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礼先生的生前未曾见过面的好朋友马志仲（中间坐的）和陈阳光（左）陈月华（右）合影

     一、访问陈月华

     2009年年末，在陈克礼先生的家乡——襄城，我访问了陈克礼先生的女儿陈月华女士。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

     第一次是在2008年的10月，我在马光援教授的陪同下，第一次拜访陈克礼先生的故乡——襄城，我们想先去拜谒陈克礼先生的墓，顺路见一下陈月华女士。我们在一个小广场附近见到了她。月华女士见我远道而来，很是热情，她说自己现在正上着班脱不开身，很是抱歉。

     我总想从月华的身上寻觅到先生的影子：陈月华中等身材，五十左右，或许更年轻些，衣着很普通，说话很爽快，中州口音。因为她还在“班上”，我们没有多交谈。只在那里照了张像。这对我说已经是很满足了——我终于见到了陈阿訇的后代了，月华走后，我还思索，她究竟哪里最像父亲呢？

     2009年12月我再次去襄城，陈月华依然在那个地方给人帮忙，虽然几年前就退休了，但待在家里很不自在，于是被一家眼睛店老板聘为经理，帮助他打理眼镜商店的生意。因为她工作认真负责，老板十分信任她。店里忙时，中午饭就让丈夫给送去。我这次是专门来采访他们的，月华夫妻就让我到家里吃饭。我也想找机会请她谈谈对父亲的印象。但她还是不得清闲，找个整时间都很难。好不容易请了假，我们才交谈起来。

     记得那时我才五岁吧，一个阿姨把我领进去，里面有很多孩子，哥哥比我大两三岁，他就直接上学了。我在幼儿园里生活得很好，有吃的。有时他们吃肉，我不知道，刚要吃，保育员就喊：不要给她吃，她是回民！

     我们所在的儿童教养院原来接收的是社会上的流浪儿，还有小偷什么的，后来收容了不少社会上的孤儿，改名为儿童福利院。我记得当时西安有个老干部，她没有孩子，就到福利院想领养一个，当时她挑上了我，还有一个小女孩。那个老干部拉着我的手，很喜欢我，对我特别亲热，当时我也乐意跟她走。哥哥就在门口看着我们，一个老师看见了他，就说，哎哎，这个女孩儿不行，她不是孤儿还有爸爸呢，这是她哥哥。这样那个干部就把我放开了。就去看另外一个女孩。

     第二天，那个女孩穿上新衣服被那个人领走时，我还很羡慕她。

     星期日或节日什么的福利院的老师就领着我们到附近的山上去玩，那里还有部队在集训，遇到不好走的地方，那些战士就用两手托着我们，让我们踩在他们的手上，我们很害怕，就扶着战士的头过去。

      我们好多孩子在一个大房间里睡一个大通铺，夜里有值班的老师。早上起来就去洗脸、刷牙，然后就吃早点。后来我该上学了，老师把我领到学校门口，让我进去，我使劲拽着阿姨的手，不敢进去不愿离开阿姨。阿姨说，这是学校，你得上学。这样我才很不情愿地离开了阿姨。上学后，我在学校里学跳舞唱歌，很高兴。

     1962年大概是春天吧，天气比较暖和了。一天，校长把我喊去说，月华，你爸爸来接你回家了。我听了一愣，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妈妈的概念几乎没有了，就是老师。没听说过“爸爸”这个词。所以见到父亲时，我一直不敢上前，还是校长说，去呀，找爸爸去呀！我看着眼前这个戴着眼睛的人，笑着看着我，向我伸出手，我怯生生地走近前被他拉住了手，往我手里塞了几块水果糖。我们又在学校里转了转，我当时很不愿意离开儿童福利院，因为第二天我们还要到外边演出，而且我还是领舞的呢。是当天离开的还是第二天？我记不清楚了，总之父亲带着我和哥哥离开了西安儿童福利院。

     我和哥哥跟着爸爸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火车站，我们坐上火车，咣当咣当地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就到了家。我们回到家一看，我们住的四间东屋已被扒掉了一间，剩下的三间也都破烂不堪，有的顶子能看见天。屋门口有一个烧火的灶，一个破风箱，靠里边有张方桌子，还有条只剩半边腿的长凳，另一头耷拉在地上，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只好去乡下找大伯和二伯，他们两家也不富裕，东凑一点西凑一点儿，先解决吃饭和睡觉的问题。我哥和父亲睡一个铺，我在靠南边睡。那时小，走得很累，不知不觉就睡下了。木板上没有褥子，就有两条破被子。后来父亲就弄来干草打成草垫子铺在铺板上，冬天也还比较暖和。我和哥哥又上学了，哥哥在一小继续上四年级，我在二小上一年级。二小离家远一些，放学晚了，哥哥还要接我回家。

     记得每天早上我还没醒呢，父亲就开始生火，拉风箱。给我们做饭，我们吃了饭就去上学。深夜我们都睡着了，父亲就开始写。那时家里没有电灯，点的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一盏小油灯，瓶口上放上一个小铜钱灯芯从钱眼里出来。父亲眼睛本来就近视，写字时几乎眼睛都快挨上纸了。 父亲中午要睡上一会儿。我有时看见父亲写那些很小的曲曲弯弯的字，我也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阿拉伯文。他长年在硬板凳上坐着，屁股上长了疮，他就把一条腿蜷起来，只用半边屁股坐着写东西。他的疮一直就这么烂着，有时还流着脓水，父亲就找块破旧布垫在下面。我们见了都很心疼。

     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夏天吧，我们跟父亲到叶县的马庄，父亲被那里的乡老聘为阿訇。我记得马庄清真寺就像一个大院，平时我们就在院子里玩儿。我只记得一个农民给了父亲一张羊皮。

      后来我们又回到襄城。由于生活困难，光靠政府救济也不成，父亲的一个朋友从甘肃寄来一些钱或衣服和小米，有时还寄来点豆子，父亲知道哥哥爱吃炒豆，就给他炒着吃。时间长了，父亲一从邮局取回东西，我们就知道又是甘肃的马叔叔给寄东西或钱来了。听父亲说这位好心的马叔叔叫马志仲，他们只是书信往来，谁都没见过谁。马叔叔先给父亲邮来一件黑毛的羊皮袄，因为生活困难没粮食吃，父亲忍痛把皮袄给当了。马叔叔知道后又给父亲寄了一件皮袄，我记得他还给我们家寄来一块被面。我们都很感激他，要不是这位好心的马叔叔，我们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一九六四年“四清”开始了，开始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父亲常被叫去学习，接受群众批判。在此前，有一次县里召开少数民族座谈会，让父亲参加，父亲不知道什么内容，开始还很高兴，回来后才知道是给他戴右派帽子。说他在北京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时讲的话定成右派。街道组织学习他也带我去，有时听着听着我就趴在他腿上睡着了。

