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口有一朵静默的格桑花

石彦伟

在跨文化表述时代，当代文学的面颜，无法抗拒少数民族文化的润养，这其中以藏文化的色系尤为浓重。现在我们见到的，大概有三类人在写藏地：一是以阿来、意西泽仁、茨仁罗布、龙仁青、梅卓、央珍等为代表的藏族作家，他们渴望通过对藏族文化基因自觉的、深度的开掘，让更多人读懂藏族人的眼神；二是以范稳、杨志军为代表的汉族作家，基于一种文化外部的视角，他们可能比藏族作家更清楚藏文化内陆的哪些部分，最易获得外部的认同与感知，《藏地密码》、《水乳大地》、《藏獒》等一批长篇小说在文坛掀起一股强劲的“藏风”，对长期被遮蔽的文明认同的获释，起到良好的增益作用。但少数民族文化是一座深不可测的魅力之谷，对其质感的捕捉与再塑，必须从本质上调整视角和立场。纯粹的外部眼光固然可以迅速截取民族文化中有意思、有市场的那一部分，却暗含着浅层文化符号的猎奇嫌疑，极可能不是文化内核中最有力量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既有清醒的局外视点，同时兼具少数族群内部心理素质和信仰传统优势的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对藏族题材的入与出，显得尤为别致和珍贵。四川籍回族女作家赵晓霜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佛心》（新世界出版社），就很有代表性。

     这是一部文化传奇小说，以一块格桑花形状的玉佩为线索，讲述了几代人同在六世活佛仓央嘉措情诗的吸引下，走近西藏，走近心灵的圣域，由此摊铺开繁复的历史皱褶，将不同民族、不同代际的人们之间的情爱与仇恨、宽恕与责怨、皈依与背叛、求生与向死，巧妙勾描串联，组阁成一座充满层次感、段落感、雕塑感，厚重而鲜活的历史城堡。小说在看似轻松好读的叙述中，一直在努力触及一个负重的命题：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这是一个不算新颖的命题，但赵晓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个性化的介入角度，融入了作家特有的地域体验和生命关怀，使得这种讨论弥散出鲜润的气息。

     小说重点写了两个汉族女子：李瑶姬和李明珠，她们是生活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两代人，但共质的特点是或自觉、或非觉地接受了藏文化的濯洗，这其中，她们共同热爱的仓央嘉措情诗是灵魂的媒介，谕指着一种对于非物权化的精神意志的抵达。在解释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时，作家主要借助的阵地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交叠：汉族学生李瑶姬远嫁西藏，变成了格桑梅朵，现实带给她的是文化隔膜下的深度孤寂。如刚进藏地时，“捏着鼻子学吃酥油茶”，“仰着脖子学吃糌粑”，“没有人能听懂她说的话，而她也听不懂别人的话”。后来，为了阻止土司丈夫种植大烟，她又失去了昂贵的自由，失去了文化表达的权利，被关在潮湿的地牢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以至悲哀地死去；另一方面，她对活佛的向往与追寻，又始终焕发着巨大的理想力量，“她敲着碗碟给自己伴奏，唱仓央嘉措的情歌；她在阳光里站到官寨的碉楼上打望远方，期待着那梦中的红色藏袍能够像云一样从高天飞来；她在月光里把自己浸泡到月亮措里，让全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肤都和格桑花亲密地相拥”……丰满的人像表情之下，掩映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美丽、深情与自尊。小说很见功力的思考在于，李瑶姬一生处于一种冲突的悲剧中，但是本性上其实是接受了一种文明的调和。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女人，现实是冲突的，但理想却是融合的。比如有这样一个细节，写她在临死前取下脖子上的半朵水色格桑花，戴在孩子身上，这正是在说她希望使自己倾尽生命追寻到的一种文明融合后的精神理想，可以永远延续下去。

