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觉得全球化或者现代化为土耳其带来的最大益处体现在什么方面？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全球化为土耳其带来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其中最重要一个体现就在旅游业。旅游是土耳其的支柱产业。2009年，土耳其吸引了2600万的外国游客。土耳其的游客中，最多的是德国人，其次是俄罗斯人，第三是英国人。

     记者：中国游客多吗？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很可惜，中国游客只有7万人。这个数字太少了，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去土耳其。我在这里郑重推荐，你只有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才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美丽富饶的土地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底蕴。土耳其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两国人民都非常好客，都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我们真诚地欢迎中国的朋友来土耳其，了解土耳其！

     记者：可能亚洲人更喜欢去欧洲，而欧洲人更喜欢欣赏亚洲的建筑和风景，人们总是对不同的文明更感兴趣。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是的，其实中国在发展旅游业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发现中国修建了很多高楼大厦以及奢华的五星级酒店，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本身就是生活在高楼大厦成群的都市森林中，没有人愿意来中国看自己国家的翻版，看现代建筑，大家希望看见纯正的原汁原味的、有民族特征的建筑。土耳其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期，现在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修建了一些与当地自然环境相融合的带有土耳其特色的建筑，而不是很突兀地耸立着几栋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的高楼大厦。

     在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当政的15年里，他发起了一场把土耳其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世俗化革命运动。凯末尔一心要把土耳其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按照欧洲的思想和模式进行彻底改造。用民主共和国制取代神权君主专制，用一以贯之的世俗化替代鲜明的伊斯兰传统，用城市和工商业化社会替代农耕经济社会。全盘西化的政策让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迅速跨入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行列，但是在同时，也大大消弱了传统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今天的土耳其积极靠近欧盟，但是多年以来仍然没有被欧盟吸纳为正式成员。它的亚洲身份是它文化的根，然而现代土耳其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西化又让这种根文化色彩逐渐淡化。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凯末尔的全盘西化政策？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不久，国父意识到奥斯曼帝国解体的问题所在。他建立了很多新的规章制度，避免重蹈覆辙。他选择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同时，在他的主导下，土耳其建立了现代化的经济、银行体系。今天土耳其在工业和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国父凯末尔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在文化教育方面，当时土耳其的文盲率很高，是凯末尔把土耳其的文字由阿拉伯字母改成了拉丁字母，因为后者比较易于学习和使用。他还很重视博物馆的建设，在土耳其，每个城市都有博物馆。人们可以通过博物馆去了解过去的历史和不同的文明。今天的土耳其人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能清楚地知晓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为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豪不已。

     记者：我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城市的记忆》一书中经常读到一个单词“huzu”，用以形容伊斯坦布尔人对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失落无助的情绪。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huzu”这个词，一般是指伤心，但是比伤心更深一层，一般是形容情感上的。比如你的爱人永远离开了你，虽然你们之间拥有过一段美好的过去。而这里他是形容不能接受过往的辉煌已逝去的悲伤情绪，因为过去永远不可能重来。

     记者：可能帕慕克觉得很失落。在曾经辉煌的帝国解体后，虽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伊斯坦布尔人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就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这种忧伤不可避免有一点，在当时，土耳其人急需面临的是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摆脱贫困。西化之路常常伴随着告别过去的记忆，但这又十分矛盾。因为过去的辉煌成就无法抹杀，虽然帝国最后衰败了，但土耳其人始终会记得那些伟大的瞬间。今天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希望加强与邻国的纽带联系。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关系都很好，包括与希腊、亚美尼亚的关系都在改善中。我们正朝着复兴之路前进！

     记者：您是怎样定位自己的？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

     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我希望保持所有的元素，既是欧洲人也是亚洲人，既是黑海人也是地中海人。我认为我的根在亚洲，就像一个果核一样，不管外面的果肉如何丰满多汁和柔软，内里面的果核都异常坚硬，就像我对自己的亚洲起源这一点非常自豪。

责任编辑 依布蒂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