     他一个人去水井挑水，衣服旧了就倒街上买点颜料，自己染染再穿，衣服破了自己补补。就是这样的生活，父亲还表现得很乐观。有时他带着我到城墙上散步，一边走嘴里还唱着京剧，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但觉得挺好听的。那时襄城还有座瓮城，上到上面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以前襄城里住房没有现在这么密，有不少空地，还有菜园子、水井、水车什么的，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记得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出去，在大街上捡到一个粮本，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家的粮食每月都不够吃，捡了这个粮本我们就不会再吃不饱了，但父亲说，谁家丢了粮本都会很着急的，我们还是把它送给失主吧。当时没有这个粮本就买不到粮食，有钱也不买到粮食，粮本就是一家人的生命线。那个人家姓买，见我们把粮本给送来了很感激。

     我们原先住的三间东房扒干净了，那块空地上我们就种上一些红薯，种上麦子。我记得还写过一篇作文。我的作文只要经父亲的手一修改，交上去准能被老师当成范文来读。我在上学时，很喜欢朗诵，我还到外边参加过比赛，得过奖哩！因为我为学校争了光，我才被批准加入了少先队。在这之前，我见别人都戴上了红领巾，非常羡慕，我问怎样才能入队，我积极争取就是入不了，因为父亲是右派。我戴上红领巾后高兴得不得了，还照了张像。现在我还留着这张照片呢。我小时候没穿过一件花衣服，一直到大一些了才第一次穿上一件带花的衣服，心里美极了。

     每个学期开始发了新书，哥哥的同学就拿着包好书皮的课本到我家，请父亲给写上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都知道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每当这时，父亲的脸上便露出笑容，我们这个寒碜的小屋里也充满了生气。

     那时我们生活非常艰难，常常挨饿。北屋是奶奶的房，属于父亲和伯父共有，伯父把他那间让给了我们，我们就搬进了北屋。由于生活没有着落，父亲就把这三间东房给扒了卖了钱买粮食吃。家里生活实在困难，父亲又没有工作。他觉得自己空有本事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于是他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希望能有一份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

      白天，父亲到菜园劳动，中午回来给我们做饭，空闲时，他就到附近不远的工人俱乐部报栏去看报纸。一九六六年春，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我们这里震感很强，晚上我们不敢在屋里睡觉，父亲一直在院子里守护着我，看着我安稳地睡下，他仍然不睡，那时他非常关注地震形势，好像还在思考着什么。

     大伯从青海回来后，一家人生活也很艰难，他做着一个小本生意，在街上卖羊肉，有一天，我给大伯送饭，大伯拿了一小块肉递给我：拿回家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给我们家的，那些年月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我很高兴地跑回家，其实这肉是让我带给大伯母的，结果我们给吃了。大伯也没说什么，大伯很疼我，记得小时候我总爱咳嗽，一咳起来就没完，大伯见我咳得这么厉害，就背着我去了医院。当时父亲不在，他可能去北京了。他从吕朝光伯伯那里取回很多的书，装了满满一个大柳条箱。

     哥哥六年级毕业了，他学习成绩很好，考县一中是不成问题的，但老师说，即使你考上了，学校也不会录取你，因为你父亲是右派，家庭出身不好，上一个好中学都难。后来哥哥又考上了首山中学，但那所中学离家很远，需要住宿，每星期要从家里带上粮食到学校，可是家里生活这么困难，哪有粮食给他带呢？哥哥只好放弃。闲在家里不如找个工作这样还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要在这小县城里找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农村当“知识青年”。1965年报纸上一直在宣传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号召有志气的青年到广大的农村去。哥哥报了名，然后就在县里集中学习了几天。哥哥出发那天，镇上敲锣打鼓地欢送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我和爸爸就到门口看。老远就看见哥哥胸前戴着大红花，高高兴兴地向我们走来，我忙让父亲看：“爸爸，您看我哥还戴着大红花呢！”这时哥哥也看见了我们，还冲着我们笑呢。可是父亲没有笑。他看着哥哥这么小就离开家心里非常难过，他把脸背过去，转身进院了，我一回头，见到父亲的眼里闪着泪花。他心里难过，哥哥刚刚十五岁，这正是该继续学习的年龄啊！但由于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子女的前途，他怎么不伤心呢？但憨厚朴实的哥哥恐怕还不理解父亲的心情，也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未来对他是吉还是凶，我们都还小，不理解父亲的心。

     送走了哥哥，父亲成天不言不语，过了没几天他独自去了哥哥下乡的地方王洛公社柿园张大队看他去了。那天很早父亲就动身了，步行几十里路，来到哥哥所在的张庄村找到了哥哥住的地方，正赶上哥哥吃中饭，其他下乡的青年都比他大，一般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爸爸看了看哥哥睡的地方，哥哥给他盛了碗饭。这时上工的钟声敲响了，父亲也没再多呆就回来了。

     六六年我上五年级了，那时我已经转到了一小，这学校离家稍微近一些。一天我忽然看到了一张写我父亲的大字报，就贴在我们教室的对面，我看了心里难过极了，就贴在我们五三班的对面，同学们都看见了。我就觉得有无数根针扎我一样，非常难受。这个学校简直没法待了，我决定不再上学了。回家跟父亲一说，父亲不同意我休学。他说，你要考虑好，小学还没毕业就休学，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说不后悔。因为我学习不错，作文经常受老师表扬。老师也劝我：你这么小就休学了多可惜呀！我当时很拧脾气倔，说不上就不上了。 在家还可以干点活，补贴家里的生活。当时，一个月的口粮吃不到月底就没了，不够吃就得花钱买。家里穷得丁当响，哪有钱买粮食啊。我不上学了，可以帮助爸爸挣点钱。我这么小能干什么呢？当时街道上组织人砸石头，把大块的石头砸成小碎块修路用。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去砸石头。一天下来也挣不到几毛钱，但就是这样的工作，也让我心里不痛快。除了砸石头，还砸过铁条（钢筋），用于做水泥电线杆的钢筋。街道上干这个的人很多。我们还要把砸完的小石子用车拉到铺路的工地上。当时是为了修那条“备战公路”。后来我又纺麻绳，用来捆烟叶用。一个女的冲我说：你是右派的女儿！我心里恨，但也不敢言语。我不干了，就在家做饭，给在菜园劳动的父亲送去，那时父亲在菜园推水车。

