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的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对法国政府驱逐数千名吉普赛人(又称罗姆人)表示愤怒和困惑,许多人将此次与二战时维希政权驱逐犹太人作比较,但很难辨识什么是更为离谱的举措,是萨科齐总统推行的反吉普赛人政策还是批评中所提及的反犹太举措。
在法国现代史上,战时的维希政权并不具有对仇外排外政策的垄断式操控。纵观20世纪的百年历程,法国共和国的历史奠定了政府对吉普赛人歧视的行政和法律基础。
1912年,法国的共和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旨在专门针对流浪者的法律,政府还创造出专门针对吉普赛人的身份卡制度,而法律中吉普赛人的称谓被“游牧民族”所取代。
身份卡制度令政府可以在一战中追踪吉普赛人在国内的行踪,他们很少呆在政府设置的居留营中。这种状况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变化,随着大量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宗教和政治难民涌入,法国政府建立了一种新的身份制度,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所指出的,这种制度不过是要更严格的限定法国国家的构成轮廓,以及更好的定位那些不属于法国民族的群体。
随着这种无情体制逐渐发挥作用,在法国形成了几个“特殊的聚集中心”,这些类似难民营的聚居地成为那些刚刚到达法国本土的吉普赛人的歇脚地。与此同时,法国议会通过法律,允许官员有权剥夺那些最近获得法国国籍自然公民的身份。而后,在德国入侵法国之前,法国政府下令地方官员将“游牧民族”驱赶至指定地区。在为行动辩护时,法国政府称,那些没有家园、没有土地和专业技能的流浪者已经对法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必须予以“消灭”。
文章指出,共和国不会无休止的对吉普赛人或犹太人实施种族主义政策,更不用说将这些群体有组织性的驱赶至死亡集中营。
然而,对法国历史民主体制与专制接续并存的观察忽略了一个事实,民主国家也会像独裁国家一样实施仇外和种族主义政策。
从柏拉图到托克维尔都曾警告多数人统治存在的危险,尤其是大多数人在少数人的言语蛊惑下变得情绪亢奋和行动失控。
当代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现有的政策并不像当时的法国和齐奥塞斯库时的罗马尼亚那样严酷,但吉普赛人仍被视为社会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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