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又因军粮缺乏，义军内部发生分裂，动摇了阵营。1870年，各路清军发动猛攻，义军失利，20万大军大部分阵亡。 此后，局势迅速逆转。清军拿着法国人的洋枪洋炮迅速向大理政权进攻。1872年11月，清军兵临大理城下，反清军内部分化出以杨荣为首的投降派占了上风。杜文秀孤军奋战，坚持抵抗，据说，最后自杀而死。真相不得而知。 这样，前后坚持18年的滇东穆斯林起义被清军镇压。 与云南穆斯林起义遥相呼应，西北陕、甘、青穆斯林也于1862年发动了反清起义。 这次起义也是在统治者的残酷的经济压榨和民族压迫之下爆发的。西北地处边陲，大多数地方土地贫瘠。但统治者压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尤其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全国各地的反清起义，把西北当成“饷源所在”，大肆搜刮，“西北协饷加重，正税不够供给，于是苛捐杂税相继繁兴……每征赋粮一升，附加军面四五斤，以至六七斤，威逼人民缴纳。民力既竭无以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骨髓以取之。州县刑威竭，亦穷无以应，则委凶悍武弁拥重兵以助之。朝指一官曰：催面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面不供，朝而屠其地。……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甘宁青史略》，转引自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8页)这是西北人民普遍受剥削与压迫的真实写照。 西北穆斯林除了受上述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外，还多了一份苦难：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清朝统治者从巩固其专制、腐朽统治的需要出发，一向实行所谓“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然后乘机镇压。当穆斯林受到当地汉族恶势力的欺辱，而要求官府主持公道时，官府反而袒护恶势力而欺压受伤害的穆斯林，穆斯林深感委屈，愤愤不平（见《回民起义》3第250页）。临潼穆斯林被汉民殴打，便去官府申诉，县令倪卯垣不但不管，反而斥责穆斯林，穆斯林见没人主持公道，就发动众人自行报复。此时，官府派兵镇压，并扬言：“回民不遵约束，即派兵剿洗。（见《回民起义》3第17页）”太平军人陕前后，陕西兵力空虚，统治者和汉族地主大兴“民团”、“团练”，成为期压百姓尤其是穆斯林的工具。在陕西渭南一带，汉族地主组织了由万人组成的“民团”借故欺压穆斯林。在风翔、泾阳一带地主团练更是鱼肉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以强凌弱，动不动就发出“剿回”、“灭回”的叫嚣，不可一世、猖狂至极。引起穆斯林的极大愤慨。

    在甘肃，情况也是如此。当陕西大办团练时，“甘肃亦行之”。甘肃团练对穆斯林的态度，更露骨，明确表示“见回不留”。1862年11月间，宁夏城就是由于穆斯林痛恨侯道台暗中唆使团练惨杀穆斯林，而攻破的（见《回民起义》3第312页）。 苛捐杂税、政治压迫、民族歧视，军事高压，使西北穆斯林感到灾难深重，难以忍受。任何一点刺激都会使他们胸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爆发出来。 1862年，清朝军队正全力围攻太平军占据的天京(南京)，陕西防务空虚。3月，川滇农民军监大顺部由四川进入汉中，接着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也联合捻军闯过武关，挺进西安。正在这时，华州渭南一带出现团练所发的“见回不留”的传单。华州知州在处理回汉诉讼时又偏袒汉民，公然指责穆斯林勾通太平军谋反，提出“打死一回即少一赋”的口号。华州穆斯林被迫反抗，率先暴动，渭河两岸的穆斯林也加人反清行列。他们与太平军联合攻下渭南县城，杀死县官曹士鹤，接着又攻人华州。不久，陕西穆斯林反清起义军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全头镇为据点，迅速向四周发展，连续攻下高陵、华阴，于5月间进逼西安。7月，义军进攻泾阳、三原、咸阳、风翔等地，全陕震动。8月，所谓钦差大臣胜保人陕，刚过潼关，就遭到义军打击，到西安后，躲在城里不敢出来，后胜保被清廷革职，“赐令自尽”。11月，清廷又派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率领军队开进陕西，围剿义军。双方战斗很激烈，互有伤亡。1863年1月，王阁村和羌白镇被多隆阿攻破，义军失利。10月，临潼、三原、泾阳、凤翔等地相继落人清军之手。于是陕西穆斯林反清起义军失去主要根据地，只好转战于陕西、甘肃等地之间。 陕西穆斯林反清起义军在发展顶峰时期，曾建立十八大营，约20万人。十八大营的领袖马生彦、马振和、杨文治、白彦虎等都是平民出身，能征善战；其他领袖如赫明堂、邹玉龙、关阿訇、郭二阿訇、二河州阿訇、冯均福等都是阿訇，号召力很强，一呼百应。陕西战事失利后，先后转移到甘肃的是白彦虎、马长顺、马生彦、崔伟、华大才等的队伍，总共大约还有10万人左右。 陕西穆斯林起义后，甘肃等地的穆斯林也纷纷响应。甘肃反清起义军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4个反清中心：一个是似金积堡为中心，以马化龙为领袖的，包括宁夏陇东地区的反清根据地；一个是以河州为中心，以马占鳌为领袖的根据地；一个是以西宁为中心，先是以马文义，后以马桂源、马本源为领导的根据地。在河州地区和西宁地区，东乡族穆斯林和撒拉族穆斯林也成为起义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肃州一带还有以马文禄为领袖的根据地。在新疆，还有回族穆斯林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联合反清起义。回回妥明、索焕章与维吾尔族布格聂丁等人都是当地起义领袖。 陕西穆斯林起义军西移甘肃后，又和甘肃各地穆斯林义军联合，共同反清。1864年5月攻人陕西的四川起义军监大顺部打死了前来镇压起义的钦差大臣多隆阿，穆斯林起义军的声势又高涨起来。尤其在1866年11月，西捻军为了联合穆斯林义军，打入陕西后，陕甘穆斯林义军乘势东下，挺进陕西东部的浦城、大荔一带。穆斯林又占了上风，清军被打得狼狈逃窜。 清廷所派的镇压起义的钦差大臣，不是被义军打死，就是被清廷革职、“赐死”，没有一个能消灭义军而使皇帝省心。最后，清廷选择了一位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反清义军。此人便是曾经镇压过太平军的左宗棠。左宗棠率领的湘淮军开进陕西。左宗棠认定：“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左文襄公书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Ⅵ第108页）。“进兵陕西必先洗关外之贼(指起义军)，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回民起义》3第253页）”据此，左宗棠一面集中力量攻打捻军，瓦解和分离穆斯林与捻军的联盟；另一方面，用步步进逼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蚕食分散的穆斯林义军，迫使穆斯林军向西退却，缩小据点。 左宗棠于1867年9月入陕后，先夺取关中，扑灭了陕西地区的穆斯林起义军。然后全力以赴围攻金积堡。1869年，义军与清军在金积堡外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左宗棠的得力部下，老湘军刘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