     白天父亲去街道接受劳动改造，晚上，我们睡下，他就在煤油灯下开始写作。我们住的石羊街那时全是大条石铺的路面，一下雨，路面光滑得很。可是一过车响声很大，尤其是夜间。我一觉醒来，他还在昏黄的油灯写作，墙上映着父亲弓着身子翘着腿、伏案疾书的身影，就像一尊雕塑。那一刻至今仍历历在目。这时候，年少无知的我总是天真地想：他还有多少字没写完？他怎么这么多作业？现在我才知道，那是父亲在作生命中的最后一搏！

     为了补贴家用，我还在北大街弹过棉花。那时就是只要能挣点钱就行，父亲戴了右派帽子后就经常被街道找去谈话，他除了去劳动，去看报很少出门，也很少跟别人说话，有人不理解，认为父亲架子大不爱理人。其实父亲是怕给人找麻烦，因为父亲时时都处于被人监视的状况。

     1966年父亲去了趟北京，进门时已经是清早了，他一进门我就叫他：爸，你回来啦。看样子他很疲惫，父亲是从许昌下的火车，可能是从许昌连夜走到家的。在北京，没钱住旅店就睡在公园里。

     1966年夏天第一次抄家时，我正在门口，那边来了一拨红卫兵，对面有个人就指着我们家说：她们家是右派，你们去她家！我一听马上往回跑，告诉爸爸红卫兵要抄家了，爸爸忙把几本阿文词典藏起来，当时也来不及想哪儿安全了，爸爸就把词典藏到房檐上。红卫兵进了屋就看见柳条箱里的书和父亲的文稿，动手就要拿。我知道这是父亲的心血，就挡住不让拿。一个红卫兵一把将我拉开，就把这些书和文稿都抄走了。还有我们全家唯一的一张合影也给抄走了。那张是在北京照的。妈妈抱着我，哥哥在中间。那张照片一直没找到。

     红卫兵走后，大妈过来了，她说，怎么没把重要的东西扔到倭瓜地里呀？扔那儿谁也不会注意了。我一看，果然是地里的大叶子遮挡着是不容易被发现。可是当时时间太紧了，我们几乎来不及想红卫兵就进来了。

     父亲最可惜的就是那些书稿和阿文词典，没有了词典就无法工作。他去县里找县里的“内务组”（即原先的民政局）去要自己的书稿，那里的人说没见到。我就去乡下找哥哥，我估计哥哥可能认识这些红卫兵。那时没有汽车，就凭两条腿走，见到哥哥我把红卫兵抄家的事情跟他说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家。哥哥到了学校找到他的同学打听是哪一派人去我们家的，他的同学说不是他们去的。哥哥又问被抄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我知道，这些书和手稿是爸爸最重要的东西，爸爸不能没有书，不能失去这些手稿，这是他多年的心血！

     此前父亲把自己翻译的书稿是存放在马志仲那里的，后来因为父亲要进行修改，才让马志仲把那些书稿寄到襄城，但《圣训经》仍在马志仲伯伯那里，父亲去信告诉他好好保存。这样《圣训经》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不然，那部凝聚着他多年心血的重要著作也难以问世了。（马纪堂写的《陈克礼传》第八章276至299页内容可以参考？）

      陈克礼与马志仲之间的友谊应该追述到二十多年前，那时马志仲是《伊联报》的热心读者，他们经常通信，虽然未见过面，但彼此书信往来很频繁，成了没见过面的好朋友。无论父亲是在北京住院，还是在陕北劳教，马伯伯都给过他经济上的支持。父亲回到老家，他们两人还是继续通信，为此马志仲伯伯也因父亲的案子被抓进了监狱，直到1980年父亲平反之后才被释放，老人在1990年？从甘肃的临夏来到河南，我们兄妹才见到这位善良、重情义、善良、给我们多年关爱和帮助的老人，我们还一起照了张像。像马志仲伯伯这样父亲的朋友，还有黄万钧伯伯，他在我们困难时也来过我们家，跟父亲谈完临走时往我手里塞了五块钱。那时的五块多值钱呐！我和父亲都不接，黄伯伯硬是把钱留下了。这些事，我都一一铭记在心。

     但父亲也有个别坏了良心的“朋友”，此人还是跟父亲有“换帖”之交的朋友，他经常到我们家来，父亲也把他当成最知己的朋友对待。他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那人来了后，父亲就在屋子里背着手。走来走去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父亲是个胸怀坦荡的人，对不平的事情他都要发表议论，对文革乱批乱斗打人抄家他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父亲的这些言论都被这个人一一记下来，写在纸上秘密交给公安局。父亲的许多“反革命言论”都是由这个人给提供的。

     1969年初，街道又号召青年去农村，按当时的政策，家里有一个下乡的，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照顾老人。但那时我对下乡十分积极，也是受了文革形势的影响，不管不顾跟凑热闹似的就报了名。父亲每天要去劳动，要接受贫下中农小组的“批评帮助”，还得经常写检查。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屁股底下的疮一直不好，需要有人来照顾他。但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心，执意要下乡。父亲没办法只好由着我，这次下乡跟哥哥那时下乡不同，中学里的学生、城里没事情干的青年只要个人愿意报名都可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下乡国家给一些补助，大部分钱是给生产队，因为生产队要给我们盖房，还要供应我们第一年的粮食，其他一少部分给个人置办些生活用品。哥哥离开家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哭了，我走时，没敢跟他告别，怕他伤心。那时也没有汽车，我们是坐着生产队派来的马车走的。一路上大家高高兴兴，都把农村生活想得非常美好。我们下乡时大概是春节前吧，那年春节好像比较晚，是二月中旬了，可能是。一天中午，我们刚要吃饭，就听有人喊我：陈月华！你爸爸看你来啦！我心里一惊：父亲来了？这么远怎么来的啊！父亲见了我很高兴，他把帽子摘下，满头都是汗，头像刚揭锅的笼屉冒着热气。父亲一定又是起了个大早走来的！想到这儿，心里不禁一阵心酸。

