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北京的办公室值班发稿，忽见电脑上闪出一条电讯：埃及著名作家马哈福兹被刺身亡。我拿起电话准备向常驻开罗的记者了解详情，一条更正电讯又迅即闪出：马哈福兹遭袭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现送往医院治疗。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袭击事件发生在1994年10月的一个周末。马哈福兹当年82岁，他大难不死，使读者长出一口气。但一个久思不解的问题却把我折磨：一位进入耄耋之年的作家，何以还为人所不容？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生在开罗、长在开罗、以开罗为背景写作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91年8月，我曾到他在《金字塔报》报社大楼六层的办公室采访。自1971年12月从国家公务员岗位上退休之后，他一直被阿拉伯世界这家声誉最高的报纸聘请为专栏作家。报纸的常务副总编萨拉马先生告诉我，他们聘请了像马哈福兹这样一批社会名流为专栏作家，并非属望他们撰稿，而是想借助他们的名望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但是，马哈福兹还是在报上开辟有专栏，每周撰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时评。

     马哈福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就像开罗街头常见的那些慈眉善目的蔼然长者。他当时79岁，背有点驼，面色憔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深色墨镜，左耳边挂着一个助听器。他告诉我，他健康状况不佳，患有糖尿病，眼力不济，听力也不好。闻此，我把准备好的三页长的采访单子收起来，只向他提了两三个最想了解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一个作家，如何做到既要有容人之雅量，又要保持创作的社会批判之锋芒。

     我之所以提这样一个问题，是由他的经历和作品引起的。这位被誉为“阿拉伯小说之王”的大作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登上文坛，一直对社会持批评态度，也一直遭到不同社会势力的搅扰。他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似有难言之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我一直踽踽独行，备受煎熬。”

     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埃及虽已宣布独立，实际上仍处在英国的操控之下。敢于直言的作家塔哈•侯赛因被罢免文学院院长职务。擅长抒发民族感情的诗人阿卡德被投入监狱。在这样的氛围中，马哈福兹在创作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即将他对现实的评判掩隐在历史的面纱之下。他早期的作品《命运的嘲弄》、《底比斯之战》，都以法老时代埃及人民抗击外族入侵的史实为素材，曲折地反映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英国人感知到这一点，但却抓不住任何整肃他的把柄。

     1952年，加麦尔•纳赛尔发动革命，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宣布埃及为共和国。马哈福兹对这场革命表示欢迎，出版了被称为《开罗三部曲》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小说。小说主要通过开罗一个商人之家三代人的生活变迁，反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人民反对英国军队占领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这部后来被誉为马哈福兹代表作的鸿篇巨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就在这时，他看到，纳赛尔实行铁腕统治，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先后下狱，有的还被关押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沙漠监牢中。他对革命的热情很快凉下来，再也无从下笔。他不得不暂时停止创作，以免以言获罪。

     经过五六年的蛰伏与观望，马哈福兹才重新拿起笔，创作了长篇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并从1959年到1960年在《金字塔报》连载。人们原以为这不过是一篇讲述市井顽童的故事，但随着情节的展开，却发现其中对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的圣贤人物，诸如耶稣、摩西、穆罕默德，都作了人性化的描写。一些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一部“嘲讽性的寓言”，是对圣贤的“公然亵渎”。于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轩然而起。先是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阿訇带领信徒到大街上游行，要求立即停止连载。随后，埃及权威的伊斯兰教代言人爱兹哈尔大学发表声明，要求法庭审判作者和连载者。最后，埃及伊斯兰教的权威人士谢克•默罕默德•伽扎利出面，直接写信给纳赛尔总统，要求决不准这部作品出版。

     当时的《金字塔报》主编是埃及著名记者、总统新闻顾问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他依仗自己同纳赛尔总统的密切关系，没有对宗教界的要求做出任何回应。马哈福兹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写作，本来怕得罪执政当局，不料却惹恼了宗教界人士。他感到无所适从，只是辩白说：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人对精神价值的寻求，而绝不是反对精神价值”。他公开表示，他决不正式出版这部小说，因为“国家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给国家添加一个文学上的麻烦”。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埃及也没有哪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部作品。直到1967年，在阿拉伯世界以“思想自由”著称的黎巴嫩，才有一家出版社将这部书稿出版，但也作了不少删节。就是这样，这部小说仍不能在埃及出售。此事，马哈福兹是知道的。他不知道的是，在禁售的背后，则是埃及的宗教极端分子将他列入了死亡黑名单。

      因宗教问题招致的麻烦尚未了结，现实政治麻烦又接踵而来。小说的禁止出版和销售使马哈福兹的创作信心备受挫伤。这时，又是海卡尔站出来支持他。海卡尔鼓励他不要怕，“只要你敢写，我就敢发表”。于是，马哈福兹接连创作出长篇小说《尼罗河上絮语》和《米拉马尔公寓》。前者于1966年在《金字塔报》连载，受到广泛好评。后者于1969年搬上银幕。岂料，影片刚刚上映，就有人指称其中隐含有批评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内容，于是不得不停映。倒是当时的电影检察官还比较开明，他向纳赛尔总统解释说，有点批评性内容不但无大碍，反而有助于消解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据说，纳赛尔觉得此言有理，随即解除了禁令。这使马哈福兹虚惊一场。

