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每想起回族宴席曲，我就想到消失已久的清油灯。在记忆的地平线上，它们一度摇曳在乡村的黄泥小屋里，温暖了人心，照亮了贫苦。

     想宴席曲诞生时，回族先民们刚刚问居中华。那时，汉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处鼎盛之势。“知识哪怕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告诫，就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成吉思汗西征时的俘虏），怀着对中国的向往，怀着吸收一切、消化一切的大胸怀，散居中华各个角落。不久，在入乡随俗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也感知到唐诗、宋词等代表了汉文化的最高水平。但对于刚刚适应汉语和汉文化语境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毕竟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这使他们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隐隐的忧伤。就是这一丝忧伤，奠定了回族文化命运中的底色。

     宴席曲就诞生在他们颇觉得意，也觉失落和孤独的元代。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推测。

     我始终这样认定。几十年来也一直通过读书和寻访求证着，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过言之凿凿的结论来否定自己。我常想，元代是孕育和诞生了回族的时代，那时，元曲比成吉思汗的铁蹄还要厉害。它，像一股风，一经刮起，就长久不息，这使它比今天的流行歌曲还要普遍地走向民间。与唐诗宋词相比，它更亲切，更民间，更妇孺皆知，也因而更大众化。它的平民性、普及性使它培养了一大批歌手，包括文人和文盲歌手，拉近了文人和民间的距离。在这样的几近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元曲氛围中，回族人受到了熏陶，灵机一动，就创造出了宴席曲这样一种专在婚礼场面上表演的音乐形式。在这样的音乐形式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至今，每听宴席曲，我犹隐隐感觉到先民的心声。那种身处沙漠而不惧一切、扫荡一切的凛厉，那种冰消雪融、风卷残云的从容与豪放，还有那一丝人生苦短、生老病死的忧伤。它们搅和在一起，依旧清晰地表达着先民的心声。 

      就从这时开始，回族宴席曲陪伴着回族人打发光阴，生儿育女，妆点生活，直至几近消失。

     我第一次接触宴席曲时，还不到7岁。那时，乡村一片凋敝。我的父母为一日三餐而不分昼夜地干活。他们是生产队的壮劳力，一本各自经常揣在衣袋里、被尘土和汗腥浸透着的《劳动手册》皱巴巴证明着他们的价值，也控制着他们的人身。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比这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人届中年的他们等不及我去接他们的班，而姐姐的出嫁已迫在眉睫。按照村里的传统，我家给姐姐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在女婿入赘的日子里，我家变成了全村的中心。白天摆席待客，夜晚唱曲相庆。我就是这样感受到了宴席曲带给我家的尊贵。

      在天将黄昏的时刻，约20多个曲把式相约来到了我家。他们一脸笑容，相让着进门。父亲说着“色俩目”，热情地迎出去。平时，他们跟我的父亲一样都是灰头土脸的村民，但在这一晚，他们却意外地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敬。我家各个屋子里都点了清油灯，炕上坐满了亲戚，地上站满了左邻右舍。加之，我家那时竟连一条凳子也没有，父亲就把他们让到柜上，让他们跨在柜上演唱。在他们的身后，两个瓶子里，是父亲专门给他们买来的一斤白砂糖，一斤红砂糖。那木柜矮小破旧，毫不起眼，前几年我在清理父母和儿子遗物时，为免得它们一再地让我看得伤心，就砸成劈柴烧了。但在那时，却是我家的最高堂，也是最大的脸面。它摆在堂屋进门的泥墙下面，凡我家值钱的没有泡花的花瓶和亲戚们拿来的礼品都是放在那里的。外人进门，第一眼落处就是这一对木柜。木柜上面的东西以及东西上面的土墙上糊的报纸或一张画，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所有的脸面。可见，我父亲曾经为了招待曲把式而费了多大的心思。看着那一白、一红装着砂糖的瓶子，我就觉得我家阔绰得不知到了什么程度。

     我家例行先给他们吃酸菜粉条、糖肉包等待客的上好晚饭。然后，烧熬茶，派堂兄给他们续水。白、红糖由他们自己掌握。这在当时的乡村里是多大的奢侈和享受啊！说穿了，曲把式唱一夜曲子，也就有这么一点可怜的报酬，或者说是待遇。

     曲子的内容，我当时是一点儿也没有听懂。我所记得的只是我们家那一夜热闹非凡，盏盏清油灯下人影绰绰，致使平时安居在我家屋檐下的十几只鸽子也飞来飞去地打下了不少梁吊灰。后来，回忆起这一夜热闹时，母亲说，那晚，她搓下的20多根棉花灯捻和炸馓子剩下的几斤清油都被用得差不多了。他们一派知足。在自己的村民面前，他们终于有了一张体面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