     父亲问我生活还习惯吧？我点点头：习惯，没事的，你不用惦记。这时别人提醒我，小华还不快给你爸盛碗饭？我这才如梦方醒似的拿碗给爸爸盛上一碗“知青饭”。我见他吃得很香，父亲一定是很早出来的，肚子里空空的。从我们家到我插队的双庙公社化行大队差不多有30多里，父亲一个身体多病的人独自步行来看我，他是不放心啊！我当时毕竟还小，那时我还不到十六岁。刚到农村时，村里的人还以为我是跟着这些知青过来玩玩的呢，后来才知道我也是个“知青”，他们都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也下乡来呀！

     记得那年春节我们就是在农村过的。因为刚去，对一切都很新奇，看什么都有意思，也不怎么想家。父亲几天没见我，这次看见我说我长个儿了，我奇怪地问：才离开您几天呐就长个儿了？这时，上工的钟声响了，我急忙去拿工具准备下地干活。父亲也把帽子戴上站起身就往外走。我们知青都站好了队，我就赶紧插进队伍，父亲一个人站在远处看着。这时有人说：还不送送你爸？父亲忙说：不用，我马上走。我也没有送他。现在回想起来心里真是内疚，那时小，很不懂事。

     我第一次回家大概是六九年的夏天，随我一起到襄城的还有生产队的两个人。一进门，爸爸不在家，也不知干什么去了。我们等了会儿，父亲挑着水进来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法招待同我一起来的客人，父亲也显得很无奈。当时正是落实“九大”精神，那天回家看了看就跟着生产队的人当天返回了，没在家住。

     第二次回家是为了收集鸡粪，我们襄城出产烟叶，种烟要先育苗，育苗就要上鸡粪。但农村鸡粪不多，生产队就叫我们知青回城去收集鸡粪。这次回来在家里住了两天，到了晚上，父亲把我叫到他身边，很郑重地对我说：“小华，我满脑子的东西都想教给你！知道吗，”我似懂又非懂地望着父亲，他又重复地说了一句：“真想把满脑子的东西都交给你！”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可是我不懂得阿拉伯文。”

     父亲的眼睛一亮：“我可以教你呀！你要是学，很快就能学会的。”说着就在家里唯一的那张桌子上，边写边教我念那些阿拉伯字母：“哎里辅，别帖些……”

     当时好像父亲很无奈很忧虑的样子。他是不是有了什么预感？我当时没往那边想。是啊，如果我不下乡，留在他身边，可以帮助他完成想做完的事情，当时我满脑子是革命革命，对父亲的关心很不够，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呀。

      文革开始后不久，街道上就开始乱批乱斗了，只要是“五类分子”都逃不掉。有一天，父亲从外边回来了，一只手里还拿着那个游斗时戴的纸糊的高帽子。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怒气，一把就把那高帽子拿过来，狠狠地往地上一扔：“糟蹋人嘞！还戴这个破帽子干啥！”我一边大声说着一边用脚使劲地踩着帽子。这时一位好心的邻居急忙过来劝着：“小华，你可不能这样啊，让人听见可不得了呀！”我气哼哼地说：“我不怕！”

      父亲很无奈地摇摇头，从地上捡起被我踩扁了的高帽子：“明天还得用呢，弄坏了还得自己做。”

     我真不愿意再看到父亲受这样的侮辱，这也是我想下乡的原因之一。

     那天晚上，我躺下后，又见父亲一个人坐在那条瘸腿的长板凳上写着，墙上映出父亲半身巨大的黑影。

     谁知，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在一起，那一晚竟是我和爸爸的诀别！

     第二天我就回去了。大概是1970年的初夏天，那时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期间一次全国性群众政治运动，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3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为“一打三反”。）这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为主，同时对一些文革中的刑事犯罪也给与了打击。运动从年初就在全国展开了。我在农村劳动，知青们除了劳动外也参加农村的批斗会。看到被捆绑着揪上台的那些人。我自然而然地又想起了父亲，不知父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时，各个村、生产队都安有高音喇叭，全公社的活动都能听到。不知为什么那些天我总是想知道父亲的消息，但没人向我透露。

     一天，一个好心的大娘悄悄对我说：有时间回趟家吧，给你爸爸送点儿单衣服。那天我看见你爸爸在附近一个公社批斗，还穿这绒衣绒裤呢，大热的天，还穿那么厚的衣裳，汗流得满脸都是。

     我听了心里很为父亲担心，就请了假回家整理了一下父亲的衣服，找了几件父亲夏天穿的单衣，就到看押父亲的拘留所去了。走到门口看见站着的那个拿枪的警卫，我的两腿就直哆嗦，吓得我不敢上前。我那年十七岁，见了拿枪的就怕。我又拐到清真寺，见到龚贵生老人，我想托他给我父亲送去。老人答应了，我就又回农村了。过了好几年，我见到龚贵生老人时，老人很抱歉地对我说：你父亲的衣服我去送了，人家不让送，这不，还在这儿放着呢。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那大概是个星期日，中午我在宿舍看书，就见宿舍里几个人背着我小声地嘀咕着。这些年我对什么都很敏感，只要见到有人在议论什么，就知道这是在说我们家的事，于是我拿著书就躲了出去。这时，一个跟我很不错的知青跟了出来，低声对我说：“小华，我说了你可要挺住啊。”一听这话我心里就明白不是什么好事。“你父亲今天上午在县里公审，完了后就给拉到刑场了。……”我的脑袋嗡地一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只听她在“小华！小华！”地叫我。

     “冷静点儿，小华。要不我陪你回去看看吧。”说完，我们步行往襄城赶。等赶到家天就快黑了。进了家满院子都是熬中药的味儿，大伯正病着。就听到有人冲我说：你回来了，快去吧公安局的正要找你们家的人呢！

     我听了很是生气，门口不时有人往里看。这时，县公安局的人来了，问我怎么办。我一肚子怒气正没地方撒呢，就冲他说：“人是你们杀的，你们瞧着办吧！”那人半天没说话，呆了一会儿就走了。

     天完全黑了，我独自一人呆在屋里，点上灯屋里一点儿不显亮，还是那么黑。我抚摸着父亲坐过的那条断了半边腿的旧板凳，仿佛上面还有爸爸的余温；我抚摸着黑忽忽的桌子，仿佛桌子上还有爸爸遗留的墨水；我拉了拉灶台边的风箱，仿佛爸爸刚刚把火熄灭。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爸爸的声音：小华，回来啦，饭在锅里趁热吃吧……

