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穆斯林的抗争——反清起义(二)   19世纪中叶云南穆斯林起义和西北穆斯林起义 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陷人半殖民半封建时代。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退让，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却残酷压榨，穷凶极恶，实行野蛮统治。中国人民对此理所当然地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爆发了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和中学历史课本都充分反映了这些起义内容。然而，与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相呼应，云南穆斯林和西北穆斯林也先后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反清起义，给腐朽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而这些内容在有关的历史书上涉及不多，一般读者知之甚少，有的甚至一无所知。故有必要深入研究，充分反映。在此，因篇幅所限，简要述之。 19世纪中叶，腐朽的清王朝在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为了维持和巩固它在云南的专制统治，大力扶持汉族地主武装——团练，作为自己的统治支柱，并挑拨民族关系，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实行“分而治之”，企图转移各族人民的反清矛头。 1850年到1856年间，临安恶霸争夺穆斯林开采的厂矿，由他郎(墨江)金矿的争夺到南安(双柏)石羊厂银矿的争夺，后来发展为到处焚烧和劫掠穆斯林村庄。穆斯林忍无可忍，起来反抗。1856年，马凌汉率领新兴(玉溪)、昆阳和海口的穆斯林抵抗恶霸的欺凌。但官府反把他们招入昆明城内，发出对穆斯林“格杀勿论”的命令，惨死刀下者数千人，连元代对云南行省的开发和建设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赛典赤的陵墓也被纵火焚毁。巡抚舒兴阿还密令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一时间，血雨腥风横扫全滇。昆明的屠杀事件和巡抚的密令很快地传到各地，各地的穆斯林闻讯纷纷组织起来，展开了反清的武装起义。这时，马金保、蓝平贵在姚州，杜文秀在蒙化(巍山)，马德新(复初)在新兴(玉溪)，马如龙在建水，徐元吉在澄江，马名魁在丘北，马凌汉在昆阳，相继起兵。在短期内，他们汇合成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由马德新、马如龙率领，活动于滇东、滇南；另一集团由杜文秀率领，活动于滇西。 马德新、马如龙领导的滇东南穆斯林起义军，浩浩荡荡向昆明推进。为了避免百姓受到伤害，马德新等义军领导人途中曾两次向官府发出通牒，一再强调只要官府严惩倡议“灭回的罪魁祸首，义军就停止前进，并立即宣布解散。然而，云南官府总是迷信自己的武力，轻视义军的力量。对通牒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反倒调动清军，配合团练，前往镇压。结果，在英勇顽强的义军面前，一触即溃，丢戈弃甲，狼狈逃窜。义军胜利推进，兵临昆明城下。昆明城被义军围困一年多，官府被迫作出让步，与义军订立“城下之盟”，义军主力撤离昆明。马德新又继续埋头学问，著书立说。 杜文秀于1856年10月在大理建立元帅府，被推为兵马大元帅，并设立文武官员。杜文秀和马德新不同，马德新反清只是为了讨回公道，所以，他在领导反清起义的过程中，总是采取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态度。而杜文秀旗帜鲜明，目标明确——推翻满清王朝。因此态度坚决，与清统治者誓不两立，反抗到底。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提出了“连回汉为一体，坚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宗旨。大理政权一改清王朝所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而奉行民族平等政策，规定各族之间“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这一政策对于当时“民族仇杀”事件层出不穷的云南来说，意义更加重大。大理政权在用人方面，实行惟才是举的原则，大量吸收非穆斯林参加到各级行政机构和起义军里面，给德才出众者还委以重任。如大司寇李芳园是汉族，大司衡姚得胜是白族，大司藩李正学是彝族，等等。 大理政权在其各项措施中，也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做到了安顿民生，兴利除弊，轻赋薄敛，发展生产。大理政权制定的《管理军政条例》规定：“攻破城池，三日内招抚流离，不准奸淫抢掳，焚烧民房，亦不准擅自杀人，借故复仇。”“文武官员，无论镇守地方，或攻开地方，……倘有以官压市，轻价估卖，使百姓含冤不服……一经查觉，不论大小官员，拟斩。”并严禁士兵“无故下乡，滋扰良民”。这些政策的执行，使大理地区人民安居乐业，深得民心。 大理政权也注意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各项生产。免除了苛捐杂税和人头税。规定“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发放耕牛种子，招民垦荒，兴修水利，扩大农田。严禁军队“纵放牲畜，践踏田禾。”这些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大理政权也十分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帅府直接经营矿业和对外贸易，如开采乔后盐井，蒙化、风仪等地的石磺矿，并将矿石运往缅甸，换回棉花，以发展纺织业，同时也招川商来大理贸易，由帅府派军队在大理通往四川和缅甸的两条商路上保护来往客商。并规定，在大理政权辖区内货物只收一次税便能通行各地，不再重复抽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税收增加，军费宽裕，因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大理政权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就是站在清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的赵清也不得不承认大理政权做到了“设学校，备修金，以养寒士。给耕牛，发子种，以助老农。兴修造，废制作，以来百工。” 由于大理政权实行了上述利民政策，因而是大得人心，为长期与清朝统治者作斗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867年，杜文秀调大军20万，任命蔡廷栋为大经略、总理军务，东征昆明。杜文秀发表檄文，表明立场，传递全滇。檄文说：“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200年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为回所伤。爱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在安回安汉。”（所引材料均出自白寿彝先生编的《回民起义》） 大理政权的讨清军于1867年5月出发后，连续攻克城池多处，直捣昆明。1868年2月间，昆明已处于西、南、北三面包围之中。这是大理政权发展的顶点，共古有全滇53城。可惜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失败，清军能够抽调力量来对付大理政权。直到1869年，昆明仍未攻下。这年四五月，间，清军由于用优势兵力对付义军，而占上风。李芳园、马兴堂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