父亲去寺里“换水”，做礼拜，听阿訇念经，然后“接搭”，跪拜，中规中矩，一切如仪。如果逢到开斋节这类重大节日，则可在寺里吃到我最爱吃的回族食品“油香”。

     我们家所从事的职业是回族最惯常的职业：我祖母在家门口卖牛杂碎，我父亲开回民饭店，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至今还记得我小时候学会的一些中国化了的或者南京话了的阿拉伯词语，如“知感主”（感谢主）、“伙世鲁”（莫生气）、“定堪你”（谢谢你）等等。家庭和清真寺让我从小就接受了浓浓的穆斯林的宗教文化熏陶。


     17岁时，我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在这几千人的大学里，才六七个回族，我和他们只有在回民食堂吃饭时能见上一面。毕业后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回族更少。以后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全院只有两个回族。现在我住在上海近郊的一个社区，这里住的美国人、韩国人、南非人也比回族多，因为回族只有我一个。几十年来，我从南京到上海，从学校到单位，直到如今的社区，渐行渐远，有去无“回”；儿时那“回”味无穷的穆斯林氛围，在我周围越来越越稀释，淡薄得只剩我一个小气泡了。但是，尽管族群环境与我儿时大不一样，尽管我淹没在汉族兄弟的汪洋大海中，以至我的民族习惯甚至都有所变化，但我始终没忘记我是回族！

     佛洛依德说过，童年的印记会影响一生，成年的行为是童年记忆的深刻反映。我童年所接受的回族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对我的一生，特别是对我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呢？会使我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气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呢？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一些评论我的文章，一些研究我的学者，很少从我是回族、我是回族作家这个角度来分析评论我和我的作品。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不甚了然，也想问个究竟。这也是我两次来参加回族学会议的学习目的之一，我很想对回族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多些了解，好比对自己，剖析自己，更清楚的认识自己。

      现在我就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说点看法，向诸位专家学者汇报。

     我先说点我家的小故事，我父亲在青少年时非常穷苦，他干过很多苦活累活，挑过担子、抬过码头、当过货郎、拉过洋车、收过旧货、卖过蔬菜。记得有年冬天，我棉鞋破了，我说脚冷。父亲说，你有棉鞋穿还冷？他说他小时候，寒冬腊月，有双草鞋穿就不错了。他冬天卖萝卜，怕草鞋在河里泡烂，就赤脚在冰河里洗萝卜，手脚冻僵，浑身没一点热气。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韧劲，艰苦创业，终有小成，在南京闹市区陆续开办了三家商铺，当了老板，还和我姨父合作，开办了南京板鸭公司，生活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发家之后，乐于助人，常常帮左邻右舍操办红白喜事，有求必应，与婚家、丧家同哀乐。他不忘穷人，热衷公益事业，曾捐助过回民义学，担任校董。每年盛夏，南京酷热难当，他总在自家店口施茶，满满一大缸茶水，里面除了茶叶还有草药，清凉消暑。饮用者多为拉车的、挑担的劳苦大众。我还听父亲说，每年除夕之夜，他会送“乜贴”给穷困回民，用红纸将钱包好，塞进他们的门缝。我问父亲：那些人知道这钱是你送的吗？父亲说：为什么要他们知道？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必张扬。

      我父亲为人厚道。我祖父在一家鸭子店帮工，一天突然死在店里。店主很是惶恐，担心我父亲会上门大吵大闹，要求偿命，或者借此敲诈一笔钱财。可我父亲并未要求任何赔偿。我父亲对我说：“我没找过东家一点麻烦，人已经死了，再怎么补偿也补偿不了我一个亲爹。”东家也很感激，说他忠厚。

      我母亲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丈夫和孩子便是她生命的一切。她很善良，性格温厚，从不疾言厉色，我从来没看她跟谁吵过架。她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待人‘强勉’。”“强勉”和“勉强”有别，“强勉”的意思是不要欺负人，即便自己对了，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对有错的人要宽容。她还说，一个人不要贪，不义之财不能取，就是路上有根金条，谁也看不见，你也不能蹲下去捡回家。我小时候听她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在“长毛”（太平军）的时候老百姓跑反，一个女人将自己的婴孩托付给邻居的一个女人，这个被托付的女人也有一个喂奶的孩子。逃难中，奶水不足，她总是先让邻居的婴孩吸，等喂饱了，不哭了，再喂自己的孩子。后来几天，奶水越来越少，她只给婴孩吃，说他小，可怜，自己的孩子没吃的，就饿死了。这是什么精神？我听了非常感动，终身难忘。

     以上是一个回族后裔的儿时记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在这些琐细的事件和片段的言说中，却浸润着人生基本的、朴素的观念、意义、价值和规范。我原来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渊源何在。只以为父母的这些精神品质来自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又来自曾祖父母，一代一代的传承，来自家庭的传统。刚刚听米寿江先生发言，他总结回族的价值观念，说到几点：坚忍、正义、济贫、爱心等等，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我父母身上的精神品质与其说来自家庭的传统，不如说来自回族的血统。因为这是回族共有的，很多回民都和我父母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