     我难过，我愤恨，我想哭，但又不敢哭。我使劲儿咬着牙，憋着，憋着……

      我的脑子乱得很，我也想哥哥，不知哥哥听到这个消息了没有。恍恍惚惚的又觉得父亲还在这世上，他没有离开我和哥哥，他也不会离开我们，我们都还小，都需要父亲的呵护。

     夜深了，四周死一般的安静，任何虫子的叫声都停止了。整个襄城都死一般的安静。

     爸爸！爸爸！！

     你——在——哪儿——？

     一声撕裂云天的呼叫从天际发出来，在我的心中回荡，回荡……

     天刚蒙蒙亮，我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工作居住的老屋。这一走我就再也没有回来。

     回到队里，几个大娘都围拢过来，队长也过来问。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元旦过后，知青们陆续都回城和父母团圆了，我无处可去独自留在农村。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农村开始放鞭炮，那些鞭炮夹杂着刺耳的哨音，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知青点里流泪，我想家，家已经不存在了；我想爸爸，爸爸也不在这世上了；我想哥哥，哥哥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又想起小时候的情景：我想起儿童教养院里的阿姨老师，我想起为她伴舞的小伙伴……。我什么都想，一直想得头疼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只有知青都从家里回来后，知青点里才又恢复了活力。大家议论著城里的各种事情，谈论着社会上出现的新鲜事。大家说得非常热闹，但这一切似乎都与我无关。

     知青们在农村呆的时间久了，就开始思念回城的事，大家都盼着过节，一过节，她们就可以回家了，回家听各种新闻，为自己回城托人找路子。而我最难过、最害怕的就是过节，尤其是春节。

     队长见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干，就让我到邻村的生产队去打工。那里有个弹棉花作坊和一个磨面的房子，需要站在路边拉生意。冬天外面刮着西北风，站在冷风里等着招呼着顾客，天冷，村民都回家准备过年的东西了，很少有人来。我想，如果爸爸还在，我也可以回家了，想到这儿，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少有门路的知青陆续回城了，留在知青点上人日渐减少。大概是七三年的春节吧，我去找哥哥。这是我第一次到哥哥那里去，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子，只有我可以帮他洗洗涮涮，我帮哥哥拆洗被子，我们兄妹像是被这个世界遗弃的人，没人关心我们，没人敢关心我们，我们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是人民共和国“另类公民”！我们不知道这痛苦的日子何时是头。有时我听到广播里播放《白毛女》时，尤其是听到后面那场乐曲就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是啊，这难熬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这受人冷眼的不平待遇何时才能结束！

     在叙述以往的经历时，陈月华，这个坚强的女性几次流泪。如果不是为了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真不忍去触动她那颗已经受过伤害的心灵。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支离破碎的家庭，他们都是怎么熬到今天的！

采访陈阳光家时作者孙永安与陈阳光、陈月华兄妹合影
 

     二、陈阳光访谈录

     听陈小杰说，月华的哥哥不大爱见外人，尤其是来采访父亲陈克礼的外地人，他一律不见。经过再三做工作，才勉强同意了。但到了要去他家之前，他又不想谈了。后来月华再次做工作，他才答应。

     我们从月华家出来向西走，走不远就拐进一个小巷子，曲曲弯弯的，来到陈阳光的家。陈阳光比月华大两三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见了我还很热情，这使我心里又踏实了一些。

     他家的院子是个独院，但没有妹妹家大，却很干净。据说马纪堂先生以前常来这里找他。我们谈话间，陈阳光也常提起他。从相貌上看不出陈阳光哪点跟父亲相似，可能是长年在农村生活的缘故，陈阳光脸上的皱纹和肤色都留下了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

     月华和小贾森怕冷场，把我的来意、我之与以前造访者的区别以及他们夫妇对我的信任等等又重复强调了一遍。这样才开始了交谈。简单说了了此前采访的内容之后，就进入主题。请他谈谈自己的经历。陈阳光便打开了他的记忆。

     那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记得是我先到的福利院，妹妹后去的。我那时已经九岁（应是虚岁九岁）妹妹是后来才到福利院的。

     我们所在的地方原来叫儿童教养院，接收的是社会上的流浪儿，还有小偷什么的，后来收容了不少社会上的孤儿，改名为儿童福利院。我记得我们这个儿童福利院当时在西安还很受政府重视的，经常有外国人到我们这里参观，还给我们送一些学习用的东西什么的。外边有什么活动啥的，也让我们参加。节假日福利院还组织我们出去玩。我们到哪儿都对我们很优待。

     我们住的地方过去叫“太乙宫”，就是现在西安市长安区。那地方很大，距离西安市也比较远。吃的很好，老师也都很好，这里大部分都是孤儿。我和妹妹的情况比较特殊一些，因为我们不是孤儿。我年龄大，进了福利院就让我上学了。妹妹是后来才到福利院的，她小就在幼儿园里。学校老师待我们也很好，我在那待了四年（实际是三年多）上到小学四年级的第二学期。大概是六二年夏天吧还是春天？那时已经比较热了，是一个下午，我们正在课外活动，门口的老头就叫我说，你爸爸来了。我到门口一看，真是俺爹，然后我们就去见老师。那时是一九六二年城市在减少人口，福利院也是要精简，有家长的能领走一个，这里就减轻一份负担。然后就是办手续，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福利院。

      我和妹妹跟着父亲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车站，当时就是徒步走，没有坐车，直接去的火车站。

     坐火车回到了家乡。当时二伯在乡下农村的老屋。我们的房子很破，屋子漏得都能看到天。家里什么都没有，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是亲戚们给凑的，我们得先解决吃饭问题。当时也没钱买粮食，经常是饥疫顿饱一顿的，饿了就睡觉，一睡觉就不觉得饿了。原来我们那个院子房子还不少，后来都卖给人家了。就剩下北屋三间没卖。北屋原来是我奶奶的房，奶奶不在了，父亲他们兄弟三人就各分一间。大伯二伯把他们那两间让给我们，我们就搬到了北屋。因为没钱，父亲就把原来东屋老房子给扒了，卖了钱维持生活。老屋子进深不大才三米。

