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砥砺专攻，为一时欧洲学界之先导。” 对于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衰落，该刊也从文化方面寻找原因，说： “降自纪元十二三世纪，基督教人倾心研究回教种种科学，因悉夺其学问，回教由是渐衰。” 在总结了伊斯兰世界兴衰规律以后，该刊提醒国人从中吸取教训，说道： “吾中国，非素号称世界文明最古之国哉……若长此因循……又安知其后不与回教之文明同一绝响，久之而遂及于湮没也。” 该刊批评了有些穆斯林对教育“漠然无动于衷”的态度，认为，发展新式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当务之急，说道： “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 并对新式教育的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如何筹款兴学等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醒回篇》所提倡的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主张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近代民主革命运动在它的早期是以民族革命为号召的。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又成为当时的中心口号。它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的积极意义，但毫无疑问，它也助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在当时宣传革命的报刊中，一般都笼统地提倡“排满”、“仇满”，有的还用侮辱性的词语攻击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有的还在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老调，有的甚至把满族的发源地——东北，竟然看作“化外之区”。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留日穆斯林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刊物中，明确提出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主张，说道：“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在有瓜剖豆分之患。”在一片“排满”、“仇满”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声中，这种提倡民族大团结，共赴国难，同雪国耻，振兴国家的主张，显得十分难能可贵，充分体现了当时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这个时期，同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不能不受到这一主张的影响，后来他逐渐摆脱了笼统“排满”的思想，提倡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他对以回族为主的中国穆斯林也刮目相看，深情地说道：“中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族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转引自傅统先《中国回教史》）” 《醒回篇》的创刊，吹响了穆斯林文化觉醒运动的号角，从此以后，各种报刊在全国各地陆续问世，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清真月报》(1920年)、《清真汇报》(1921年)、《清真旬刊》(1922年)、《清真铎报》(1929年)、《清真周刊》(1921年)、瞄声周报》(1924年)、《穆友月刊》(1925年)、《震宗报》(1927年)、《穆光半月刊》(1929年)、《月华》(1929年)、《成达学生会月刊》(1930年)、《北平伊斯兰》(1931年)、《正道杂志》(1931年)、《醒民》(1932年)、《穆声》(1932年)、《西北》(1933年)、《成师月刊》(1934年)等先后在北京创刊；《明德月报》(1924年)、《明德报》(1924年)、《伊光月报》(1927年)在天津问世；《清真月刊》(1920年)、《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7年)、《回教青年月报》(1930年)、《伊斯兰学生杂志》(1931年)、《改造》(1934年)、《人道月刊》(1934年)等在上海与读者见面；《天山月刊》(1934年)、《突崛月刊》(1934年)、《文化周刊》(1934年)、《晨熹》(1935年)、《回教青年月报》(1936年)等相继在南京出现；《天房学理月刊》(1929年)、《穆民》(1931年)、《塔光》(1936年)等先后在广州问世。其他还有青海西宁的《昆仑》(1935年)、《回教青年》(1936年)、西安的《陕西回教公会月刊》(1930年)、河南的《开宗月刊》(1933年)、《伊斯兰》(1935年)、湖南常德的《回民》(1932年)、《穆音》(1933年)、山东泰安的《东光》(1933年)、辽宁的《伊斯兰青年》(1931年)、广西桂林的《醒蒙月刊》(1933年)、南宁的《广西回教》(1934年)、湖北汉口的《华族周报》(1935年)、江苏六合的《灿烂》(1933年)、香港的《穆士林》(1930年)等。

    在以上报刊中，由马福祥、唐柯三、马松亭在北平创办的《月华》影响最大，办刊时间最长(20年)，它以“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神，增进中国回民知识与地位；提倡中国回民教育的和生计”为宗旨，设历史研究、经典探讨、教育发展、宗教事务、各地穆斯林通讯文艺等栏目，内容丰富，不仅发行到全国，而且远销国外十几个国家；《上海回教学会月刊》、《云南清真铎报》、《伊光月报》、《成师月刊》等以知识性、学术性见长；在南京的青海籍青年知识分子穆建业、穆成功、马继周等创办的《突崛》以关注边疆发展和时事评论著称。总之，绝大多数报刊旗帜鲜明，旨趣高雅，文风活泼，在关键时刻，分析问题，引导舆论，把握方向，充当了穆斯林大众的喉舌。尤其在清末民初风雷激荡，社会变革的时代和抗日战争，国难当头之际，爱国爱教，维护祖国尊严，维护民族团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动员广大穆斯林抗日救国，表现了穆斯林知识分子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情怀。至于它在唤起民众，开启民智，提倡教育，研究学术，提高素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则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这些报刊是中国穆斯林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中国回族伊斯兰报刊发展史》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课题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余振贵研究员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研究，并可望在近年内出版。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除了上述报刊以外，穆斯林还办起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以利于有关书籍的出版发行。这个时期穆斯林的出版单位约十几个，其中影响较大的应推1930年买俊三创立的上海“中国回教经书局”，该局曾影印出版了大量的伊斯兰教典籍。此外，还有“北平清真书报社”、 “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抗战期间在桂林、重庆的“回教文化出版同志会”及1947年由赵明远、马松亭、庞士谦、马坚、周仲仁等创立的“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马松亭、庞士谦等创办的“月华文化服务社”等等。这些出版机构曾先后出版了大量的穆斯林学校教材参考书及伊斯兰教经籍译著，对繁荣中国穆斯林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