     现代生活中的新一代汉族女孩李明珠，没有经历这样多的沉重与波折，但她与李瑶姬有着文化长旅上的高度相似性。正如藏族男孩意西尼玛所说：“我毫无缘由地从明珠身上感受到嫫拉（指李瑶姬，作者注）的气息，好像她是嫫拉的转世一样”。明珠与意西尼玛的爱情马拉松，会让读者觉得冗长和延宕，迟迟没有结果，但我想这处繁笔正是作家的用意所在，实际上李明珠对意西尼玛的感情接受过程，正象征着汉文化对藏文化的认同和吸纳：这当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小说在这个问题上，很灵巧地预制了一个丰满的空间坐标，使人物从容地游弋其中，经受清感的沉浮与思想境界的攀越。首先就是姑娘的故乡，那个以阆中为原型的四川古城，在小说中，这里是汉族传统文化的保真地和集散地，浓缩着古老的诗意气质，却也不乏陈腐与封闭的病态隐患，暴露出对异己文化不够宽容的警惕感。譬如，迥异的饮食、交际、审美习惯的碰撞，对自然和动物（尤其是狗）的态度比对等，都传达出藏汉文化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明隔阂的忧虑。赵晓霜是阆中土生土长的作家，在以往的小说中大量触及古城地域背景，她对这块土地的文化嗅觉是灵敏而值得信任的，表达是沉稳纯熟的。另一个空间坐标点，是泸定桥，这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藏汉交界处，小说在这里开始尝试化解古城的文明冲突，进入到文化过渡带；再一个重要的坐标点，就是藏区的理塘，明珠和旅行的伙伴们分开，独立留守在这里，迎来了一次质的蜕化。理塘被誉为“世界第一高城”，也是当年仓央嘉措想借仙鹤的翅膀飞来的地方，它象征着强势的藏文化的精神高地。明珠在这里找到了她的“仓央嘉措”，走进了“那个答案”，实际上是找到了一种生命的姿态，一种爱的姿态，一种文明的认同感。与李瑶姬以死作结不同，明珠在完成了文化的跨越后，与意西尼玛终成眷属，两半格桑花玉佩寓言化地合二为一。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尽管对于文明冲突心怀隐忧，但对于文明融合的前景，始终是充满自信的。融合并不是同化，而是一种多元共生的状态，差异性将得到基本的保藏，不同文明将在自尊与他尊的原则面前，在双向（而绝不仅仅是单向）的进入中，获得自然生动的和解。这或许是《佛心》这部小说贡献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融合问题的深度求解与清醒言说。

     小说的一些次要人物，尽管各有各的故事线，但都可理解为上述主题不同分支、不同程度下的某种暗合。扎西巴杂，当年土司的侍从，是保守文化的代表，他对历史记忆的痴情，对现代传播媒介的警惕，对汉化教育的忧患，体现了文明终端的坚守姿态。意西尼玛，从中学时就离开藏区到汉地上学，受到较多的汉文化熏染，但他身上有很强的寻根意识，在追求明珠的过程中，也贯穿着对藏族母体文化的回归。同时，他与老一代藏人扎西巴杂的对谈和碰撞中，也隐喻着现代性对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的潜在改造。央金拉姆是一个让人觉得无辜和疼惜的女孩，她对意西尼玛的爱慕是失效的，不妨可理解为作者对表象化的文明内部认同的一种反思。卓玛姑娘是一个商人，很会做生意，但她的精神追求最为深刻，体悟到“灵魂已经轮回了，可肉身还没有”这样巨大的茫然感，她一直强调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越需要他，他身上的人间烟火味道就越重；他身上的烟火味道越重，离我就越近；但他离我越进，就越不是我所需要的”。为此，她陷入自己营造的“巴比伦塔”里了。这种永恒的不可调和性，使小说多了几分厚度，它促使对生命缺少观察与认知的人们，进行反思，譬如意西尼玛，就有意识地进行了一种自省般的比照：“在她的深海面前，我发现自己不过是正从高高筑起的堤坝里倾泻而出的人造瀑布”。此外，英国人鲍勃，见证、求真、延续历史的古城佬翁，“走四方摄友网”的驴友们，穿起藏袍的小护士等，他们以清澈无私的爱的形象，传播着像阳光一样的藏汉文化——与历史书写部分调子极灰的汉人为藏地带去毒品的描写：“大烟的叶子就像刀一样，在他们的脖子上晃”相比，当下民族文化的生存方式，已不再是强行的进入与瓦解，已不再具有暴戾的伤害性，而是一种真诚的和解，甚至是彼此的保护，这种大气的文化观“让人们在温暖自己的同时，也温暖着更多的人”。

