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开展学术研究和《古兰经》翻译活动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知识分子也难得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尤其是抗战时期，更是颠沛流离，东躲西藏，连生计都成问题。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之下，仍有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闹中取静，安贫乐道，埋头学问，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期的学术活动范围包括伊斯兰教历史、哲学、教义、教法、人物研究以及《古兰经》翻译等。这个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良骏的《考证回教历史》、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参考资料》、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杨仲明的《四教要括》、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马君图的《清真要义》、马自成的《历源真本》等。这个时期，还开展了对一些阿拉伯文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这方面有影响的成果有：马坚译的《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兰教育史》、《回教与基督教》；纳子嘉译的《伊斯兰教》；王静斋译的《回耶辩真》、《真境花园》、《伟嘎业》(教法著作)；杨仲明译的《教心经》等。 《古兰经》翻译是这个时期学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意义非同寻常。 关于《古兰经》，在本书第一章中已作了介绍，它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也是伊斯兰教法的首要源泉和依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体系和教法体系正是以《古兰经》为基础而形成的。《古兰经》在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出于对《古兰经》的尊重，教法规定，穆斯林只有在洁净(即具备大、小净)的情况下才能触摸它。同样是出于尊重，伊斯兰教法学家一开始反对翻译《古兰经》，认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降示的“天启”(瓦哈伊)之作，妙文天成，担心翻译会产生曲解误释，走样失真，因而对译经持谨慎态度。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以外的地区和民族中的广泛传播，越来越感觉到若不翻译，非阿拉伯穆斯林不能直接学习伊斯兰教，广大的非穆斯林更是无从了解它。于是，以艾布·哈尼法(699～767年)为代表的著名教法学家主张翻译《古兰经》，才使各种译本相继问世。先是有了波斯文和土耳其文译本。约12世纪中叶，出现了基督教人士翻译的古叙利亚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以后的译本逐渐增多。特别是15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伊斯兰教向欧洲大规模传播，引起西方学者重视，直译或转译者陆续出现，其中多数译本出自非穆斯林之手，出版意图是供批判之用，例如天主教徒马拉奇于1698年在帕尔多出版的拉丁文译本名称，直言不讳地写成《驳斥古兰经》。后来出现了大量的亚、非、欧各种文字的译本。 在中国，《古兰经》的翻译，根据我的老师林松先生的研究，从明清之际开始，大体经历了零星摘译、重点选译、全文通译3个阶段。 《古兰经》零星摘译出现于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译著中。在此之前，从唐代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经宋、元至明中叶，没有出现文字翻译，只是阿訇口头宣讲，群众在礼拜和其他宗教生活中诵读阿拉伯原文的若干章节。久而久之，形成了绝大多数人只会诵读原文而不解其义的局面。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等虽然已深切地感觉到译经的迫切性，但他们出于对《古兰经》的尊重，总是谨小慎微，不敢通译全文。只是在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时出于引经据典的需要，零星摘译若干章节而已。这个时期汉文著述最多的刘智(1664～1730年)在其著作中出现了3个微型短章的译文(《古兰经》第1、第110、第103章，见《天文至圣实录》卷7、13、15)。这也许应该算是中国穆斯林试译《古兰经》的开始。 《古兰经》重点选译，主要是指在穆斯林民间广为流传的《亥听》(《古兰经文选》)。《亥听》是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时最常用的《古兰经》有关章节，约20章。《亥听》的汉译和注释，流传于全国各地，主要有马联元《亥听译解》、杨敬修《亥帖注解》(1921年上海木刻本)。此外，李廷相译注的《古兰经译解》仅选第1章及第2章前5节，有题解、翻译，并逐节注疏；1924年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伍特公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详解》，约15万字。译者鉴于第一章开宗明义，“涵全经要旨”而详加解释。1941年由香港中国回教学会出版刊行。

    《古兰经》全文通译比起零星摘译和重点选译是个宏伟艰巨的工程。作这种尝试的第一人应推清代的云南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即马复初(1794～1879年)。他翻译的《古兰经》，题为《宝命真经译解》，据说他已经译了全经30卷中的20卷，可惜大部分毁于战火，仅存5卷遗稿，于1927年由中国回教学会刊行问世。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人也曾作过通译《古兰经》的努力，在这3个人的主持下，由马坚参与执笔，用文言文翻译，只可惜在上海《回教学会月刊》上发表过3卷，后因故停止，未能译完。 从1927年到1990年，《古兰经》汉文通译本得以正式出版的，计有：铁铮、姬觉弥、王静斋(3种)、刘锦标、杨仲明、时子周、马坚、林松、仝道章和周仲羲10位学者的12种译本，买买提·赛来的维吾尔文译本，以及哈再孜、马哈什合译的哈萨克文译本，也相继问世。在此我们仅介绍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几个译本。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并出版汉文通译本《古兰经》的人是铁铮，一位不识阿拉伯文的汉族学者。他是根据坂本建一的日文译本，并参照罗德威尔(Rodwell)的英译本《The koran》转译的，起名《可兰经》，用文言文表述，虽属转译但未失其真。1927年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有关译者生平材料，难以搜寻，据马松亭先生说，他在译本完成之后不久改奉伊斯兰教。尽管他的这个译本不是译自阿拉伯原文，但它的刊行问世，总算填补了一项空白，成为第一个汉文通译本，起到了刺激、推动穆斯林学者奋起译经的作用。 《古兰经》第二部全译本为《汉译古兰经》，由上海爱俪园广仓学窘于1931年3月出版，是集体合译，主译者仍为汉族学者。根据卷首所列名单，参加翻译者共13人，其中总纂者为姬觉弥(江苏睢宁人)，阿文参证为李廷相(河北迁安人)和薛天辉(河北宛平)，英文参证为钟绂华(江苏东台人)和罗友启(上海人)，日文参证为樊炳清(浙江绍兴人)和胡毅(浙江嘉兴人)，汉文参证兼校勘为费有容(浙江吴兴人)，审定者为英国人欧司爱哈同和中国七闽人罗迦陵夫人。这个译本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