     离开西安的时候我正是小学四年级的下个学期，到了襄城插不了班，就在家里自学，一直等到秋天才能上学，这样我四年级上了一年半。

     一九六三年四清前，县里召开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我记得那天还下着雨，父亲听说开少数民族座谈会还很高兴，说政府开始重视咱们少数民族了。他开会回来后，气色很不好，我们才知道他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父亲那时也没有工作，早上他起得很早，先给我们做饭，白天父亲就是在思考，写作是在晚上我们都睡下后，他一个人在小煤油灯下写。他的痔疮可时间不短了，后来又老是坐着。日子久了屁股上就长了疮，坐不住就把一条腿支起来用半边屁股坐。那时他是又当爹又当妈。

     我们那里四清运动农村先开始的，城市四清开始得比较晚。他的历史，其实非常简单。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人的历史不一定都很清白，因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谁不干点事啊，一般都有点问题，但历史清楚就可以了，历史不能说有多么清白，只要清楚就行。开始没有工作，后来让他去菜园劳动，每月能有点钱。他去过两个菜园种菜。种了菜自己还得去卖，他开玩笑地说：我也算是财贸战线上的人了。

     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街道就经常被叫去谈话。后来被分到附近的菜园子去种菜，这些都有材料。即使是这样，父亲一直不悲观，我们看他还很知足很乐观似的。父亲平时说话也很少埋怨。

     我是1965年小学毕业的，那年我十五岁。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老师说你学习再好也上不了好中学，人家一看你的家庭就不会录取。后来我也就不上了。干脆下乡劳动去，家里少一个人吃饭，还可以减轻点父亲的压力。但下乡都必须是十六岁以上的才能报名。我就虚报了一岁。然后就跟着大伙一起下乡了。当时全国都提倡到农村去，学习侯隽、学习董加耕、邢燕子，凡是在城里没有工作的闲散人员都动员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当时下乡国家给240块钱“安家费”，其中200块是直接拨给所在的生产队，他们给我们盖房子。我们一组八个人，队里盖了三间瓦房，还给我们供应口粮，供应到第二年的夏天。剩下四十元钱，给你个人置办点东西什么的。在家我经常吃不饱，到了农村能吃饱了。

     父亲好像看了我俩次，（月华插话：第一次是我跟着咱爸去的，那时你刚去不久。）我不记得了，那就是看了我三次。到了六五年冬天，父亲给我送去棉袄、棉裤，他在家给我做的。当时我还不在，队里让我们去挖河，大冷的天，河里还有水呢，下去后冻得直哆嗦。后来生产队往那里送东西，才把棉袄棉裤给我带来。

     我们去的地方离城里大约有三十多里。我从十五岁就离开了家。那时几个月才回来一趟。 父亲到我那里去看过我，他也是不放心。父亲去我那里都是徒步走，几十里地走着去走着回。父亲好像很能走路。到我那里也是中午了，我们正吃饭，我给父亲也盛了一碗。文革开始后，我回家，父亲不在他去了北京。秋后，我回去时给家里带了不少红薯，父亲很高兴。我记得父亲为自己的事还给中央写过信，也找过县里统战部，后来给他安排一个农场还是林场去工作。记得他还带着调侃地说：“这回我可以做个园艺家了，我要做个中国的米丘林”。他很幽默。 

     六六年闹红卫兵时，家里被抄了小华来找我，说父亲的书和手稿都让红卫兵给抄走了，要我想个办法把东西给要回来。说完我请了天假就跟妹妹回家了，我先去找认识的同学，他们都在县一中，我问是谁去的我们家，他们说不清楚是哪一派去抄的，抄的东西放哪儿了他们也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是高中的红卫兵造反总部去的。我当天住在了学校，第二天就返回了农村。文革开始时，父亲给我写过一封信，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人家跑，要有自己的主见，还说，现在没有法律，只有帽子和棍子。

     他在文革中去过北京几次，去过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联合接待站，他回来说，联合接待站的人很好，批了两条：一是说你的右派分子帽子不应该戴；二是说由当地给你妥善安排工作。意思就是说要给出路。我见父亲很高兴的样子，他还把那批示给我看了。

     一九六三年后，他被戴上右派帽子，每隔十天就要写一个思想小结交给街道政府。他写的不是一般的思想汇报，不是像别人的检查那样说我哪儿错了哪儿错了。他写的那些思想汇报，像杂文一样。我都看过。

     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不是光想教门上的事情，还说毛泽东主义论，他说了三步曲……（听不清）

     他也暴露了很天真的想法，他跟人家辩论，还说，不行我们就在《人民日报》上展开辩论。

     我平时很少回来，春节回来带点农村的土特产，过了初三就走了。那时也知道家里困难，我一回来就多一口吃饭的，所以尽量少回家。我还记得有一年八月十五我从农村带回那里的“土月饼”，背回来二斤，生产队里扣工分。过年时用自己晒得红薯干去换点豆腐带回去。那时也没个车，全凭两条腿走去走回。

     一九七零年春节我是在家过的，正月初一是二月六号，大概不到初五我就和几个同学都是农村的知青，到另一个同学那里去玩，大概玩了半个月。然后没回家就直接回农村了。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的冷，下着大雪。回去不久农村有人就告诉我说，你父亲被逮捕了。那年春节是我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然后就是拉着他到处批斗，还拉到我在的公社去批斗，那时天很热了。人家也不会通知我，去开会的都是贫下中农，五类分子去也是陪绑，那时候正是“一打三反”运动。开会的地方离我住的村子有二三里路。后来一直到他被枪毙也没有通知家属。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通知家属。我的一些城里的亲戚都以为我也被逮了进去呢。农村啥都给我说了。我是听别人说的，听说后，自己也不敢当着人的面哭，自己的亲爹啊，就这么死了，心里能好受么？就憋着，憋着。有一天我实在心里难受，就跳进红薯窖里在那里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心里也好受些了，现在真是不敢再回忆那时候的事了。

     后来把我也算作“可教育好的子女”那一类，他们开会时，也叫我去参加。我说，我是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农村的，不是有问题来农村的。我不参加，就是不去，我说我不是那一类，就不去咋着？我的脾气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坏的，暴躁起来什么都不论。要说起来我下乡的那个队，对我相当好。有不少好心人偷偷地给我送点吃的什么的。春节人家都回家过年了，我上哪儿去？屋子空荡荡的。外边下着大雪，我跑到雪地里，跑到没人的地方扯开嗓子喊爸爸，一声声地喊，边喊边哭，雪落在脸上不觉得冷。喊得嗓子疼爸爸也听不到了。爸爸很疼我们，他受多少委屈也从不拿我们撒气，就一个人默默的忍受着。

