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文化方面，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唐朝大中二年（848年）“大食国人李彦升，为大梁连帅范阳公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全唐诗文•华心说》），值得大书的是，五代西蜀的回族先民（波斯人）文学家李洵。李洵，字德润，祖辈来华后客居长安。唐末，随僖州入蜀，居四川梓州。王建割据西蜀，纳其妹李舜弦为妃，洵以文才为王建所赏识，成为“花间派”词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四国春秋•李洵传》），所写的词，《花间集》收37首，《全唐诗》第十二函第十册录洵诗词54首，其妹李舜弦诗三首。李洵的词风格清淡，写情写景真实，更善用典故，“九疑山”、“三湘水”、“巫峡、楚王、瑶姬”、“越王台”、“刘阮”、“婵娟”、“巴楚”、“朝云暮雨”、“南浦”、“汀洲”等文人常用的地名、人名和典故，在抒发自己的感情时，信手拈来，结合得天衣无缝。读了李洵的诗，谁也无法相信，他还是一个才华化不几代的蕃客呢！

      民族学家以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2卷）。根据这个观点，有人认为唐宋时期的“蕃客”和“土生蕃客”原来既没有共同语言，来华后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语言，加上没有共同的地域，所以似乎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来看待。殊不知作为一个民族（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也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的本质条件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条件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蕃客和现代回族几乎完全一样，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必须明白，当时的回族先民既有较浓厚的阿拉伯故土情绪，但是也非常热爱中华，而且在主动缩短文化上的距离，积极消除在文化上的陌生感。元明以后，特别是当代回族，已经从理性上认识到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是以西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为主体掺和了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的血统，文化上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要特征，同时吸取许多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而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民族，虽然形成的时间较晚，但也应当算得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兄弟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代回族所具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那里继承来的。据此，把回族形成的时间下限到元、明之交或明代，恐嫌失之过晚。

      回族先民来源于阿拉伯、波斯、中亚这一事实，不仅为历史文献所证实，而且也为昭通回族的许多家谱所证实。蔡家地马、下坝马、松林马、陕西马、马家屯马、陆良马、海子屯李、阮、米、锁、虎等十多姓的宗谱，对各自先祖从西域来华的时间都有明确的记载。

据《陆良马氏族谱》（包括“河西马”）的记载，该族在隋朝（589——618）即已进入中国：（族）移民，由（西域）至东（东土）渐自隋朝，籍贯陕西熟皮巷，移居应天府，南京籍。

     据马良益先生称，该谱系根据立于贵州威宁鸭子塘的祖碑写成（碑毁于文革期间），详见《昭通回族历史资料》。那么昭通陆良马姓（包括河西马）及知识界中一些人认为回族先民在隋朝时期进入中国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

    《明史•西域传》根据《通典》、《新旧唐书》的《西域传》说：

     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干葛始传其教入中国。迄于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

      诚然，伊斯兰教在隋文帝开皇中期就已传入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0（南朝陈宣帝太建二年），开皇年间，他20岁上下，曾走南闯北，一面经商，一面观察社会，增长见识，属于伊斯兰的酝酿时期。到了大业六年（610年），他四十岁，正式奉天启创立了伊斯兰教，这时，隋文帝已辞世10年，而大业也正是隋朝的兴旺时期，有西域人进入中国是有可能的。但西域人进入中国并不等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大业时期来华的西域人即皈伊斯兰教则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下坝马姓、陕西马姓、都民军马姓、海子屯李姓、米姓、锁姓等宗谱则认为他们的先祖来自唐太宗贞观年间。

     《昭通下坝马姓族谱》说：

     旧谱其溯源由来，上悉渊源，幸得踪有据。吾教先世原居西域国。贵圣在位，兴教劝化，（时当）唐贞观元年，唐王夜梦感悟，钦差唐王驾下大臣石棠奉旨西域国，晏请贵圣驾下臣员葛师爸爸来至中国，随从三千人马，奉旨迁居陕西长安府内仓门口，建修清真寺，迨后流派繁衍，分迁居于西安府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