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诞生于公元前后的巴勒斯坦。它在向外传播过程中，先后分化为三大支，即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这三大分支在各地的传播和发展，也表现出它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基督教传入中国从唐代“景教”算起共有四次，1300多年的在华传播反映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交流、碰撞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和独特意义。在前两次的传播中，一次是唐代的“景教”，一次是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一次传播历经200多年，直到武宗崇道毁佛，下令灭教结束。第二次传播同新建立的元朝一起入主中原，但也随着1368年元朝的覆灭而中止。这两次传播都是在西方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新教)尚未产生时发生的。第三次传播时期是以明末清初天主教各修会为主的传入，后来基督教(新教)也有传入。这个阶段开始采取徐图缓进的本土化策略，即不急于传教，只交朋友，然后介绍西方器物文明，传教者在语言服饰上注意与中国的“一体化”，接下来要努力寻求天主教与儒教的契合点，基督教获得一定接受。在后来的传入过程中，由于一方面受到中国上层抵制，另一方面在传教士内部又产生传教策略上的分歧，因而最终以中国禁教、罗马教皇维护教皇权威而告结束，第三次传播所取得的成果亦付诸东流。第四次传播时期是鸦片战争前后，这次传播使基督教、天主教等凭借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并获得立足和发展。伴随中西方经济、政治上的冲突，中西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虽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最终完成了本土化即中国化过程，一方面，基督教不断调整自己，逐渐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也渐渐习惯了这个外来宗教，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延续和发展，今天已成为中国宗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使得前期中国的基督教传播并不广泛。民国时期，为了在中国推广基督教，基督教人士积极研究使基督教的礼仪本土化，营造一种表里如一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氛围，推行“本色化”运动，取得了较大进展。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大多数学者认为唐朝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以当时伊斯兰国家元首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位)首次遣使来华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一个标志。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主流文化的碰撞中，不断吸收汉文化的某些成分，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共10个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同时，在汉族、蒙古族、藏族、白族、苗族等民族中也有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人口大约有2300多万，相当于伊拉克的总人口。其中，仅回族就有一千万人。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传入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时，都会与当地的民族文化发生融合，这种融合在人类学上称之为涵化。“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宗教，是统一的。这是就其‘源’而言的。就它与其他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相对而言的。只有这样，人们才得以从人为宗教这一层次上，完整地认识它，并使之与原始宗教和民族宗教相区别。可是，就其‘流’而言，人们不得不从同一‘源’的不同分支、不同的‘流’中作出区分，从而具体认识此‘流’有别于彼‘流’、中国的伊斯兰教有别于外国的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各个不同国家的伊斯兰教又相互区别。如果只知其‘流’不知其‘源’，这使人的认识有所局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之如果只知其‘源’而不知其‘流’，认识同样是空泛的，因为它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无法知晓树木间的差异和区别。 ‘源’与‘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三、“以儒诠经”活动与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其信仰的主体——中国穆斯林起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穆斯林学者和汉族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哲学、教法、教制、历史、文化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其中，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的“以儒诠经”活动具有典型意义，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先河，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伊斯兰教在其发展初期的唐代，就有穆斯林努力学习和适应儒家文化。据《全唐文》卷767记载，唐宣宗时就有来华的穆斯林后裔李彦升考取进士的事。当时一名文人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华心》，文中赞扬李彦升能懂得中国礼仪，是一位“形夷而心华”的人。到了元代，还出现了一批对儒家经典和学说颇有研究的穆斯林学者，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统计，元代著名的穆斯林儒家学者有赡思丁、忽辛、赡思、溥博等人。其中，赡思丁还著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等阐发儒家思想的著作。