     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母亲后来就嫁到别处了，父亲没有了，我们兄妹就剩下母亲一个亲人了。我没处去就到母亲那里去，母亲有她的家，母亲和继父虽然待我很好，但我还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不如在自己的家里好，可是自己的家没了，父亲不在了，我和妹妹谁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家去。有一次我从母亲那里回来，也是冬天吧，母亲的家在许昌附近的一个村里，我沿着铁道走，那时我真不想活了，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干脆死了倒干净。心里实在难受，就希望背后火车开过来把我轧死算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真不如死了好！这时一位过路的农民也许是道班的工人，见我想寻死，就喊我，把我给拽出了铁道。

     我保留着父亲的一张照片，我把父亲的照片放在最里面的兜里，成天这么揣着这相片，睡觉也揣在怀里，感觉父亲老是在我身边。有时干活忘了，猫腰时不小心就把父亲的相片给窝了，当发现时心疼得不得了。这就是后来你们看到的那张上面有折的白道子。

      冬天一个人没烧的了，半夜就用条破裤子去偷点煤。当时没钱买煤，连饭都做不成。我也是窝着一股气，就把知青点上伙房的那个棚子给拆了。队里知道这件事后就问为什么把棚子给拆了？我说，没烧的了，他就说我搞破坏，拉我到大队说去。当时也豁出去了，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反正我拆了。当时要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农村里要是犯了错，就给你捆上先是一通臭揍然后再说。到了大队，说明了情况，大队说，不是就拆了个棚子吗，你们队里应该给他点烧的东西呀，这样就不了了之。

     六三到六五年那段时间，马志仲伯伯给我们帮助不小，只要父亲写信，他准给我们汇点钱或邮点东西来。父亲曾这样说他和马志仲的关系：我和你马伯伯，就好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一样。

     我记得那时候他每天都在翻译《列王纪》那是用诗的形式写的，父亲用散文的形式给翻译出来。父亲写了很多书。我有时间也看看。印象最深的就是《列王纪》。

      早上我们上学去了，他一个人就上市场买点菜什么的，然后去文化馆阅览室看书看报看完再回家，晚上吃饭出去散散步。中午他要睡一会儿，晚上等我们睡了他再开始写东西。有人说他不爱理人，其实他是怕跟谁说话别人给汇报了连累人家。还有人说他不去清真寺礼拜，他不是不礼拜，而是不能去礼拜。刚回来时还去清真寺，后来当了右派以后就不去了。他为什么不去？也是怕遇到人跟人招呼不好，不招呼也不好。干脆就少接触人。那时谁跟他有来往就会被调查。他每天写作也是主命，为教门做事。有个邻居在贵州工作，每次回家探亲都要来找父亲，请教一些问题，后来也被公安局叫去问话。其实他们什么犯忌的话都没说。父亲在大街上都是靠边走，一个人低着头走，怕跟熟人打对面，所以连头都不抬。他不是架子大，就是怕连累人。他曾经跟我说过，我要跟人家说了话，就该调查他了，都跟你讲什么了？还跟我说，前院住的人没住多少天就又搬走了，这都是派来监视咱们家的，搬走一拨再换一拨。

      他曾反驳过有些人的话，说伊斯兰教搞迷信……。（听不清）

      他曾跟我说过：共产党最反对建立组织，我不搞任何组织，我写什么都用真名，不写匿名的东西，光明正大，怎样想的就怎样说，光明磊落。你搞组织就是反革命小集团，我不搞组织。

      我现在不愿提过去的那些事，一提起来头就疼。现在大脑缺氧，还时常偏头疼。父亲平反后一开始我们还是愿意接待各地的来访者的。

     我父亲伟大，他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了，不要因为他的名望，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你来这目的是干啥来了？目的是走走坟，来就是弄稿子来了。书也写了，文章也有了，我们见不见有啥咧？黄万钧来过几回，公安局到单位找我，采取侦查手段，今天晚上你到公安局来一趟。我去了说了一会儿，外面有人敲门又让我回避，搞得神神兮兮的。他说黄万钧经常找你吗？我说是啊，我父亲走了他来关心关心我们。他说，那人可有政治倾向，他跟你父亲可不一样呀，你父亲光明磊落，他可不是。我说他说的没啥意思呀，他说，你跟他说话要注意。弄得你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二件就是1990年我父亲20周年的时候，他们要走坟，这个事透露得太早了，也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那段时间给搞得很紧张。那个时候我在北关，有人向统战部汇报了，襄城县都戒严了，外边的车不让进。回民大队搞的那个旅社，楼上面架了机枪，有事的话就扫射。各个清真寺里都在查有没有外人来。公安局的也找我，我说这是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又派人到家让我劝他们不要来了。我说这有啥，搞得草木皆兵的，人家是给我父亲走坟的。我很气愤。我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几朝被蛇咬了！

     这次又一件事，南关清真寺搞了个修坟小组，他们出于对陈克礼先生的热爱，想在坟墓旁边修一座亭子，有人又请示县里，结果上面意见下来了，提了几条：要全面考虑，还有什么市容问题的，总之就不要搞什么了。我后来说，你们要怎么搞就自己搞，不要以他子女的名义搞。

      我又问起在去陕西以前，父亲还带你们去过哪里，陈阳光说：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我记得跟着父亲到过上海，在开封停过，到山东也停过，到南京下火车坐轮船再坐火车到上海，去的都是回民比较多的地方，住在清真寺里，人家给点乜贴。大概是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的时候，那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兄妹俩四处走。当时的人认为你是无业的，就是流窜犯，到东北到上海干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太小。一路不停走，去的都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方，了解一些情况。一路困难得很。到南边就是他一个人去的。到西北去，就是一张假票补张车票不就行了，人家是调查了你在北京的情况才把你送去劳教的。他平时也不戴礼拜帽，就是一顶青色的礼拜帽，他穿衣服很朴素。

      陈阳光说自己现在想多了头就疼，他不愿意多说了。他还告诉我，父亲还经常跟他聊一些问题，但具体谈的是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就很难，“因为脑子不好使”。

     离开陈阳光的家，我在想，这样一个饱受岁月沧桑的人，心里有多少苦楚都未来得及倾诉就被疾病夺去了记忆，他不想和外人接触，主要是怕麻烦，虽然陈克礼的冤案已经得到了平反，但就像一个人总有个影子跟着一样，无论你走到哪儿，那条黑“影儿”总在后面跟着。

