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化伊斯兰教育的发展，撒拉族与周围汉、藏民族间的融合使撒拉族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到元末明初时随着经堂教育在中国回族社会中的兴起，经堂教育自然而然地成为撒拉族的主体教育形式。撒拉族定居循化之后，首先修建了简易的清真寺，称“尕拉米特”（意为黑色清真寺）。后经明、清几代的发展，该寺现已发展成为西北著名的街子清真大寺。清真寺的修建，不但能使撒拉人集体礼拜，而且在清真寺这个集体活动场所开始了教育族人的历史。随着撒拉族人口的逐步增加，清真寺也多了起来。据《循化志》记载，乾隆时循化有清真寺73座，住寺人员30余人，撒拉族在历史上基本分为“八工”（“工”为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乡），每个工由若干自然村组成。每个工有一个清真大寺，叫“海乙寺”（总寺），村村有清真寺，统辖于“海乙寺”。每个总寺聘请大学阿訇1人（现称教长），二阿訇1人（副教长或称掌学），招收本工或从外地来求学的满拉（学生）若干名。大学阿訇负责全工的教务，日常给满拉讲授伊斯兰经典，聚礼日和两大节日要对所属各支寺的全体穆斯林讲“瓦尔兹”（讲演或劝戒），教育撒拉族民众要遵循伊斯兰教规，弘扬伊斯兰优良传统，做真主喜欢的优秀穆斯林。所以，民众聚在寺里，由阿訇讲说伊斯兰知识，也是撒拉族一种普遍的伊斯兰教育方式。这种教育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经堂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在清真寺的讲经堂里施行的一种宗教教育。经堂教育的中心是清真寺，教员是清真寺的阿訇，学生大都是本工的少年儿童，教育内容以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圣训”为主，教育经费由清真寺所在工的全体穆斯林自愿捐赠来支持。学生学成毕业后可被聘请到其它清真寺任教当阿訇。经堂教育不但维系和巩固了撒拉族群体，而且也为撒拉族培养了一批批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分子，从而提高了撒拉族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这些在经堂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阿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程度地扮演着撒拉族“头人”的地位，他们不但以身作则地教育引导撒拉人从善干好，也肩负着民族前途的导师职责。清代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就是在阿訇苏四十三的领导下进行的。

    清末民初经堂教育基础上兴起的伊斯兰新式教育冲击着撒拉族人开始向外界发展。

     随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伊斯兰教育仅仅以经堂教育为主体的传统形式在撤拉族中也被打破。虽然经堂教育仍在日臻发展，但新式教育也开始深入撒拉族社会。1932年成立的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在各县普遍设立了分会，循化自不例外。1938年，循化地区先后开办了瓦匠、街子、清水、白庄、查加、苏只、孟达和查汗都斯8所完全小学，学生445人；初级小学19所，学生600人；每校教员平均5人左右，学员多为当地的撒拉族青少年儿童，也有汉、回、藏学生。这些学校中也加设阿文课程和伊斯兰教义课程，有条件的学校还设有礼拜堂。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目标主要是西宁昆仑中学。毕业于昆仑中学的撒拉族青年，有不少返乡任教于各工小学。这种新式教育，不但使撒拉族青年了解了简单的伊斯兰教义，也懂得了汉文化。有了汉文水平，才有条件走出循化，闯荡世界。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撒拉族伊斯兰教育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向了历史的辉煌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撒拉族中得到贯彻落实，旧有的清真寺不但得到恢复，这二十多年来又新建了不少清真寺，几乎村村都有清真寺，截止目前已经达到100余座清真寺，凡清真寺均有阿訇和满拉。经堂教育在这二十年中不但很快恢复起来，而且其人数规模、教学水平及汉文伊斯兰教育的普及率均达到撒拉族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大批的撒拉族青年阿訇又应运而生，这些阿訇不但精通伊斯兰教法，而且懂汉语和阿拉伯语。随着青海省阿訇进修班和青海省伊斯兰教经学院的设立，不少撒拉族阿訇被录取到阿訇进修班轮流培训，还有不少撒拉族青年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开办的阿訇进修班乃至到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留学深造。据估计，近20余年间到这些国家留学的撒拉族青年阿訇达10余人。1993年，在青海省第五期阿訇进修班学习的循化县古吉来清真寺的伊玛目雅古拜 ? 韩维国被选中赴爱资哈尔大学伊玛目进修班深造。他是青海省乃至撒拉族历史上第一位公派留学的清真寺阿訇。这些都是撒拉族伊斯兰教育在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最好例证。

    撒拉族伊斯兰教育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和特征，都因受到地域和撒拉族历史发展的影响，虽对巩固撒拉族伊斯兰信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急需懂得汉文化的撒拉族社会现实需要而言，又有着一定的局限作用。撒拉族尽管保持着浓厚的伊斯兰氛围，但日益开放的中国，将会使撒拉族的青年一代在更加完美的伊斯兰教育制度下走向更加繁荣发展和团结进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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