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唐、宋的蕃客与土生蕃客是回族的首批先民，那么元代的色目回回则是回族的第二批先民，这两批先民就是构成回族的主要来源，而明、清进入昭通的回回，不论他们来自哪里，都是回族的迁徙和蔓衍，简言之，是民族的发展，并不是支系的嬗变，昭通回族是全国回族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那么，当昭通回族这个民族群体形成以后，有没有其它民族以群体或部分融入到回族中呢？回答是肯定的。据《元史》记载，元代，畏兀儿（维吾尔）人曾在昭通屯戍，这部分人便成了昭通回族的一部分。又据有关家谱记载，回族中的保姓、铁姓、余姓，原是蒙古贵族，元、明时期先后融入昭通回族，成为著名的阿訇世家。明、清之际融入回族的尚有汉民。目前，昭通回族有108姓，传统的姓氏有马、赛、撒、锁、纳、张、李、杨、米等20余姓，其它许多姓氏来源还有种种不同说法，未能确考。据家谱记载，从汉族融入的姓有孔、阮、冯等姓，家族人口已成千上万，而且历代都有非常著名的大阿訇，有的还握宗教的牛耳，有崇高的威望。除此，雍、乾年间还有彝民融入到回族当中，《大师马家谱》、《松林马家谱》、《都民军马家谱》都有明确记载。以上事例说明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回族不是以血缘或地域为基础形成的群体，而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以汉语为交际媒介，并通过使用汉语进而吸收儒家先进文化（包括与伊斯兰文化重合的理念）而形成的文化群体。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回族所具有的浓郁的乡土观念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众所周知，昭通汉、彝、苗等民族称回族为“亲戚边”，不正是通过文化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注释吗？

     关于昭通回族源流，正史记载太略，地方志书语焉不详。改革开放以来所掀起的回族历史研究大潮中，拥有16万人口的昭通回族历史与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关注，求其原因，在于资料太少。为了弥补这个不足，特不嫌其烦地将有关资料统为一篇，供研究参考。

     一、唐、宋时期

    中华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是以西域人为主体，与汉族、蒙族、维族及其它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回族的母体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但它不断地吸收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文化。回族及其文化同时萌发于唐、宋时期。

    公元七世纪，在亚洲东西两端同时出现了两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国，一个是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基的大唐帝国，一个是以伊斯兰文化为立国根本的阿拉伯帝国。大唐帝国的文化西越葱岭，向中亚一带深入，而阿拉伯文化则东穿黑海和草原，也向中亚一带传播。古丝绸之路的商业交往成为两大帝国联系的契机，而丝绸却成为两种文化交流的纽带。阿拉伯语称中国为“逊尼”，它的意思就是丝绸之国。两个文明大国终于在沙漠的绿洲间各自获得了对方的信息。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所有信息后，向穆斯林世界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应当前去学习。”这无疑是知识的一道彩虹，是通向中国的一座友谊的桥梁。在先知睿智的召感下，阿拉伯派遣出向大唐皇帝致意的使臣，派遣出大批以交换为任的商人。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络绎不绝地奔走在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上，纷纷扬扬地来到东方第一大城——长安。据《旧唐书》和《府册元龟》的记载，从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到公元789年（贞元十四年），阿拉伯帝国到大唐首都长安通聘的使团就有37次之多，平均每四年一次，来往之密，古代外交史上罕有。使者和商人为了表示对大唐皇帝的敬意，常携来大量名贵的阿拉伯特产（方物），有香料、犀牙、珍珠、龙脑、乳香等，受到皇宫、贵族社会的普遍欢迎（杨怀忠《回族史论稿》）。当时唐朝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认为“四夷”来朝是天下归心的表现，从而表现出少见的阔绰和大度，回赐的东西远远超过进贡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政治包装的通商活动，中、阿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实惠。作为通聘的使者，来来去去，一批去了又来一批，并不是一种稳定的职业，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搭桥引路作用。而商人却不同，他们既可以来了又去，还可以去了又来，不受时间的限制，唐朝政府给阿拉伯商人以优厚的待遇，为他们构筑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便长期居住下来，在异国土地上娶妻生子，招夫纳婿，一代一代地繁衍着种族。为了生活的方便，他们聚街而居；为了过宗教生活，他们在聚居之处兴建礼拜堂，“小集中”的局面就这样形成。实际上在西域商人这个社会群体中，包含有阿拉伯人、中亚人、阿富汗人、西突厥人、回纥人等，全由“伊斯兰”文化这一个纽带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各自的母语并不给他们带来交际的方便，于是他们遵照先知“到中国学习”的训导，选择汉语作为相互交流、联系的工具，回族说汉语自此开始。不过这一个社会群体在唐朝人的眼光中，是属于商人，而且是有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商人，因此，概称之为“胡商”或“蕃客”，表明留居中国的西域人在政治上还没有取得“中华”的国籍，在文化心态上还没有适应中国的文化方式，所使用的汉语也并不娴熟。总而言之，外来文化的特征（至少是表面特征）还居于主导地位。因之，称为“胡商”、“蕃客”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