     三、平反经过

     “陈克礼的冤案一直到一九八零年底才得以平反。”月华的丈夫如是说。陈月华谈起了父亲冤案平反的经过：

     1978年，我刚从农村回城，我和小杰就骑着自行车去看我哥，那时我哥已经搬到瓜园里住了。到我哥住的那里一看，俺哥光着上身，穿着一条皱巴巴的裤子，肩上搭着条破毛巾，脚下穿一双破球鞋，那时他的生活可以说已经艰难到极点了。他住在机井房里，配电盘也在屋里，机井的泵也在屋里，里边有个高台，他就睡在上面，那根本就不是个家。我记得我们是给他送粮票的，顺便把马坚先生去世的消息也告诉他。

      马坚先生是八月十六日去世的，《人民日报》很快就注销马坚先生去世的消息。马坚先生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连续几届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报纸上还有一些领导表示慰问的报导。这时，我们就觉得，现在形势变了，马坚先生的名字都上报纸了，父亲曾是马先生的学生，跟我父亲关系很密切。这消息应该是一个信号，我们要为父亲的事情讨个说法。

      一九七八年，各个地方平反冤假错案刚刚开始，父亲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我们就先给北京大学写信。后来又给北京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去信，向他们询问我父亲陈克礼的右派问题。结果北大和经学院都回信了。

     北大回信大意是：你们的信我们收到了，陈克礼确实曾是我们东语系的老师，后来离开了学校，他的右派问题不是北大处理的，请你们再和别处联系。经学院的信却说：陈克礼的右派问题不是他们给定的。他们把责任推得一乾二净。实际上如果经学院不提供材料，襄城县以什么为右派言论的依据呢？看了回信后我们又给省里写信，了解这事。当时县上成立了右派平反办公室。以前我们不知道他的右派是县里给定的，一直以为是外边给定的。 找到县里问这个事，他们说，你们这个案子不属于右派平反的范围，你们属于被镇压的案子，跟别的右派不一样，这是政府镇压的不能改，肯定不能翻过来。当时他们认为陈克礼的右派和别的右派不一样，不存在平反问题。我们跑了半天没有结果，没有眉目，也有些灰心。我们开始就是弄父亲的右派问题，没想到刑事案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信心。

     当时我们还没想到刑事问题的平反问题，想先从父亲的右派问题上打开缺口，然后再一步步地涉及其他问题。我们给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信，还给彭真写过信，彭真不是人大委员长吗。我们俩还到许昌中院（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厅，他们说你们先回去吧，这个事情正在复查。此前我们还到许昌地区统战部找过后来当了河南省民委主任的马迎洲，说我们是陈克礼的子女，要求上级机关复查这个事。后来许昌地委把我父亲右派平反的意见给寄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为父亲的错杀的案子奔走。

     我们从1978年就开始找，中间停了一段，等又有了新的消息后，我和哥就去驻马店找你（陈小杰）。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走。这个案子一直是由统战部操办的。80年12月份就开始找家属座谈。右派问题是先解决的。 

      这时陈小杰把话接了过去：

      关于给我岳父平反的座谈会开了两次，一个统战部长还有一个检察院的。他们对这个案子很重视，因为陈克礼的案子在地区影响很大，也是襄城县平反的第一个案子。统战部是为了右派的问题，检察长是为错杀的案子两个侧重点不同。他们还怕家属的工作不好做，为这事担心，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提过高的要求。阳光和月华当时的心情就是把我们头上的紧箍咒给去掉，至于经济上的赔偿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考虑。地方政府有个内定的赔偿方案。每人给一个全民工作的指标，阳光的妻子是农村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月华已经是全民指标。经济补偿让我们提出要求就行了。按当时的情况，就是盖三间瓦房就行了。当时我们说，只要政治上解决了就行了，别的没啥。后来他们一再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提出，父亲当时没有很好的埋葬，看看有没有抚恤金，后来说给五百块钱的抚恤金，然后又说，把你们的要求说说吧。

      陈月华接着说：我们提了个数，当时想，能给点儿就行就提200块钱，我们提200块已经觉得说不出口了。在场的几个领导相互对视了一下，笑着说，这样吧给你们2500元补助吧，我们当时都不敢往多了提。当时我哥哥还没有结婚，要需要盖房子，我已经成家了我一分钱不要，就把钱都给哥哥了。补偿的事情就算过去了，然后就是谈开平反大会的事。我们要求召开全县大会公开平反，并全县播送三天，他们不同意。他们说这两条只能满足一项。在人民剧院召开的大会。那是襄城唯一的一次开的平反大会。俺哥的发言也没有说完就泣不成声了，别人给他扶下去的。平反会完了后下面就骂开了。

     陈小杰：那天从会场出来，一下子精神不一样了，身上压了这么多年的大山一下子卸掉了，感到浑身轻松。

      陈月华：我后来被选为县里政协委员、常委，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我又当上了许昌市政协委员，再出去见到一些人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陈小杰：他们把对陈克礼的尊敬、敬仰转移到他们身上了，大家无法表达对陈克礼的敬仰。

     陈月华：以前我有事到县里或许昌市找那些领导，他们还有点打官腔，我当上政协委员了待我态度就不一样了。我在单位工作很努力，年年都评上先进，得了不少奖状。我这个人脾气比较耿直，太认真了。干的事财务工作，后来又搞审计，一直到退休都是搞审计，包括资金清欠工作，下去对帐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得到了上级的赞扬。

     我们想把父亲的事迹宣传出去，主要是受了李华英老师那篇文章的影响，以前业也就是在小报上写点文章啥的，《中国穆斯林》上登了李华英的纪念文章后给我们启发很大。过去都是限制你，1990年那次就是不让你大搞。后来我们就利用政协这个平台，政协不是有个《文史资料》吗，我就叫爱人起草介绍父亲生平事迹的一篇传记式的文章，《文史数据》就给发表了，然后我们又给他们写了两篇文章都采用了。现在《县志》也用了。后来我又把李华英老师的文章推荐到市里，他们也给登了。明年是父亲离开我们四十年了应该好好纪念。

     附录：河南省许昌地区统战部给陈月华的信

     月华同志：

     来信收悉。

     据你反映的情况看，你父亲陈克礼属错误处理的，关于右派改正问题，我们已告诉襄城县委统战部办理，关于错案问题，我们也转告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希来信。

                                             致以

      敬礼！

                                                                           中共许昌地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1980、10、24

（本文来源 ：伊斯兰之光）

责任编辑 依布蒂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