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清真寺如开罗的爱资哈尔、非斯的凯鲁万清真寺，突尼斯的扎突纳清真寺，则邀请著名学者讲学，各地及各国学生寄宿寺内边学习边研究，这就类似于高等学校了。 中国穆斯林教育大师胡登洲借鉴伊斯兰国家清真寺教育，结合中国的实际，开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承的新方式——经堂教育。 胡登洲(1522～1597年)，陕西咸阳渭城胡家沟人，从小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根底扎实，学养深厚。后又学习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学问渊博，经汉两通，学贯中西。他发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存在许多问题，如著作匮乏，学者太少，教义得不到阐扬，穆斯林的宗教观日渐淡薄，因此他立志要“发明正道”，“深明正心诚意之学，贯通尽性穷理之源”，“开自世之惑，辩异端似是之非”，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发扬光大。他先在家受徒讲学，后转向清真寺，在清真寺的讲经堂中授课，清真寺的“哲玛体”大力支持，办学规模越来越大。远近慕名而来求学者越来越多。诸如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江苏和云南地区乃至海南岛的学子也纷纷前来，可谓求知若渴。就这样，胡登洲开风气之先河，成一代宗师。后来，各地清真寺也都学习他的这种方式，使经堂教育逐渐普及于全国。 经堂教育的教师由清真寺负责聘请，或由清真寺的伊麻目(教长)亲自担任。教育经费不像伊斯兰国家那样，主要靠王公贵族和富商大贾的捐赠，而是由该寺所属的“哲玛体”(群众)提供。主讲阿訇每天的膳食采取群众轮流“供帮”的形式，而学员的膳食由殷实之家包下来，或由群众负担，书本费之类或由学员自理，或靠教民施舍。

    经堂教育一般分大学，中学和小学。赵振武先生在《三十年来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385页）一文中介绍说：“所谓寺的教育者有大学，造就阿訇之学府也；有中学，中年失学者受教处也；有小学，儿童之教育机关也。”其中小学和中学比较普遍，大学则主要分布在穆斯林比较集中，经堂教育发达的城镇。如清同治年间以前，西安为经堂教育大学的集中地，各地著名阿訇多荟萃此地，接受高层次教育。同治年间之后，甘肃河州(今临夏)成为培养阿訇的重要地区。经堂小学主要是向穆斯林儿童和少年进行伊斯兰教知识的启蒙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常识，如“六信”、“五功”，并学会阿拉伯字母和阿拉伯语拼读，由此学会一些《古兰经》部分常用的章节。中学教育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阿拉伯语、波斯语、《古兰经》、《圣训》、教法等。大学里要系统学习《古兰经注》、《圣训》、教义学、教法学、哲学以及相关的一些天文地理知识。大学里的优秀学员，毕业后多被其他清真寺聘请去讲经或任教长。 经堂教育所用的课本在小学、中学主要是《古兰经文选》(俗称“亥听”)、《择要注解杂学》(伊斯兰教基本常识)。大学所用的课本，各地不太一样，很难一概而论，但比较流行的课本有：阿拉伯语语法方面的《乌素素勒艾勒目》(基础知识)，是学习阿拉伯语词的分类和构词造句的基本课本；《米苏巴哈》、《满俩》是文法书。 修辞学方面的课本是《白亚尼》。教法书为《伟嘎业》，分别讲有关“五功”、婚姻、家庭、社交原则、贸易制度等内容。教义学方面的教材有《凯俩目》，是关于伊斯兰教认识论、宇宙论、真主独一论方面的著作。《尔什尔图·米麻尔特》(中译本叫《昭元密诀》是伊斯兰教哲学著作。经注学方面的教材有：《塔夫塞日·哲俩莱尼》，是一本对《古兰经》作通俗注解的著作。《戛最》，此书偏重于文法与章法结构。《侯赛尼》，文字简明，趋重理学)。《圣训》方面的教材有：《虎图布》(中文译本《圣谕详解》)。文学方面的教材主要是波斯文的《古力斯坦》(中译本有两种：《真境花园》、《蔷薇园》)，是用故事形式来褒贬人间善恶、正邪的作品。 经堂教育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种宗教教育形式。如果拿现代人的眼光审视这种教育形式，自然会发现其中的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它的意义和作用只能放在它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去衡量。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在于： 第一，经堂教育弘扬了伊斯兰教。前面已经谈到，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并推崇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国家。明清统治者实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把伊斯兰教视为“旁门左道”而加以排斥和抑制。同时在穆斯林聚居区设义学，强迫穆斯林读儒家经典，灌输“三纲五常”思想，为专制政治服务。其结果大大削弱了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当中的影响，出现了前文所提及的“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情况，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地区出现断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经堂教育，通过对教义学、教法学、经注学、圣训学和有关的语言学、逻辑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系统讲授，使一代又一代穆斯林，重新确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伊斯兰教得以在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发展至今。试想，如果没有经堂教育这种传承方式，如果没有经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的不懈努力，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又会如何呢?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极为兴盛的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后来由于经堂教育的薄弱和消失，使伊斯兰教柘该地区逐渐销声匿迹。今天，当我们参观这些地区时，只见一些昔日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和博物馆里的文物珍品，而不见伊斯兰教活生生的载体——穆斯林。从这一现象可以反证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 第二，经堂教育起到了维系和巩固穆斯林群体的作用。中国穆斯林居住分散，民族不同，语言习俗各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穆斯林民族内部有贫富差别和智愚之分。而经堂教育通过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穆斯林凝聚起来，团结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群体。“天下回回是一家”便是这种群体观念的反映。“回回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守望相助，抱成一团，便是这种群体意识的具体体现。 第三，经堂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穆斯林大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如果没有经堂教育，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穆斯林，其文盲率会更高。因为历代统治者，由于其愚民政策的需要，并不想让老百姓受更多的教育。清政府曾在穆斯林聚居区设义学、社学、书院等，也仅仅是出于一种灌输儒家思想，培养“顺民”、“良民”的需要，而并不关注百姓文化素质的提高。而经堂教育虽说是一种宗教教育，但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文和教义，开设了阿语、波斯语的语法学、修辞学等课程，还开设了有关历史、哲学、逻辑、天文、地理方面的课程。这样，接受经堂教育的人，除了掌握宗教知识外，还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此其一。其二，由于经堂教育灌输了一种伦理文化，如家庭伦理、商业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等，教导穆斯林“命人行善，止人作恶”，虔诚的穆斯林大众往往洁身自好，律己甚严，何为合法，何为非法，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分得很清，道德感很强。而有无道德意识则是衡量—个人、一个民族文化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 当然，经堂教育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最突出的方面是培养出来的人知识结构不合理，重宗教知识，轻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由于统治者的汉化政策，穆斯林对汉化所带来的危害，总是心有余悸，不能客观地加以分析，不能冷静地对待，其文化心理很脆弱，很敏感，一提汉文化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拒绝，最终使多数人形成不学汉文、拒绝汉文化的传统。但无论如何，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关于对经堂教育的评价详见拙作《回族经堂教育之得失及其出路》(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