      马哈福兹惊魂甫定，又有一场政治风暴袭来。1978年，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签署戴维营协议，曾几次交战的埃以两国实现媾和。此举不但遭到埃及国内一些政治势力的反对，也遭到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谴责。马哈福兹公开支持萨达特这一举动。他在《金字塔报》上撰文说，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萨达特总统果敢地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这一看法有点“超前”，被斥为“背叛阿拉伯民族的胡言乱语”。从此，他的作品，不问其内容，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一律被查禁。

      1988年8月，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马哈福兹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给他带来巨大荣耀，缓解了他在国内外的困难处境。但是，在阿拉伯世界，对获奖的不同解读和反应也是有的。埃及有些人认为，马哈福兹获奖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如说是因为他支持萨达特“向以色列低头”这一政治态度。叙利亚报刊发表文章说，给他这样一个阿拉伯作家颁奖，是“世界上犹太人策划的一个政治阴谋”。约旦作家协会主席明斯尼•弗雷兹则公开说，马哈福兹根本就不配得奖，因为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吸毒、妓女等邪恶现象的无耻描绘”。

      获奖的风波尚未平息，更大一场政治风暴又猛烈袭来。1989年2月，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出版的小说《撒旦诗篇》被指控“诽谤伊斯兰教”。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发布宗教命令，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追杀拉什迪。西方国家几百名作家发表声明，反对伊朗的极端做法，对拉什迪进行声援。作为穆斯林作家的马哈福兹也加入声援者的队伍。他说，他坚信“没有一本书能动摇一种宗教信仰”，发布宗教追杀令是错误的，“鼓动杀戮者必遭惩罚”。他的言论在阿拉伯国家引起强烈反应。有人对他表示失望，有人指斥他是“企图摧毁伊斯兰教的外国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埃及的极端宗教头目、后因涉嫌“9•11事件”而在美国坐牢的谢克•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则声言,马哈福兹已经背叛伊斯兰教，“除非他幡然悔悟，根据伊斯兰法，必须把他处死”。

     鉴于马哈福兹的处境日益险恶，埃及警方提出给他配置警卫人员。但是，他谢绝了。他说：“我不需要什么悔悟，我并没有犯什么罪。我不害怕，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保护。”他没有料到，就在这时，有人真的在暗中谋划向他下手。

      那是1994年10月14日黄昏时分。马哈福兹走出家门，坐上汽车，准备去尼罗河宫举行周末文学讲座。这时，一个年轻人悄然走上前来。他视力不好，还以为是前来向他致意。那个年轻人一句话没说，举起藏在身上的尖刀，径直向他的颈部和右臂连刺两刀，然后乘车飞驰而去。这是继埃及另一著名作家法拉德•福达一年多前在开罗遭伊斯兰武装分子杀害以来又一令人震惊的凶杀事件。许多埃及作家或撰文或发表谈话，谴责这种卑劣的暗杀行径。著名作家贾迈尔•基坦尼说：“这是恐怖分子向文明和创造发出的威胁，旨在窒息作家的声音。”女作家法蒂阿•阿萨尔说：“马哈福兹就是埃及。袭击他就是袭击所有的埃及人。”

      埃及新闻部长萨伏瓦特•谢里夫代表穆巴拉克总统到医院探视马哈福兹，称他为“阿拉伯世界的良心”，并郑重宣布，政府从不主张查禁他的任何作品。这预示被查禁三十多年的《我们街区的孩子》已经解禁。因此，一家出版社提出正式出版这部作品。可是，马哈福兹却表示，没有爱兹哈尔方面的同意，他不能应允。他这一态度在一些埃及作家中引起争议，认为他“被屠刀吓破胆，向宗教裁判屈服了”。但是，他自己却说，他不向任何人屈服，只是不想引起新的社会对抗。这不由使我想起我国著名学者胡适自述中那句话：“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马哈福兹在病床上接受采访时说：“死亡威胁并不可怕。我随时准备迎接它。” 他表示：“我祈求真主让警察战胜恐怖主义，使埃及挣脱这种罪恶，使人民、自由和伊斯兰教得到保护。” 他还说，他并不仇视那些企图谋杀他的极端分子，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愚昧，同伊斯兰教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谋杀案件不久即告破。这是几个伊斯兰极端分子合谋策划的，主犯是一个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他在法庭上供认，他同马哈福兹没有任何私怨，也没有阅读过他的作品，只听说他反对伊斯兰教。因此，在其他人的鼓动之下，他决定对他“进行惩处”。
 
     马哈福兹虽然幸免于难，但伤及右臂神经，右手几乎再也难以握笔，写作受到严重影响。他后来出版的作品，大多是在朋友帮助下，由他口授完成的。人们本来还期望看到他的更多新作，岂料，他却在2006年8月30日与世长辞，享年94岁。穆巴拉克总统参加了他的葬礼，称道他说：“马哈福兹是一道文化的辉光。是他让阿拉伯文学走向世界。他以创造力带给众人的价值标准，充满了启迪精神和宽容品格。”埃及极端宗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一直被视为对伊斯兰教义的破坏。但是，无论如何，马哈福兹本人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马哈福兹生前之所以招致一些人的敌视和仇恨，都是出于政治或宗教见解的不同。他为人宽厚，诲人不倦，同任何人都没有个人恩怨。他终生坚持创作，或秉笔直书，或含而不露，描述各种社会问题，出版有长篇小说34部，短篇小说集17部，还有其他作品多部，可谓著作等身。他的作品是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本人的创作经历，特别是在长达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同社会上各种势力的冲突、妥协与斗争，我觉得也颇值得总结。我当年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他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回顾他的一生，我却感到已经得到很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