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儒诠经”活动对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贡献

　　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从事的“以儒诠经”活动对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以儒诠经”活动，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赞赏，不少人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这一跨文化交流举措的进展，从而推进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进程。乾隆后期、咸、同年间的几次“回变”，在官僚和儒士们的心目中投下了阴影。对于中国伊斯兰教，他们大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以儒诠经”活动及其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改变了或者部分改变了清代知识界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儒士何汉敬在《正教真诠·叙》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 “其教(伊斯兰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吾今服其教矣。”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徐元正在《天方性理·序》中说：“天方圣人创之于前，群贤宿学传之于后，白门刘于汉译以授中国，中国将于是书复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以上序文写于清代前期。在清代后期，例如为马复初著作作序的云贵总督潘锋，为《清真释疑补辑》作序的候补知县冷春晨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伊斯兰教进行了善意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而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三部著作，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进呈，其中《天方典礼》曾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刘智的著作在汉族士大夫中引起了更大的反响，甚至受到一些儒者的青睐。如杨斐在《天方典礼》。一书问世时就称赞说：“数十百年来未明之礼，于斯较著。上可报我皇上抚绥之恩，下可以为人心检束之范。刘子之功，于是大矣”。“中华好事者，见天方语言、文字茫然捍格，疑其礼有惊世骇俗、诡异而不近情者”，但读了此书以后，便“化诡异之疑，与经典相为持盾，同归彬雅”。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先生也对刘智等人所进行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努力，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说：“当时刘智等这些人物已经能够通过他们的诠释实践，用古代汉语并通过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把伊斯兰教的经义陈述出来。而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伊斯兰教徒的传统，但是它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有了‘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个层面”。他还强调，“17世纪如此丰富的对话和丰富的资源”对当代的文明对话具有借鉴意义，“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我觉得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很多独到的洞见”。他还把刘智等穆斯林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进行了比较，然后得出如下结论：“事实上利玛窦的策略是要彻底解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即我所理解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是纯有的连续，从草木瓦石到人和神灵都是一气贯穿的)，利玛窦要把这个结构彻底打破，使得儒家学者回到先秦，回到‘天’，回到上帝，因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认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这个概念带进儒家的论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利玛窦的宰制性(colonization)的说法是，一定要打破你的基本信仰，然后你才能接受我的看法。这就使王岱舆和刘智的理论显得非常有价值，因为王岱舆本身是中亚细亚人……但他把整个宋明儒学当作是自家的学问……到了刘智他把那时所有儒家的资源都消化接受，其基本立场是我并不要改变你原来的信仰议程，但是我要用另外一套论说使你相信我的理念：我完全接受儒家的学说，但我认为你还有一见未达。从我从事儒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是不是这条路为从儒学走向超越而外在指示了一个方向?这个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二， “以儒诠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化的某些偏见，进而加深了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使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拥有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民众基础。自唐代至明末，伊斯兰教传播于华夏大地，约有千年之久，普通中国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不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母语，而改用汉语和汉文。可是在宗教生活中，在宗教著述中却一直不肯使用汉文，认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教义只能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表述，用汉文表述便会走样、失真，甚至会丧失其神圣性。而王岱舆等人的汉文译著传播开以后，他们觉得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和表述伊斯兰教教义同样可行，汉语如此丰富，汉文如此典雅，汉文化如此博大，完全适合表达深奥的神圣的宗教理念。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的汉文译著文本，在沟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创立了一套“汉克塔布”。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既保留了伊斯兰教的内核，又适应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和汉文化的叙述特点，易于为生活在汉文化环境中的中国穆斯林大众所接受，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在广大中国穆斯林大众中已喜闻乐见、约定俗成，如“天命”、“天课”、“天房”、“天经”、“天使”、“真主”、“圣人”等，中国穆斯林大众说起来自然、顺口，意义也明确，不致产生歧义、混乱。可以说，中国穆斯林学者特别是明清之际的穆斯林学者历史地担当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中介和桥梁角色，使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互动并进而实现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