     丰腴的人物群塑，杂生的故事线条，只因为一个关键词“仓央嘉措”而变得清晰起来。显然，对其情诗内蕴的探讨，也不应忽略。“情歌的感染力，就像风一样，能把种子撒到任何适合花开的土地上”，“活佛的歌也是在宣讲佛理，或许还有更深的意义，就看你怎么去想”，这些句子似乎为我们的解读提示了一种思路：女子们挚爱的情诗，并不只是“为爱而生”的情感本身，更有着一种对自由、纯洁、高贵的彼岸境界的神往，充满着清冽深沉的宗教意味。事实上，就是在这些诗里，暗藏着作家一直没有点破的“佛心”，即信仰修养的内核。这个问题并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部作品可以回答的，它是一种主观的体验，人人都可以结合自己的生命轨迹，提供一种解答的角度。譬如弘一法师对此的解答，就是“慈悲”。那么，赵晓霜，作为一个回族出身的女作家，她对于藏文化的信仰精神有着怎样的观察和提炼？我将其总结为两个字：静默。就是这两个字，构成了精神世界与物质利诱对峙平衡的可能。小说开端部分，李瑶姬一出场，就营造了这样一种情绪：她明知道江水是流动的，但她相信江水是静止的，“因为她看到了、感觉到了远远的静止”。李明珠、意西尼玛等人对藏文化渐进的追随与热爱，也是源于静默的力量对人心的刺激和感召，譬如在惠远寺，他们从藏民和喇嘛的表情中读出了一种“全世界最深沉的静默”，甚至，意西尼玛“今生唯一想通过画笔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用心感受到这种静默”。这里作者还特为留出意味深长的一笔，把这种静默类比为“回教徒冥想着沙漠时的静默”。很明显，作者在解读藏文明的时候，本能地渗透出回族母体文化的感知习惯，显现出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些许特征，也显示出作者阐释不同民族文化、宗教文明的探索精神。藏文化博大精深，她的答案一定不是确定和唯一的，甚至可能是漂移和浅薄的，但我们应该承认，这一定是一个必要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我在本文开端所谈到的，既区别于藏族作家内部的文化自觉，又不是汉族作家非信仰化的纯粹外部视角——全新的他者民族的第三视角，使赵晓霜在解释信仰命题时，多开了一扇窗，也多了几分冷静与从容。

     这让我联想到，少数民族作家写本民族生活有优势，写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也有一种区别于汉族作家的优势，甚至与该民族本身相比，也未必浅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承志的《黑骏马》。就草原文学对蒙古民族气质的把握来说，这无疑是一部难见对手的作品。玛拉沁夫曾感叹道：“我写了一辈子草原，没有写过张承志。”我们在意的并不是哪个作家写得更好，而应该意识到，他者民族对本土民族的书写，其实有巨大的潜力和成熟的可能。这让我们必须承认，多建设一个文化的参照系，对于思想的定位和文学的表达，不仅重要，而且必要。由此评论界也应该建立共识，少数民族作家书写其他少数民族题材，应该受到更充分的关注和评价。

     小说在文学手法上也有一些值得评点的亮点。最显著的就是叙事方式，故事的展开有一个隐藏的第三人称的讲述者，但最有秘史气质、引人入胜的故事，往往是由当事人以第一人称讲述出来。不同视角在交替轮换，不同的历史路径分别洞开，不同的表述习惯交融共辉：意西尼玛的沉稳客观、扎西巴杂的苍凉凝重、明珠的感性细腻、卓玛的诗意忧伤，充满了波折，充满了颠覆，充满了未可知的命运和个人的经验与超验。这种类似说唱艺人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格萨尔王传》，书面史与口述史的配合，使藏族民间文学与现代小说技法得到有益的嫁接。仓央嘉措情诗在每一章开端出现，也借鉴了藏族长篇小说的表达传统，会让藏族读者感到亲切。情节的打散化处理，形成一个个快切的蒙太奇小单元，减轻了阅读负担，读来轻快流畅，时刻充满新鲜感和探秘欲。作为一部以爱情为主线条的市场化运作的小说，作品没有丝毫外露的情爱描写，把爱情写得很内敛，很端庄。这些都值得称赞。

    《佛心》是赵晓霜第一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不俗的实力，我想这与她此前写了大量出色的小小说有关，悬念设计、人物造型都是难得的好手。但这部小说也有一些仓促之笔。比如，在理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时，小说似乎还稍欠章法，阅读时偶感吃力，个别地方仍有刻意圆说的痕迹，往往，当谜底被揭开，人物关系清晰之后，前面的细节却容易被遗忘，造成理解上的断裂感。情节安排上，游历藏区这一部分，显得有些拖沓，民俗描写也不够深入。人物口述中，意西尼玛的个别感受过于细腻，如“他的腿太长了，坐在那里的确很委屈”，“我看不惯他的胡子……越想越觉得不伦不类，想着想着，笑出了声”等，有女性心理的痕迹，与藏族汉子的形象不大协调。再一点，就是可以感到作家对宗教文明的解读还缺乏深度探究的勇气，圣约翰大教堂、清真寺、布达拉宫等宗教元素的出现，多停留在文化的表层，未能潜入灵魂的深处进行开掘，未免有些遗憾。

     “不要打扰所有的生灵，让一切自然地生长”。这是小说在尾声部分的一句话，对自然、文明、生命的敬畏感，对静穆境界的深沉吟唤，让人“仿佛沐浴着月亮措透明的阳光，看到了月亮措透明的湖水”。心境的提拔，理想的幸福感，包括信仰的力量，往往只在于静默中的一种主观体验，正如意西尼玛所说：“心里有了，眼里有了，他就成了你的一部分——我期待每一个好姑娘都能找到她们今生的仓央嘉措。”


                                                        2009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