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中文、“消经”文字合璧的《阿文拼音读本》;

    阿拉伯文、中文对照的《阿文音域学》;

    中文、“消经”文字合璧的《穆民必读》、《依玛尼问答实说》;

    中文的《回教女子三字经》;

    合著阿拉伯文、中文、波斯文、“消经”文字合璧的《波文之源》和《侯赛尼大辞典》等。

    合译百万字的《米什卡提圣训集》,生前未能出版,手稿在“文革”中散失。《回教女子三字经》中提到的汉译《圣训集》至今还未找到。根据虎学良的几个同学冶正刚、马明文、罗明道等阿洪,以及他的妻子的回忆,汉译《圣训集》全书约100多页,由虎学良自己刻版,于1940年前后在吴忠油印出版。由于当时经费不足,印数很少。汉译《圣训集》的阿拉伯语原文均选自《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提尔密济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六大圣训集和《米什卡提圣训集》。据此,我们可以说,虎学良是近代我国最早翻译“圣训”的回族穆斯林学者之一。他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同时,他的译作使养育他的人民“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走向辽阔的世界的心路历程”。他的著述不仅体现了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办学宗旨,也为后人了解、研究该学校的历史和启示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虎学良的著述,我们可以看到,虎学良不仅学到了虎嵩山等经学大师的知识,传承了他们的品德,更重要的是在他一生的坎坷生涯中沿着他们的学术轨迹,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发扬光大了他们的思想。虎学良的毕生实践为我们勾画出了民国至新中国初期西北穆斯林学者的一个独特类型。这种类型的学者,既不同于精研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或是对汉文和儒家文化若即若离的经院派学者,也不同于热衷神秘主义、注重内部道统联系的苏菲派学者,而是强调中阿并重。注重现实,倡导发展教育,中正温和,对内致力于回族穆斯林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团结,对外致力于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尊重,且能够在世俗和神圣之间自由跨越,有着不忘发扬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赤子情怀,同时他们还以思想和勤奋的著述为后人留下了具体而宝贵的精神遗产,打破了人们对西北阿洪和经师是一个只重口授,不重著述,刻板而沉闷的单一印象。

    二、《回教女子三字经》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特点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人中国,伊斯兰教育始终伴随着中国穆斯林的教育,中国文化也始终影响着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明清两代,以先贤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复初为代表的中国伊斯兰教汉译著述运动的产生及其发展,基本上与中国社会和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实质上它是中国伊斯兰教育必然需求的结果,他们的著述在那样一个“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里,似乎主要针对的是男性穆斯林,特别是男性穆斯林知识分子,鲜有专门涉及回族穆斯林女童学习伊斯兰教的著述和教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夏经济文化落后。虽然回族教育在马福祥和马鸿逵父子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回族穆斯林家庭由于受中国传统“男尊女卑”影响和担心学习汉语被汉化的观念的束缚;或由于学校的缺少,大量的回族穆斯林学龄儿童不能上学或失学;或者上了学,因家庭贫穷而中途辍学,能让女童入学者更是寥寥无几。根据《同心县志》的记载,民国28年同心县的总人口为33435人,男性17539人,女性19 896人。而当时全县仅有完小和小学15所,在校学生740人,男生653名,女生87名。到1949年时,宁夏全省有37万回族,而在校的中学生仅有200余名,小学生1000余名,文盲率占90%以上。鉴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状况,激发了虎嵩山父子对自己的教门和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奔走呼吁,“求尔林,是天命,中阿文,并未分”,躬身实践,积极动员和说服当地乡绅商号和军政人士兴学助教,号召发展教育,兴办中阿学校,培养中阿兼通、品学兼优的新人才,同时鼓励回民儿童经书并读,“中国人,当穆民,读中文,兼阿文”,积极兴办回民中小学,培养回民人才,提高回族素质。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新式教育在宁夏的一些回族聚居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固原三营回族穆斯林就掀起了学习高潮,就学儿童约300人,“满拉”50人,妇女每天学习两小时。20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宁夏地区,能够出现那样令人振奋的局面,当然主要得益于执政的马鸿逵的支持和推动,以及虎嵩山作为宗教大师的躬身实践和权威影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适合回族穆斯林儿童的教材非常缺乏,适合回族穆斯林妇女,特别是女童的教材更为缺乏,虎学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以往回族穆斯林学者编写的各种教材的基础上,亲自尝试编写了这本《回教女子三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