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满19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个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默玉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从小娇宠的她也不懂得上班要准时，“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针，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是下午5点钟，我们下班了。”

　　那时，习惯于花钱的她，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上；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19块5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算计。

　　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1949年，金默玉看到了解放军进城。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

　　哥哥们早就离开了北京城，但她没有跟着去。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

　　肃亲王的产业在这些哥哥们手中败落下来，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都一点一点被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100块钱。这100块钱要喂养9张嘴：大哥的4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儿，而她尚未结婚、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生活经验。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价钱就全给卖了。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售，3天织1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默玉开起了饭店。“那年哥哥到了日本，给我和6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斟酌再三，我在自家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后来金默玉改开四川饭馆，“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金默玉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小曲。

　　人生两次最正确的选择

　　1954年，36岁的金默玉结婚了。“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丈夫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我忽然感慨，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要是在过去，她或许早已像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不过，金默玉从小就和她们不一样。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的提亲，冲着他们喊：“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这样的婚礼，或许潦草了些，却是她自己选择的。

　　丈夫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难产而死；第二个妻子因感情不合与他离婚。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家很小，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一意自杀。金默玉的出现让他重新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但没想到，风暴那么快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